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5日凌晨,港英当局派出武装警察300余名,外加便衣、工匠各百余人,携带催泪弹、汤姆森机枪,强行进入时属宝安县的九龙城,强拆民房50余间。从睡梦中惊醒的九龙城民众被杀气腾腾的军警吓得到处躲藏,引起踩踏事件。
30年代的九龙城
消息传到内地后,群情激愤,引起了广东多地的抗议。这一事件再次触发了中英两国政府对九龙城主权问题的交涉。
港英的通牒
实际上,在1948年1月的这次强拆之前,港英当局就曾对九龙城发动过强拆。随着九龙地区市政建设的全面推进,三不管地带的九龙城便成为港英政府的心头的一块钉子,1933年,港英政府决定征用九龙城的土地。此时城里已住进了436人,建起了64所房屋。居民以此地主权在华为由,进行反对,并向当时的宝安县政府和广东省民政厅申诉求援。1934年,1939年,港英当局均曾下令让九龙城的居民搬迁。
1915年的九龙城寨
在1933至1937年间,中英双方断断续续就九龙城的治权问题进行交涉,长达四年,但毫无结果。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华南和香港相继沦陷,九龙城的谈判也就此搁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想以主权国的名义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但因美国阻挠,最终由英国在香港受降。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
日军向港英投降
1946年10月7日,宝安县长林侠子写信给广东省政府主席,陈述关于复治九龙城寨的相关事宜。同月17日,宝安县同乡会请求民国政府接管九龙城寨。11月7日,宝安县政府做了《九龙城寨复治大纲计划(草案)》,不过最终还是泥牛入海。
香港重光后,沦陷期间流离失所的华人难民陆续在九龙城搭建棚屋居住。数据统计,1947年九龙城的居民已有2500多人,是1933年时居民数量的接近五倍。人口密度大,木屋杂乱,加之为三不管地带,此处成为整个九龙的一处隐患。加之,港英当局为扩建启德机场,对附近的九龙城寨,觊觎已久。
50年代的启德机场
当年11月27日,港英向九龙城的局面发出最后通牒,限全体居民于12月11日前尽数搬出,港英当局要对九龙城进行拆屋。实际上在当年五月起,港英当局便接连两次发布类似通牒,但此次最为强硬。
中国的交涉
一石激起千层浪,九龙城的居民纷纷起来抗议,于12月1日齐聚龙津义学,成立了“宝安县九龙城居民大会”,推选了朱沛唐作为大会主席。大会要求港英当局收回命令,并要求国民政府进行外交交涉。12月9日,朱沛唐、陈振州等六名代表带着相关文件前往南头,向宝安县长林侠子(几天后县长就换成王启后)汇报相关情况。
《岭南日报》1947年12月7日
通牒发出后,国民政府的反应也是比较迅速,于11月29日和12月2日,派驻港外交部办事处特派员郭德华前去与港督葛量洪会晤,进行交涉。但港英政府态度强硬,两次交涉都没有有效的结果。郭德华也只能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方面,外交部则向英国驻华大使施蒂文提出交涉。实际上,当时国民政府的表现是比较软弱的,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另一方面,则对民众日趋激烈的言行感到担忧。
《现象报》,1947年12月6日
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致电给广东省主席宋子文,让宋子文管控省内舆论,要求国民党报纸“暂取镇静态度,力避评论”。郭德华也向宋子文提议,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上,让宝安县调查九龙城里的木屋是否有在县里进行业权登记。
作为“封疆大吏”的宋子文,将外交部的命令执行到底,一直寻求外交斡旋,并对舆论进行限制。
港英的得寸进尺
12月5日,港英当局派出大量警员进入九龙城,肆意围捕居民代表,并拒绝记者与城内居民接触。12月11日,港英当局向九龙城发出71张传票,勒令居民16日到九龙裁判司接受调查处理。当地居民接到传票后,立即在龙津义学前召开会议,决定不予理会港英的传唤,等待国民政府交涉的结果。
龙津
12月16日,九龙裁判司发出裁决告示:“凡市民占用政府公地,或在政府公地建有建筑物,未经政府许可者,概由警务处长与工务司商定日期,由警务处长督使各该市民迁离该建筑物,并于必要时得强制执行。又各该未经政府许可之建筑物,概由工务司定期将之拆毁。拆毁之后并由工务司自行酌夺,督使将其移去。”
软弱的外交
在得到消息后,郭德华于17日再次与葛量洪进行交涉。交涉过程中,郭德华的表现十分软弱,只提到走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随后,郭德华甚至向外交部提议,由我方先拆除港督所称的“不良分子”的“非法占用城内工地”建筑。而外交部的态度则更为软弱,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双方均该保持克制,不要有过激的言行。
《岭南日报》,1947年12月22日
12月24日,郭德华发表声明,声明主要为两条:一、等待政府交涉,政府会解决的;二、现在那些木屋的业权,已经让广东政府进行核实,如果属于“违建”,那九龙城的居民就只能认命了,中国政府不会保障这些“非法”利益。
声明发出,舆论哗然。连原本对此事谨慎发表意见的香港中文媒体都直接表达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更何况九龙城的居民了。香港《工商日报》直接开骂道:“不图一个小小的九龙城问题,而竟办得如此糊涂,最近所发出的声明,其实反不如不发表”。
野蛮强拆
看国民政府如此软弱,港英当局便更无顾虑了。1948年1月5日凌晨四点,强拆行动开始。实际上,九龙城的居民是知道当天港英要来拆屋,在4日的时候,便已开会应对。但没想到港英当局不讲武德,于城内居民熟睡时发起总攻。
《岭南日报》,1948年1月6日
当天,九龙警司施冰劳率队乘六辆冲锋车及十数辆大卡车秘密进城,所有人佩戴防毒面具、钢盔,手持藤牌及携带催泪弹。进城后便由工人将东西门的数十间木屋拆毁。港英当局还在城内竖起“催泪”(两块)、“速即离开否则放枪”(十二块)字样的木牌,已警告居民。
朱沛唐与居民代表刘义夫在和帮办麦当努交涉过程中,因语言不通,与之发生冲突,被押往九龙警署。据报纸记载,当时朱沛唐挡在麦当努前,宣称此处系中国领土,港英政府无权干涉。
在没人指挥的情况下,城内居民毫无办法,只得眼睁睁看着工人强拆自己的家园。实际上,在拆除的过程中,一些工人是不忍动手的,在外国督办的敦促下,最终还是服从指挥。
1948年1月7日,《现象报》
为了追求效率,工人们先掀屋顶,再砍四柱。被强拆的居民在苍茫间只得冒险进屋搬家具。一时间妇孺的哭泣声响彻全城。天亮时,拆屋工作还没结束,为了减少影响,港英当局暂停拆屋,于6日凌晨继续强拆工作。据统计,两天共拆除房屋54间。
居民请愿
强拆事件发生后,九龙城的居民代表分批前往外交部驻港办事处和宝安县城报告情况。此时在港的郭德华避而不见,只派了秘书会见代表,表示会继续交涉,并会前往九龙城察看情况。5日夜里,郭德华一直“按兵不动”,久等的九龙城居民怒气更甚,于6日集结50多人前往驻港办事处请愿,表示如果郭德华不露面,他们便不走了。
《现象报》,1948年1月8日
无奈之下,郭德华接见了4名代表。代表们提出了居屋被拆之交涉、居食救济、释放被捕代表、在九龙城内居住与行动自由等4项请求,要求郭德华答复。软弱的郭德华含糊其辞,居民代表只得另想它法。当天,九龙城居民发表血泪陈情书,呼吁全国各界予以声援。
《现象报》,1948年1月5日
5日当天,宝安县便组织起了后援会,声援九龙城居民。
两地舆论
面对着汹汹民意,宋子文也坐不住了。他叫广州的报纸发动舆论攻势,将锅甩给外交部和郭德华。面对甩锅行为,外交部长王世杰也只能强硬起来,12日,他密电宋子文,称当天已召见英驻华大使,让其致电港英当局交涉期间暂停一切行动。
宋子文
除了政府喉舌,广州的其他媒体也出来抗议,纷纷痛斥港英当局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而一直忍让的香港华文媒体,也发文抗议,并痛斥民国政府外交软弱行径。事件发生当天,《新生晚报》就直接痛骂:“自胜利以来,最大的耻辱,是由宋子文、王世杰出卖了外蒙,今日又再由王世杰、宋子文送掉了九龙城!”
6日,《华商报》在社论中痛批,称一个月以来外交部就只会打官话,而广东省和宝安县就只会依照上级的指示,外交部驻港办事处更连“主权”和“业权”都分不清。在社论最后,《华商报》还直接怒骂“九龙城这一悲剧的造成,至少给本港和海外侨胞又一个严重的教训,使大家更明白南京政府是怎样一个辱国殃民的政权了”。
二次强拆
尽管外交部已和英驻华大使交涉,但就在当天,港英当局发动二次强拆。
第一次强拆之后,部分居民拿着拆剩的木料和帷幕,在九龙城搭起了临时住所,以示抗议,并等待中英双方的交涉结果。
12日,港英当局以居民违反法院命令乱搭房子为由,派了15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带着真枪实弹、催泪弹和防毒面具,还跟着几十个便衣和拆迁队,再次冲进九龙城强拆临时棚屋。
《岭南日报》,1948年1月13日
而这次居民们早有准备,上百人聚集在东门口跟警察对峙。大家用石头当武器,在惜字亭附近和警察展开拉锯战,你来我往打了六七回合,僵持了半个多小时。警察眼看压不住场面,竟然直接开枪扫射,还扔催泪弹驱散人群,把二十多间临时搭的棚屋全拆了,连拆下来的木料都用卡车拉走。这场冲突造成十多人轻伤,两人重伤。
更过分的是,事后香港警察把整个城寨都封锁了,进出的人都要被搜身盘问,连外面送来的救济物资都被拦下。无辜居民只能睡在废墟上,处境非常凄惨。
《中山日报》,1948年1月13日
13 日,九龙法庭无理判决拒绝拆屋的居民代表朱沛唐、刘毅夫服苦役3个月。据相关报道,两人于监狱曾被殴打。
外交后援会的建立
二次强拆发生后,群情更为激愤,有广州媒体甚至将此次事件与“沙基惨案”、“九一八事变”做类比。
《大公报》于 13 日在头版头条上以《九龙城内港警逞凶,拆毁陋屋枪伤同胞》为题报道了该事件。《申报》13 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九龙城事件突恶化,港警竟枪击我居民》,《中央日报》15 日发表社论《抗议九龙城事件》谴责香港政府的暴行。
而外交部也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指示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向英方提出抗议,要求英国政府迅令香港政府释放被捕居民。
《岭南日报》,1948年1月12日
相比宋子文的不作为,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任高信则是出动出击。二次强拆前,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召集了30多家社团,开了一次座谈会,宣布将此前已经成立的省后援会和市后援会联合起来,成立粤穗各界对九龙事件外交后援会,以发扬广东革命精神,争取外交胜利。随后,先南京行政院、外交部通报此事。
1月12日,外交后援会在律师工会礼堂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委员会议,并通报当天发生的二次强拆事件。高信表示,鉴于港英当局的表现,后援会应行动起来,发起游行抗议。会上还成立筹募委员会,负责募捐。
《南海日报》,1948年1月13日
当宋子文知道后援会准备发起游行后,于13日约见高信等人,希望他们不要不要把事态扩大。当然,他也不想背负阻挠游行的责任,但他希望游行时务必保持安全,不能扩大事态,不要经过沙面(当时外国在广州的驻华使馆所在)及“沙基惨案”的发生地六二三路。在得到与会人员的保证后,宋子文便允许游行。
国府担忧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发起声援活动,南京国民政府非常担心出现过激行为,特别是广东。南京国民政府则召开多次会议,商讨以外交关系解决九龙城事件,并通电英国政府,让其下令港英方面释放被扣押的九龙城民众。
《中山日报》,1948年1月15日
1月14日,宋子文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出密电,将广州方面应对九龙城事件的最新进展做了汇报。他表示,经与广东、广州两级党部及相关人员开会后,最终决定:
①由省市党部在背后秘密指导游行,既要让群众发泄情绪,又要防止失控;
②不和香港彻底断交(担心影响太大),但要求外交部硬气起来跟英国人谈判;
③派省府委员萧次尹带慰问团去九龙城,先垫付5亿救济金,给被强拆的居民给予复位。
同日,行政院特向广东省政府发出密电,要求广东省务必安抚民心,以免过激事件的发生,产生反英运动。并且,必须保证英国使馆以及英国侨民的安全。
游行前的准备
14日,外交后援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商议游行路线,这个路线依然会经过沙面和六二三路。消息传到宋子文处,宋子文大为恼火,立即召见高信等人,要求修改路线。15日,后援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修改了游行路线。
为了保证游行不出乱子,市党部于14日下午3时特召集广州市内包括市学联、中山大学、珠海大学、中华文法学院、法商学院、国民大学等在内主要专上院校的学生代表,在市党部召开座谈会,要求学生务必按照既定路线进行,控制情绪,不要搞出额外风波。
《中山日报》,1948年1月15日
在15日上午召开的广州市党政军联席会议及特种情报处第95次常会上,市党部把游行一事提出讨论。会上对游行路线亦作严密布置,除武装宪警尽量出发维持秩序外,特安排特情处各单位,届时派出便衣人员,或乔装学生混入队伍,从中监视。
沙面事件
1月16日上午10时,广州各界民众在“粤穗各界对九龙事件外交后援会”的组织下,举行声援游行。游行原定路线不包括沙面,但在中山大学学生等的带动下,游行队伍偏离预定路线,涌入沙面。
游行队伍到达沙面后,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发生冲突。学生和群众高呼口号,用石块打破英国领事馆的玻璃,扯下英国国旗,推倒花园围栏,并焚烧文件。随后,人群攀越领事馆围墙,破坏门窗,殴打英人,焚烧了英国新闻处、渣甸洋行和太古洋行等建筑。
广州沙面
当时在沙面维持治安的仅有警察30余人、宪兵30余人,警备司令部派来的2排士兵在误判形势后撤离,导致现场秩序失控。警察局长黎铁汉请求增援被拒,只能向省主席宋子文求助。
沙面事件中共有六名英籍人士受轻伤,焚毁房屋4间,受损单位包括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渣打银行、渣甸洋行和太古洋行。
沙面事件使国民政府在九龙城问题的外交上陷于被动,一场原本正义的示威行动演变成外交事件。事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当局为消除不利影响,下令新闻界统一口径,不得刊登相关不利新闻、评论和照片。
其他地方的支持
除了广州,南京、上海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事件。1月14日,被视为国民党“党校”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学生向外交部请愿,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以维护国家主权。15日,政大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连校长顾毓琇都加入队伍。
上海市学生于英国使领馆
17日,上海全市学生汇集外滩,举行大游行。学生们突破重重障碍,成功逼迫英国使馆降下英国国旗。学生队伍到达南京路、西藏中路交叉口开阔的街头,2万余学生汇集在一起,数万市民紧紧地围在四周,形成了十分壮观的场面。
无果的结局
实际上,在沙面事件爆发前,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英驻华大使施蒂文已经达成初步协议,即将寨建成公园,另择它处安置居民,公园中兴建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
然而,沙面事件的爆发,让国民政府再次陷入被动。伦敦时间1月16日晚,英国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指控中方纵任煽动分子,以致沙面事件的发生,要求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有效办法,保护英侨。
《中山日报》,1948年1月18日
软弱的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对舆论与民众运动收紧控制。行政院院长张群与王世杰商定,要严惩纵火暴徒。根据相关报道,共有20多名游行群众被捕并受起诉。蒋介石还将17日上海学生游行,迫使降下英使馆降下国旗的事件与义和团类比,让国民党喉舌发动舆论攻击。
1月2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居民,撤掉围城的警察,赔偿九龙城居民的损失,惩处开枪的警察。而英国驻华使馆也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中方告知英方沙面事件的调查结果,惩处肇事者及予以充分赔偿。
《国华报》,1948年1月21日
之后,双方一直就九龙城问题进行拉扯,最接近解决的办法的则是于原地建造“同盟公园”,以悼念二战对日作战时牺牲的盟军将士。但中英双方又因治权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拉锯。
之后,英国内部对九龙城治理的问题也进行讨论,最后港督葛量洪“维持现状”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中英双方在治权问题上没有突破,又开始就事件赔偿问题而互相指责。
《广东日报》,1948年5月5日
南京政府最后一次向英方提出九龙城问题是1949年2月,郭德华建议由香港政府先承认中国对城寨的主权然后中国政府再请求香港政府履行管理权。英国对此未加理睬。而1949年4月,英国还在追讨沙面事件赔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6日,宝安县解放,19日,深圳镇解放。29日,九龙城自发升起了五星红旗,以宣告对人民政权的拥护。
尾声
自1948年1月12日起,港英当局就再没对九龙城进行强拆工作。之后,九龙寨城逐渐变成九龙城寨,成为港英时期香港最混乱的地方。
七八十年代九龙城寨鸟瞰图
1987年,中英双方达成共识,拆毁九龙城寨,将居民安置到别的地方。1993年,5000名港英政府警力抵达城寨,这场集抓捕、清除、拆迁、改迁为一体的、史无前例的“出警”,历时1年,扣押了近万人、花费了27亿港币,将在这座80多年的“黑暗之城”夷为平地。
1994年九龙城寨拆除后,此地划入了香港的九龙城区。不久开始修建九龙寨城公园,1995年九龙寨城公园修建完成。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九龙寨城公园成为香港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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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948年广州沙面事件之经过——以宋子文档案为中心》
《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
《大公报》《中山日报》《广州日报》
《现象报》《岭南日报》《国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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