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志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文 | 区志坚

学术的发展，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为教员与学生的学问相传，二为建立安稳的学术机构，如大学课程及学系的发展。借大学及学系提供的资源，网罗师资、广收学生，学系成为一个团结师生的凝聚工具；又或一些师生组成学术组织，如学会等，使在大学行政机构及课程以外，另有一个师生相聚、相讨学问的地方。又因为师生共同参与学会活动，或出版学术刊物，不独增加师生学问上的交往，更使学生多了解教员的研究成果，学会也成为团结师生的另一个重要力量。

此外，学术的发展，也有赖于学术领袖的出现，学术领袖领导学术组织的发展，培训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学术研究方法及观点的“典范”，成为学生进行研究的效法对象。师生遵循着学会成立的宗旨，若学会没有成立宗旨，则从师生间团结一起，以同一机构的名义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刊载的发刊词，或弁言，或序中，可见这些学术工作者的治学精神，这些序言或弁言，又成为团结师生的工具及师生进行研究的指导方向。故学术发展，有赖于学术机构，也有赖于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学术刊物及学术刊物上的发刊词，或弁言，或序。学术研究蔚然成风有赖于师生间学问的传承关系，而在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教员所传授的知识，又成为学生吸收知识的重要途径，学生往往因吸收不同知识及各自不同的研究兴趣，又开拓了师说。总之，学术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学者思想的传承因素，另一方面有赖于学术机构的发展。

本书以1919年执教及就读于南高史学部的师生为探讨对象。

其一，南高不仅是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史上较早出现的师范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寓师范教育于专业之中”的机构，“南高诸师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南高成为一个结合师范教育专业发展及学术研究的机构。

借研究南高史学部的发展，可见中国师范教育传统与南高治史风尚形成的关系。南高师生的治史风尚，主要是结合了道德教化及求实用的治史目的，这有别于其时北大以专科训练为主及“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风尚。北大的治史风尚，以考证文献为主，力求文献的真实，往往认为史学不再是圣皇的载道工具，从而得以澄清史料的真实面貌。

其二，南高昔日为晚清三(两)江师范学堂，于1915年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其后又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至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虽校名屡易，但学风在中大成立之前相为传承，主要朝向“寓师范教育于专业之中”，其中1919年后史学部的发展，尤见近代学术自传统史、地合一，发展至史、地分途的专科发展特色。盖文史地部的前身，为国文史地部，自1920年，史地部脱离国文部，独立提供专科知识，及至1928年后地理学系进一步倡言独立，把昔日属于史学系开设的人文地理及经济地理的科目，改由地理学系开办，由此可知史学系及地学系渐趋于学术专科的发展方向，又可知南高史学工作者自中国传统结合治史地学的特色，发展至史、地分途研究的情况。

其三，重评南高史学工作者的地位。当时学术界认为：“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通中西为职志。”

就读南高的学生王焕镳也说：“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朝野时彦，拾近世西洋论文论政偏曲之见，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谓不足存……当是时，南雍诸先生深膑太息，以为此非孔孟诸子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创办《学衡》杂志，昌言抵排。”以上文中所言“南雍诸先生”，就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南高史学部的一群教员及就读其中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风尚与代表北方学风的北京大学相抗。然而在北大教员胡适、陈独秀及日后燕大的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的背景下，南高史学部师生的言论及治学方法，被认为“保守”，在研究领域上，不独不注意其学术地位，更贬斥他们的研究成果。

本书借研究南高史学部的“精神领袖”柳诒徵，以及被柳诒徵视为“执教南高，历有数年，以张、缪、陈、郑诸子为得力最深，用功最勤”的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的治史特色及方法，可见师生们治史方法的传承与开拓之关系，也从中得知不可以简单地用“保守派”或“守旧派”这一类形容词来概括他们的治史特色。

同时，他们虽有其不同于北方学者的治史特色，并曾反对北方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柳氏也没有介绍西方学术成果，但他们也鼓励学生积极吸收中外史地知识，扩阔国人的视野，《史地学报》的创办就是一例。南高主修史学部课程的学生也致力援引西学，借西学知识，重新诠释及保存中国文化，并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地位及意义，实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史特色。故不可片面指斥他们为“保守派”的学者，并在研究领域上加以轻视。

其四，本书主要从传统学术发展至近代学术的脉络，研究南高史学的形成及治学特色，从中可见南高史学工作者一方面传承中国传统学术、弘扬道德教化及注意学术经世致用的特色。

另一方面，他们也吸收及运用西方史、地、哲知识，进行史学研究，实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特色。故不可因南高史学工作者反对以北大为首的新文化运动，而片面地认为其属于“保守”的学者，并忽视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应该视他们为民国史学界甚具治史特色的学术工作者。

除以上四点，南高史学甚具学术特色；但若探讨南高史学的特色，应先探求南高史学出现的原因及时代背景。

南高史学的出现，固然与南高秉承晚清三江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传统有关，且受到南高史学“精神领袖”柳诒徵教导的史学方法及研究观点所影响。同时，因柳氏执教南高，学生了解到江浙先贤顾炎武、顾祖禹及章学诚治历史地理学、方志学的特色及要义，尤其顾炎武提出的求通观及学术致用的观点，及章学诚对方志学的看法，更成为南高史学工作者治方志及史地学的知识来源之一。加上南高邻近江苏国学图书馆，馆中藏书以收藏江苏、浙江两地明清文人的文献、方志为主，而南高史学工作者又多往馆中借阅藏书，日后也因得阅此地藏书，并多推动研究地方文化的工作，故江浙学风、藏书事业的特色亦成为南高史学工作者吸收传统学术知识的途径。

至1919年五四事件爆发，国内出现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言论。随后，在反传统学风带动下，出现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认为昔日被奉为道德圣贤的形象，如舜、禹的圣人事迹，均是后人伪造的，并怀疑经书、史书所载的古史的真实性。学界既出现了批判传统的言论，由是激起了支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及圣贤道德教化的言论。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学术界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及重视西方文化而轻视东方思想的弊点，由是国内外出现一股提倡中西文化调和的思潮。而执教南高史地学部曾留学美国的教员，一方面反对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被中西文化调和论的思想所影响，由是多探求及实践西方学理。而他们开设的课程均是史学部学生的必修科目，故使南高史学部学生得以修读这些留美教员执教的科目，从而吸收西方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知识。例如，学生修读刘伯明开设的哲学系课程，便能学习西方哲学及结合哲学与历史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修读竺可桢开设的地学通论及人文地理科目，可以了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知识；而修读徐则陵开设的西洋史一科，能够学习西方历史学及历史教育学的知识。

南高史学的发展除了以上所述及的时代背景及留美教员传入中外史地学的知识，更有赖于学术机构的发展。

1902年三江师范成立，历经南高、东大、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至1928年中大成立，这几所大学虽然校名屡易，然均在同一地址上兴筑，其间学系虽有增减，但南高的史学部、东大及中大的史学系，均在同一地点上发展。史学部教员的办公地点，史学系的上课地点，以及学生举办课余活动的地方，自南高至中大，均是相沿不改。南高史学部师生创办的史地研究会，以及日后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其收发文稿的地点及师生聚会的地方，也是没有改变。南高的史学部，乃至中大的史学系，可视为一个学术发展的整体。

另外,随着专业学科的发展，南高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自史地结合，至史地学分途发展的情形，而南高史学最初奉行“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而最终史学与地学分途发展，由是使南高史学工作者也自团结一起至分散各地，最终出现南高史学结束及瓦解的情况。

1915年至1931年，南高史学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1915年至1918年，为南高史学发展的孕育阶段，南高国文史地部成立，聘任南高“精神领袖”刘伯明及柳诒徵执教其中。南高也从辛亥革命(1911)之后，渐次复完，学制及课程日渐设置，并确立了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

1919年至1925年为南高史学发展的成长阶段，于1919年入学的学生有张其昀、缪凤林及陈训慈，此届学生被认为是柳氏执教南高期间“最优秀的一班”；至1921年又有郑鹤声入读其中。

而以上四人的治史方法，既受柳氏称誉，也多有传承及开拓柳氏的地方。在南高史学部学生中，以上四位学生在求学阶段，或是毕业之后，均积极参与及协助南高史学工作者出版学术刊物及成立学术研究会。此阶段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及出版的《史地学报》，提供了南高史学部师生首次合作的机会，然而此阶段亦出现了南高史学工作者分散各地的现象。

首先，1923年，南高文史地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相继离校，在缺乏人力支援下，史地研究会已出现人手不足的问题；其次，“精神领袖”刘伯明病死，已使南高顿失重心，尤其自1925年东大发生学潮，另一位南高“精神领袖”柳诒徵也因此而离校，顿使南高史学工作者缺乏领导人物。

1926年至1931年为南高史学发展自学术专业化步向瓦解及结束阶段。自学潮后，柳氏北上，但他借出版《史学与地学》及借助东大史学部使南高史学部的毕业生再次团结，并以继承史地学研究方法为职志，延续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的办报精神，继续提倡“史地通轨”及史地教育，借史地学研究保存中国文化的特色。

1928年，柳诒徵、缪凤林及陈训慈先后执教中大史学系，成立中国史学会，及后郑鹤声也因任职南京教育部，参与南高史学者的出版工作。因感竺可桢于1928年提出“史地分途”及使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二科脱离自史学系，改从属于地学部之下，又出版《地理杂志》，柳氏便与缪、陈诸学生于1929年出版《史学杂志》，欲重拾“史地通轨”的治学方法。而自1928年竺氏发表使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脱离史学系，改由地学系开设的言论后，张其昀也于此年秋天，自执教史学系，改任教至地学系。加之，《地理杂志》又于1928年出版，故此年代表“史地分途”的先声。

同时，《史学杂志》出版至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没有继续出版；而自此年以后，柳氏主要的工作地点为中大国学图书馆，而不是中大史学系。陈训慈也于1932年改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其后郑鹤声任职国立编译馆，只有缪凤林一人自1931年至1947年仍执教中大史学系。自1932年后，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及柳诒徵再没有以中大史学系的名义出版学术刊物，也没有一起工作于中大史学系，没有一起组织学术研究会，就此可见从1932年开始，南高史学已进入学术分途发展的阶段。《史学杂志》成为南高史学部师生合作出版的最后一本学术刊物，而南高史地通轨的瓦解及结束，也主要是学术研究趋向专业化所致。

虽然南高史学于1931年秋天之后，已步入瓦解及史地分流发展的阶段，但从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学衡》《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及《史学杂志》上发表的言论中，仍得见他们的治史方法及观点有以下特色：

(1)在研究范围上，介绍及研究中外历史学及地理学、历史教育、地理教育及地方史的知识。

(2)致力介绍中外传统文化及道德思想。

(3)在治学的取向上，一方面涵泳中国传统史地学，另一方面从西学中汲取养分，对中国传统史学，多采取信古态度，而不取疑古史学的观点。

(4)在资料的运用上，以史籍记载为主，多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史。

(5)在研究方法上，多援引西方学术，重新阐明中国文化的特色。

虽然在介绍西方地理学、历史学及哲学思想时，不免有“半生不熟”的情形出现，但在中西文化及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这类适应是必需的。而在涵泳传统中国史地学的部分，虽有所爱于经世及取信于史籍，难免在学术上缺乏批判及怀疑史料的精神，也难免在学术客观与政治现实之间略有所倚，但处在当时的环境中，似亦无须苛求。整体而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南高史学工作者所办的学术期刊，师生间传承与开拓的治史方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提倡历史学、地理学、历史教育学、中国史学的研究风气上，南高史学确然经历了自传统结合史地学的研究过渡至史学、地学专科研究的发展，自史地文献考据过渡至人文地理学、地理教育学、历史教育学。而在研究范围方面，南高史学也确然经历了自古代史学过渡至近代史的过程。至于研究工具方面，南高史学经历了自文献资料发展至兼习民俗、出土遗物。最后，南高史学经历了自发展中国史学至兼集中外历史的过程。由此可见，南高史学发展确有其阶段意义。

总括而言，南高史学工作者，既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又力重道德教化及史学致用的特色，且介绍了西方史地学的研究成果及方法。

虽然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方法，不同于只提倡问题取向、“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只求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也不同于借治史求致用的现代学术研究观点有关现代学术的研究特色；然而也不可简单地以“保守”“守旧”之词，概括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特色。他们不独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史学的研究，并且积极介绍西方历史地理学、历史教育学及哲学思想，故从传统学术与西学的接触上，南高史学者确有其一定的阶段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