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原配：育子女三名，拒绝何蕙珍，临终三枚银镯托付陪嫁丫鬟

梁启超（中）

“只有爱情才能使生命保持活力，其他的都只是借口。”——徐志摩

1924年，北京的春天有些清冷。

李蕙仙躺在病床上，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她颤巍巍地拿起一封已经发黄的信，这是1898年，梁启超逃到日本后写给她的。

信里说：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

看着这些话，李蕙仙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她想起了当年在澳门避难的那个雨夜，外面风雨交加，梁家上下都慌了神。

她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思顺，大声对大家说：“别怕，天大的事，我来扛！”

此时的李蕙仙，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她用干枯的手轻轻摸着大女儿梁思顺的头发，眼神挨个扫过床前跪着的几个孩子，最后停在了王桂荃满是泪水的眼睛上。

王桂荃本是她的陪嫁丫鬟，这些年也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王桂荃

李蕙仙虚弱地说：“来喜（王桂荃小名），梁家的孩子们，以后就全靠你了。”

说着，她把三枚银镯子塞进王桂荃手里，这镯子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出生时，特意打的平安锁。

窗外，永光寺西街的木棉花一片一片往下落，这场景让她想起了三十年前。

那时候，在新会茶坑村，也是个雨夜，小儿子梁思成突然发高烧，家里的泥屋还漏着雨，她就一直抱着孩子，整夜唱着粤语童谣哄他。

梁启超在宣武门新会会馆特意为她种下了一棵木棉树。

如今，时光飞逝，物是人非。

1869年，李蕙仙出生在贵州贵筑的一个大官家庭。

她的父亲李朝仪做到了顺天府尹的位置，堂兄李端棻更是晚清主张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

曾经的顺天府尹

1889年，李端棻负责广东的乡试考试。考试结束后，他看到17岁的梁启超写的文章，惊得合不拢嘴，觉得这小伙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当下就决定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当时，副考官王仁堪也想把女儿嫁给梁启超，可惜还是被李端棻抢先了一步。

两年后，23岁的李蕙仙穿着大红色的漂亮嫁衣，风风光光地和19岁的梁启超在北京成了亲。

新婚之夜，李蕙仙摘下凤冠，认真地对梁启超说：“我嫁给你，不是图你的钱和地位，就想和你一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意义的事。”

结婚后，李蕙仙才发现生活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她跟着梁启超回到广东新会茶坑村的老家，一进门就愣住了。

梁家借住的“怡堂书室”就是一间破泥屋，墙皮都掉得差不多了。

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家里连一块像样的砚台都没有，最后还是李蕙仙卖了自己的嫁妆才买上。

可这位出身富贵的北方大小姐没有半句怨言。

她挽起袖子，在闷热的厨房里一点点学做广东的煲汤，还努力学说当地的粤语，和邻居们拉家常。

有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屋顶不停地漏水，把梁启超写的书稿都浸湿了。

李蕙仙二话不说，举着油纸伞站在旁边，为丈夫挡雨，让他能继续抄写。

等忙完，她半个身子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

梁启超

梁启超心疼地握住她的手，写道：

“要是老天爷都不帮我，有你在，就像有了火把，能照亮我前行的路。”

1893年，广东新会茶坑村热得要命，树上的蝉叫个不停。

这一年，25岁的李蕙仙在梁家破旧的“怡堂书室”生下了大女儿思顺。

这可是梁家近三代第一个女孩，婆婆特别高兴，赶紧把珍藏多年的翡翠长命锁挂在孩子脖子上，念叨着：“咱们梁家的学问，以后总算有人接着传了。”

接下来十年，中国到处都在闹变法，李蕙仙的三次生孩子经历，也都充满了惊险。

1898年秋天，是他们最惊险的时候。戊戌

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的消息传来，到处是抓人的消息，当时李蕙仙怀着八个月的身孕。

情况危急，她马上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带着婆婆、女儿，还有康有为的家人，连夜往澳门逃。

在船上，追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她就在摇晃的渔船上生下了二女儿思庄。

路上遇到清兵检查，李蕙仙把维新派的秘密信件缝在婴儿的襁褓里，脸上却镇定自若地说：

“我们妇道人家就是去探亲，官爷也要为难吗？”就这样，一家人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维新变法失败后，李蕙仙带着一家人躲在澳门的小渔村里，在这里，她一边照顾全家，一边教育孩子。

她把《时务报》剪成小卡片，教思顺认字，卡片上写着“变法”“自强”这些词。

时务报

还用康有为送的自鸣钟零件，给思成讲解外国的机械原理。

有一天，清兵突然来家里搜查。

李蕙仙急中生智，把维新派的密信缝进思庄的尿布，又紧紧抱着发高烧的思成，假装镇定地说：“你们要抓就抓这个吃奶的娃娃吧！”

等清兵走了，她才发现思成的脖子烫得吓人，可家里只剩下半碗米汤，她还是先喂给了婆婆。

甲午战争失败后，梁启超一心投入到变法运动中，李蕙仙的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895年，李蕙仙刚生下小儿子没几天，就看着梁启超和康有为带头发起了“公车上书”。

两年后，他们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李蕙仙白天在女子学堂上课，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晚上回家还要帮梁启超校对文章，经常忙到深夜。

1901年冬天，梁家已经逃到日本。

在日本流亡的时候，李蕙仙白天要去横滨女子师范学校上课，晚上回家还得批改孩子们的作业。

这种奔波劳碌的日子里，李蕙仙在榻榻米上艰难地生下了梁思成，因为是早产，孩子特别瘦小，哭声就像小猫叫一样微弱。

梁思成

李蕙仙又心疼又害怕，含着泪给梁启超写信：“要是这孩子养不大，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他！”

也因此，李蕙仙对梁思成既严格，又心疼。

梁思成后来回忆说：

“我十岁那年贪玩逃学，母亲气得用戒尺打我手心。可打完之后，她却躲在屏风后面哭了一整夜。”

梁启超逃到日本后，又去了檀香山。在那里，他遇到了华侨才女何蕙珍。

梁启超

何蕙珍才20岁，英文说得特别好，不仅在梁启超做保皇演说的时候当翻译，还写文章帮他反驳政敌。

一来二去，梁启超对她动了心。

他在写给李蕙仙的信里说：

“要是能让蕙珍当我的英语老师，对我的事业肯定有很大帮助……”

李蕙仙读完信，手不停地发抖。

可她强忍着心里的痛苦，提笔写道：

“你是男人，不用像女人那样守节。要是你真的喜欢何小姐，我就去告诉父亲，成全你们。”

这些话表面上很平静，其实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心。

她太了解梁启超了，知道他最看重孝道，而梁启超的父亲早就把她当成亲闺女一样疼爱。

果然，梁启超很快回信，表示要断绝和何蕙珍的感情：

“感情的事，要懂得克制，遵守礼仪。”

后来何蕙珍追到北京想见梁启超，李蕙仙只是在客厅请她喝了杯茶，从头到尾都没让她踏进内院一步。

1908年，三女儿思庄已经能摇摇晃晃走路了，可李蕙仙却病得厉害，经常咯血。

太医用完脉直摇头，觉得治不好了。

但李蕙仙却还笑着安慰梁启超：

“三个孩子都会背诗了，就算我走了，也没什么遗憾。”

1924年初春，李蕙仙得了乳腺癌，已经病入膏肓，连床都下不了。

梁启超的儿女

她把几个孩子的手都放在王桂荃的手心里，每说一句话都特别艰难。

她先对对思顺说：“你爸说《饮冰室合集》以后要传给子孙三代，你可得帮我盯着点。”

接着对思成说：“营造学社的图纸，都收在樟木箱的夹层里，千万别弄丢了。”

最后对王桂荃说：“让孩子们都叫你娘，咱们梁家没有主仆之分，都是一家人。”

就这样她把三个子女的手和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的手叠放在一起。

傍晚，最后一缕阳光消失的时候，李蕙仙紧紧攥着梁启超当年从檀香山寄来的婚书，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来喜，记得给孩子们做新鞋，鞋底要纳得厚厚的……”

话还没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55岁。

梁启超得知消息后，趴在桌子上痛哭着写下《祭梁夫人文》：

“我在外面忙事业，多亏有你在家照顾，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现在你走了，我一个人，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几年后，梁启超病重，临终前把王桂荃叫到床边，说：“当年蕙仙选你，就是因为你抱着思庄过珠江的时候，宁可自己衣服湿透，也不让孩子沾一滴水。”

王桂荃果然没辜负李蕙仙的托付。

后来战乱不断，日子过得特别苦，可她还是把九个孩子都培养成才了，梁家出了三位院士，成了一段传奇。

1968年冬天，王桂荃在牛棚里快不行了，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三枚银镯子。

王桂荃（中）

后来，梁家的子女在父母的墓旁边种下了一棵“母亲树”。

这棵树的树枝弯弯曲曲，就像李蕙仙的手臂，依然守护着这个家。

每年木棉花开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李蕙仙。

她这一生，既能在风云变幻的维新运动中帮助丈夫，又能在生活里教丈夫说官话、给孩子们缝冬衣。

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真正的爱情，不只是花前月下的浪漫，更是携手为家国奋斗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