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迈：我出卖我自己，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右起：林彪、金敬迈、江青
欧阳海（前左一）和战友合影欧阳海陈毅和张茜陶铸和曾志江青和张春桥金敬迈和江青在天安门城楼金敬迈和毛主席握手

口述：金敬迈

金敬迈（1930~2020），江苏南京人，1949年参军，历任四野后勤部文工团、西南军区文工团演员，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创作员，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创作员。著有代表作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其中《欧阳海之歌》发行量近3000万册，创下当代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1968年遭迫害入秦城监狱，1975年在农场劳动，1978年平反，后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专业作家。

我曾是一名部队里的话剧演员，因为排练时伤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来尝试写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为专业创作员。

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苦于不能为主人公推出一个“高潮”，找不到一个“最强音”，当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完全出于偶然，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大事故”：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祸及整个连队，连“四好”也评不上了。

那年月，评不评“四好”可是头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

短短五六天的采访，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强音”：和指导员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强音。

夜以继日，用了28天，我写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并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宣传动态》上，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看见了，大加赞许，说我的体会是《讲话》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欧阳海本来是一个普通战士，虽说是因公而死，但没有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出现，估计他永远也成不了英雄。

当然，我捧红了欧阳海，《欧阳海之歌》也让默默无闻的我，一夜之间也成为名人。

于是，我“红”了起来，开始处处引人注意，用后来的话说，是“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听的。我曾是话剧演员，朗读是我的本行，读自己的作品更是读得有声有色，我自己边读边哭，他也听得泪水涟涟。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辑，从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马上付印。稿子正要印，问题来了。我的一位老首长，当时是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大约一眼看穿了我隐藏得极深的“抗上”右的实质，就说：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欧阳海不能反对他的指导员。指导员是“党的化身”，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

两天两夜中，我一气改写了六万多字。这是无可奈何的修改，为了不让指导员有“品质”上的问题，我把一场严肃的思想上的冲突和品德上的差异改成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样，我违背了我，作贱了自己的良知，我改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尾。

总政文化部的那位领导看后却很满意，他说，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听指挥，领会上级的意图快。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书。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领导上通知说，陈老总要接见我。其实前几天，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详细交代过，说首长如果发问，你应该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

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陶铸政委和曾志，还有吴芝圃、王匡等几位负责人。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说：

“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问我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应。

我汇报说，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

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

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

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预料，陶铸同志笑着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陶铸望着陈毅道：“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张报纸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欧阳海之歌》很红，红在它生动地“宣扬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几段“语录”，后来却越加越多。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进了两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冲淡”一下，绝没有搞什么“两个司令部”的罪恶意图。真的没有。

记得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时，在座的王匡同志简单地说了几句，意思是书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还说，再过些年你就会明白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欧阳海的童年和成长，后半部分生硬地贴上了很多“语录”。评论文章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后半部分大加赞扬。王匡同志的几句话，有胆有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个气氛，部队按上级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当时的“生活的真实”。但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说，我也假装没有听懂。

1967年4月，接到总政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北京，等候首长的召见。

那一天，我被召进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屋里坐满了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

没等我坐下，江青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这劈头几句，真把我吓傻了。我没有敢申辩，幸亏没申辩。

“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修那部《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故意没给你指明，只说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看见我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总理拐了个弯说：“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50万册《欧阳海之歌》印好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不删去《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不行！”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听总理的。”她换了个口气，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望着我说，“来来来，今天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我们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满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谁也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就凭我的那点觉悟，那点水平，就看我当时的处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软乎乎的轻骨头，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战战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萧华主任送钓鱼台审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预料，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就把修改过的《与人为善》全文发表了。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来的一切就像我当年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了首都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负责人”没当几天，江青说：“起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

果然，没过多久，前后也就是四个月零三天，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里，14道铁门层层锁住，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2684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485天——两项相加，3169天。

金敬迈

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吧！“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欧阳海之歌》总共发行了大约两三千万册，《收获》发给我2040元稿费，解放军文艺社不发稿费，只给了点修改费和样书。我除去还了300多元的账以及买了一台收音机外，交了1500元党费。后来发的200元修改费，我也全数上交给党小组了。

1967年在北京时，妻子不知从哪儿东挪西凑了600元给我寄去，存在沙滩一个储蓄所里，是给我交伙食费和买烟抽的。谢富治签署逮捕令时，通令全国所有的银行“冻结”金某人的存款，以为我是个“××万元户”，其实，我们全家就那600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战友们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满头白发，拿着“平反通知”，步履蹒跚地从沙滩储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这多出来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军文艺社之嘱，将《欧阳海之歌》又删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重播《欧阳海之歌》。我随《神州风雷》剧组去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见到了邓颖超。她对我说：

“前不久，听到天津台又在播《欧阳海之歌》，我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些年来，我们到处打听你，知道你是被他们抓起来了，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可惜呀，总理没能再次见到你。”

邓颖超还问我，关了这么多年，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谢她的关心。

1980年的2月底还是3月初，为刘少奇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很多人都激动不已，我也处在激动之中。是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临终的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迹，我真心实意地感到惭愧，羞于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