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7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把纳税人的钱用在职业学校、州立学校上。她说,美国更需要的是电工、水管工,这些符合美国经济建设需要的学生,“而不是哈佛大学的LGBTQ专业研究生”。
从经济学角度看,美国白宫强调职业教育而非高等教育的现象,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经济结构调整与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从制造业的角度看,需要的是大量的产业工人配合精英实现治国;如果从AI发展的角度看,AI指挥、设计、策划的成熟度或许会早于大规模的生产力替代,因此依然需要的是产业工人;如果从当下美国政策需求来看,面临的成熟技工荒,这导致即使苹果回归生产,其也很难一下凑齐产业工人,而美国的制度,能吸引全球70%的顶尖人才,所以,美国面临的是底层用工问题,而不是高层用工问题。
接下去,我们细致的说说:
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近年来面临严重的技能短缺问题,尤其是建筑、制造业等领域。根据 2023 年数据,美国建筑行业缺少 65 万名工人,制造业存在 80 万人的用人缺口。
尽管这些行业薪资显著上涨(如技术纯熟的建筑工人年薪达 12.5 万美元,西方蓝领比白领贵很常见),但劳动力供给仍无法满足需求,这导致美国的市政施工类订单,动不动就延期1-2年,甚至夸张的3-4年,这大大拖慢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部分高等教育毕业生,尤其文科专业,正面临就业困难或薪资偏低的问题。在2022 年时,美国高校颁发的学士学位中,工商管理硕士等学位与未来十年劳动力市场需求就已经不完全匹配,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学位虽需求旺盛,但专业供给却严重不足。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与职业的关联强度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回报!研究表明,在职业教育系统强大的国家(如德国),职业匹配的收入溢价显著更高,而美国由于通识教育系统占主导,教育与职业匹配对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弱。
在德国,高中职业教育毕业生若从事匹配职业,收入优势明显,且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未来技能升级路线也非常明确;而美国社会科学等专业与劳动力市场关联较弱,毕业生可能面临更大的错配风险。白宫强调电工、水管工等职业教育,正是因为这些领域的技能需求与劳动力市场关联紧密,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拉动GDP。
二、经济结构调整与政策导向:从 “去工业化” 到 “再工业化”
拜登政府在大感冒期间的 1.2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推动了道路、桥梁、电网等领域的大规模建设,直接拉动了对建筑工人、电工等技术人才的需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近年来推动制造业回流,又进一步加剧了对高技能技术工人的需求。
然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年轻一代因对 “重体力活” 的刻板印象而不愿进入该领域,导致供需矛盾加剧。
其实这种情况,美国政府早有预计,很早就通过立法长期支持职业教育,例如《卡尔・帕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法案》强调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并通过联邦资金引导各州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
特朗普的白宫计划将纳税人资金转向职业学校和州立学校,而不是哈佛等大学,其实质是想快速填补技能缺口,提升经济竞争力,并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反思,将教育专业与经济建设需拉平,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
此外,应对中国也是主要目的,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023 年职业院校在校生近 3500 万人,每年培养超 1000 万名毕业生(真实教育水准,我查不到数据)。政府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如增加理工农医比例)、推动产教融合等措施,提升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2024 年,全国高职专业布局调整新增 6068 个专业点,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高等教育成本与回报的经济学权衡:该省就要省
美国高等教育学费昂贵,尤其是私立名校。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首份工作年薪中位数超过 9 万美元,但这一数据掩盖了不同专业的差异,比如在社会科学等文科专业毕业生可能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或就业不足,而职业教育的培训周期短、进入劳动力市场快,投资回报更直接。
此外,“学位通货膨胀” 现象(即工作岗位对学历要求虚高)导致部分高等教育毕业生陷入 “过度教育” 困境,实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学术都是吃皇粮的)。
特朗普是地产商,打交道的基础员工,很多是职业教育毕业生(如电工、水管工),他们的薪资水平近年来显著提升,甚至超过部分高等教育毕业生。例如,美国建筑工人平均时薪达 36 美元,超过私营企业平均水平。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促使政策层面向职业教育倾斜,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并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所以,美国强调职业教育的现象,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经济结构调整与政策干预的结果。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填补技能缺口并提升经济效率。
而对于中国而言,尽管经济发展阶段与美国不同,但同样面临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结构调整的挑战。未来中国可能会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与产业需求的对接,但不会完全放弃高等教育的战略价值。关键在于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以应对经济转型中的多元人才需求,同时,减少过度教育和学历通胀,尊重人才的实际技能培养,建立健全劳动法对员工的保护,从社会面扭转35岁现象,则显得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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