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连贵
位于外滩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日本银行是日本政府的中央银行,其所发纸币主要在本国流通。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银行券曾充当对上海进行货币侵略急先锋的角色。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占领中国东北后,蓄谋占领有东南大门之称的上海。1932年1月28日深夜,又挑起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各界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爱国军民团结一致,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经过33天的浴血奋战,日军伤亡万余人,迫使日军四度调换司令,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蒋介石集团卖国投降,千方百计破坏上海抗战。4月2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通电》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其他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伎……对于全国的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能事: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对日自动作战之淞沪士兵与民众义勇军撤退,用机关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的第十九路军的英勇士兵和上海工人,以表现其对帝国主义的忠诚。”(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第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7页。)
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军则可留驻上海。当时,“日军占嘉定、宝山、浏河等处后,即发行纸币七十万元,迫我商民通用。钞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种,均日银行兑换券,并有日银角百余箱,内分五十钱、念钱、十钱、五钱四种。中国银元,作日本六十钱。”(《钱业月报》第12卷第5号。)日银券在上海外围地区使用时,任意规定对中国货币的比价。金融侵略是经济侵略的急先锋。另据霍塞说:“日本政府曾批准三井、三菱和横滨正金银行的上海分号在上海发行它们自己的纸币。钞票以日元计算,分配给日本工厂和航运公司。受它们雇佣的六万中国工人在每周的工资封袋中领到这些钞票,因而不得不把它们用在日本人开设的商店和饭馆里。这种毒计在对抗(外国洋行)大班们的斗争中是很有效果的。”(【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24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日军战费悉以日元券支付。八一三护战前后,上海的日本银行曾发兑日银券,虹口的日本人一度使用日币交易,因中国政府抗议而始告敛迹。
上海华界沦陷后,日本军队、日商、日侨等带来大量日银券,因逐渐泛滥而币值下跌。按照原来日元汇率,60元左右合法币100元,到1938年上海市场法币与日元趋于等价,即日元贬值 30%-40%。这对日本国内外汇牌价产生不利影响。
战时日本金融政策主要是筹措庞大的军事战费和供应生产扩充基金。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负有维系国家信用制度和供给市场资金的特种使命。在日军源源调遣来华参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大增,日银券发生恶性膨胀,“已使该国信用基础发生动摇,惹起严重之物价腾贵之事实,人民经济活动亦渐形成极不健全之发展”(马垚:《日本银行战时业务概况》,《经济汇报》第7卷第5期)。日银券的贬值不仅使日本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困难,也降低了日本侵略军的购买力。日本政府看到这种危机,曾对日币流人上海设法限制,如由日本出口,每人携带不得超过1000元,在沪日商向日本银行支取日币,数额较大的须经大藏省财务官批准等,并在上海发行日本公债吸收日币。事实上,为了支付战争军费和贸易上的需要,日银券不得不扩大发行,流人上海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依靠限制的办法不能奏效。1939年初,仅上海一带,日元券在市面约有4500万元,连存款合计在1亿元以上(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4页)。
日本政府为了不使国内经济危机进一步蔓延,于1938年11月制定《华中华南使用军用手票办法》,决定自1939年6月起陆续收回目银券。1939年7月,上海的日军及日资公司、银行职员的薪金改发军票,以逐步收回日银券。12月1日,日本宣布嗣后银行不得支出日元,华中地区的日元付款之交易,一概改为军票支付。1940年1月1日起银行接受日元,须大藏省驻沪财务官事务所许可,凡持有日元的须在1939年底以前调换军票。这样军用票在包括上海的华中地区扩大发行,用以代替日本银行纸币。
战时,朝鲜银行的纸币也在上海流通,票面印有老人像,俗称“老头票”,但数量不多。朝鲜银行(Bank of Chosen)是日本在朝鲜和中国设立的银行。1909年成立时原名韩国银行,1911年改组后更名为朝鲜银行。总行设汉城(今韩国首尔)。1916年开始在华发行日本金票,以日本金元为单位。1917年横滨正金银行金票发行权移归该行后,于是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外国银行中最大的发行银行,借机扩充势力,大力扶植日本在东北的殖民事业。朝鲜银行上海分行于1918年4月10日在南京路开业,聘顾棣三为分行经理。朝鲜银行纸币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一百元四种,流通范围主要在东北各地,在天津、北京也有相当数量流通。抗战以前,该行纸币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外币市场公开买卖,有一定的行情。据献可估计,1940年上海流通的朝鲜银行纸币约10万日元,日本银行券流通额约 250万至300万日元(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8页)。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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