在“围城”的辩证迷宫中寻找突围的阶梯

在研究生阶段重读《围城》，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共鸣。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围城”——我们既要在现有理论体系中汲取营养，又要保持突破框架的勇气；既要遵循学术规范，又要追求创新价值。这种张力与小说中的精神困境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我开始理解，真正的学术成长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或接受现有知识体系，而在于通过持续不断的“认知迭代”，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自己的学术坐标。这也是我选择在一场读书分享会上分享此书的原因。

《围城》仿佛面对一面映照当代青年精神困境的魔镜。方鸿渐那张写满焦虑与摇摆的面孔，在今日职场中竟如此熟悉。小说诞生于1947年，却精准预言了当代青年在“内卷”与“躺平”之间的精神撕裂，以及在理想主义与现实压力下的认知失衡。

方鸿渐的悲剧在于他始终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他被留学光环与真实能力的落差困住，被感情选择与自我迷失纠缠，最终困于一场婚姻构筑的心理围城。相比之下，赵辛楣体现出一种“务实理想主义”的生活智慧。他既保持知识分子的追求，又能游刃有余地应对现实。他不盲从制度，也不做无谓反抗，而是善于在原则与妥协之间找到平衡。他的每一次选择，几乎都基于对环境的精准判断。这种“制度敏感度”与“理想落地能力”的共存，是当代青年极需培养的关键素养。

那次读书会分享会让我忽然明白，这种集体阅读体验本身就是对“围城”困境的最好突围。当不同专业的思维在讨论中相互碰撞、融合，我们每个人原有的认知边界都在悄然拓展。方鸿渐若有幸参与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就不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精神孤岛。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既要通过深度阅读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也要珍惜这种思想交流的机会，让他人的智慧成为打破自身认知围城的利器。

最终，我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突围方法论”：破除“一劳永逸”的幻想，接受选择的持续调整；培养“制度翻译能力”，将宏观结构转化为行动策略；确立“价值锚点”，在变动中保持内在稳定。这种突围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种持续的认知升级。

钱锺书先生留给我们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种面对困局的辩证智慧。也许我们终将无法彻底逃离“围城”，但可以通过不断拓展认知边界，在其中获得相对自由——这正是最现实的理想主义，也是最理想的现实路径。

文/高亚麟 北京农学院学生

编辑 王硕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