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价值和彝族文化的承载——以吉狄马加随笔和演讲稿为例

沙辉

中国新诗100多年，走到如今大行其道的是日常的、个体化的口语写作，叙事化写作，这对解放个性和人性，反对口号式写作和假大空固然具有进步性、前进性，但同时就把宏大叙事、“高昂式写作”排斥在外，一律反对大词、高音部写作，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诗歌最好的出路。这样的结果是，萎靡、绵软、平实无奇甚至是自我窃窃私语的“小我化”写作和所谓“回车键出诗歌”的情形极其普遍，导致诗歌圈子化和有平原没有高峰的情况突出。

我还想在这里指出一点，如果一般读者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深层内涵和全面性、纵深性因为诗歌的抒情性、含蓄性和零散性，未能够很好把握和理解，特别是对于他的思想深层性的东西不够深入理解的话，我建议去认真读一读他的关于诗歌的那些演讲。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触摸到吉狄马加的思想和诗歌态度。他说：“诗人在许多时候，不仅仅是精神和良心的化身，他甚至还是道德的化身。”“他应该成为，或者必须成为这个时代的良心和所有生命的代言人”（《诗人的个体写作与人类至今所面临的共同责任——寄往第二十一届麦德林诗歌节暨首届全球国际诗歌节主席会议的书面演讲》，2011年3月19日）。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在第四十二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开幕式上演讲时的标题就是“为消除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而共同努力”（2005年9月17日）。在青海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致辞中，他说：“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2012年8月10日）。在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上演讲时，他说：“诗歌是人类迈向明天最好的理由”（2015年8月7日）。在委内瑞拉驻华使馆接受“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一级勋章授勋仪式上致辞中，他说：“在这个时代诗人仍然是民族的代言人和人民忠实的公仆”（2021年4月19日）。基于这样的精神追求，他在纪念普希金二百周年诞辰大会上的演讲里说：“普希金是永远的普希金。”（《永远的普希金》1999年3月9日）。他在2014年10月10日“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大奖”颁奖仪式上的书面致答辞《一个中国诗人的非洲情结》里说：“当20世纪就要结束的最后一个月，我写下了献给纳尔逊·曼德拉的长诗《回望二十一世纪》，同样，当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世界性伟人纳尔逊·曼德拉离开的时候，我又写下了长诗《我们的父亲》来纪念这位人类的骄子，因为他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

由此可知，吉狄马加诗歌所具有的人类学价值，首先也是基于它的文化性，即它是彝族文化的充分展现和承载体。吉狄马加在《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自述》中，开篇第一自然段就说到了有关于文化的课题，他开宗明义道：“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我曾经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吉狄马加的诗歌为什么对我们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而且并未因为时代的变迁和所谓的时过境迁而弱化其价值和意义，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却越发得到彰显和突出。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这是因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特别的属性：文化性。我也由此撰文做过论述，而我现在觉得，不仅是具有文化性，吉狄马加的诗歌本身就成为了彝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彝族文化的一种承载体。而我们知道，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普适性和稳定性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吉狄马加的诗歌，是与文化共生共长的，这是非常神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草树在吉狄马加的评传文章《一个彝人的梦想》里就说：“吉狄马加通过一种对话性形式，实现对传统的重构，……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语言意象，是内化其中的，是生长的而不是指认的。”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文化性，是文化的承载体，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了“大诗”的品质。我们系统地看他这40余年来的诗歌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明显地带着文化性特征。我在研究他的作品中，认为如果规定了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和概括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大”：大境界、大视野、大胸襟、大情怀、大体量、博大精深。并且这样的“大”，这样的大体量大境界，并非纵观他许多或所有作品才能得出结论，而是包含在他每一首诗歌中的特征。而能够“架”起他每一首诗歌的“大”之原因，正在于他的精神和思想内在的“大”。在此基础上“深挖”，我们就会发现，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我觉得研究吉狄马加的诗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说实话，每一次我研究吉狄马加的诗歌，即使我再不想冠之以大词而只想纯粹从文本去探讨，我也总是抵挡不了他扑面而来的大境界大视野大情怀和大胸襟大体量以及他的博大精深，还有他作品中自带的浓郁的文化气——那是精神的深井，诗歌精神源头式的矿藏，是精神对精神的吸引和带动、感召，也是他和他诗歌的一个“天然”属性和由此形成的“诗歌磁场”。

作为一个被公认了的世界性诗人，吉狄马加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四十多年来笔耕不辍，这本身就超越了许许多多的中国诗人，也足以说明一些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诗歌是他精神生活乃至于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附庸的外在的东西。这和那些“玩诗”“玩艺术”的人有着根本的、本质的区别。这样的诗歌行为和态度，对于当下这样的时代而言，我觉得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娱乐化、轻松化、反严肃已成为我们当下时代民众精神的一个共性特征。

（作者系凉山彝族自治州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