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7年，最高层正式锁定新的颠覆性、战略性技术

这一篇全文5000字，废了不少功夫。其实结论很简单：人工智能技术正式被最高层定义为事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战略性技术，未来会类似当年促进信息技术发展一样，加大投入。

注意全球普遍关注，跟最高层最终确定，这里面的差别并不小，最终确定意味着，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了。

得出这样一个看起来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结论，则需要基于事实进行更扎实的分析。重点是对照上一次被视为颠覆性、战略性技术核心的信息技术，是如何从上世纪90年代探索到2008年最终确定，再到2015年前后取得爆发成果的，可以参见《》。

对比之后，在文中有一个结论：2025年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于中国，就好比2008年的信息技术之于中国。

本文耗时比较久，今天的公众号文章实在写不动了，以下为前半部分，全文还请到星球阅读：《最高层正式锁定新的颠覆性战略性技术》

以下正文：

要注意，全球对一项技术普遍关注，跟中国最高层最终锁定，这里面有很大差别，关键在于当最高层锁定最终、最核心的颠覆性战略性技术，之后一定会调动更大规模的资源砸进去。

2022年到2024年，中国科技和产业日新月异，但实际上中国科技的大爆发，并不是这三年，而是在十几年前，一是因为持续的资金、人力投入，量变产生质变，二是关键颠覆性战略技术的突破，核心是信息产业。

之所以在十几年前能够出现信息产业的突破，根子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过80、90年代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到底如何发展信息产业，思路已经摸清了，在最高层已经形成了直指2020年的战略规划，剩下的就是按照既定规划不断落实。这段探索，可参见《》 。

2000年基本实现义务教育普及化，随即加大高等教育覆盖率，之后培养了海量的STEM类人才，这批人在2010年前后陆续参加工作，叠加中国入世之后经济腾飞，终于补上了研发经费的不足，而内部消费力也大幅提升。这时候的中国有钱、有人、有市场，再从中国台湾地区等信息产业先发地区挖几个顶尖人才，很快就有了成果，还培养出了非常年轻、传承有序的本土人才梯队，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下，短短几年就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剩下的不过是从低端逐步向高端迈进。

而将最高层长远规划首次完整展示的，是一篇2008年发布的重量级论文，题目是《最高层锁定新的颠覆性战略技术》，来自最懂信息产业技术的江总书记，2009年还汇总出版了《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收录了前任1号在1983年至2008年间关于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化问题的29篇文稿。

之后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完全在预料之中，后续也是按照这份战略规划一步步落实的，战略思路极为清晰，战略上提出2020年前后把中国建设成为信息技术产业强国，确立了坚持自主可控、开放兼容、融合集成、军民互动、市场导向、跨越发展的六大方针。

这个判断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跨越性还要超过在2023年认为中国AI将在两三年内赶上美国。论文中也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四大问题，但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赶超措施。

核心要求抓住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点名了“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关键元器件及材料”以及“宽带移动通信、下一代网络、信息服务”作为重点，还首次在最高层提出要加大GPU的研究开发力度。在政策上，提出依托国家重大工程和科技专项突破核心技术、鼓励使用国产首台首套产品、推进电信计算机广电“三网融合”、建设国际信息技术产业基地积极参与全球合作、实行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还有风险投资机制、知识产权保障、人才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等。

这些政策在之后陆续成真，比如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同年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等。具体不再赘述了，大家可以从事后的角度好好回顾下这一篇简直像是穿越者的论文。

小镇之所以提到信息技术和这篇论文，是因为这篇论文在开篇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用目的技术”。

相比专门技术，通用目的技术能够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产生普遍的关联和带动效应，促使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方式与组织形态发生变革，一般这种通用目的技术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核心，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机，以及第三次的互联网计算机，也就是信息技术。

而且早在2008年，就已经下了战略性论断：“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势头始终不减，正处于新一轮重大技术突破的前夜”。记住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在最高层中，这种判断极其罕见，一旦做出这种判断，之后国家一定会集中海量的资源，充分鼓励创新，可以说只许胜不许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层对科技就抱有无限的追求，最终总结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而对科技的追求，最核心的就是希望找到最关键的颠覆性、战略性技术，任何东西，一旦跟颠覆性、战略性沾边，那就大不一般了。比如钱学森就被称为战略科学家，美国前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称“一个钱学森可顶五个师”，但当时的美国陆军一共只有10个师，也就是认为“一个钱学森可顶半个美国陆军”。

钱老在航空航天领域贡献巨大，但更具战略级贡献的是根据对美国的了解，提前对准了20年后的美国技术发展方向，基于中国当时落后的国情，规划了一条系统工作思路，然后抓住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实现了关键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关键技术领域，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并不大。钱老在科技、产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长远规划思维，深深影响到了后来，比如开头举例的这篇论文，非常契合钱老的思路。

钱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抓住核心关键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令中国站稳了脚跟；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抓住信息技术这个牛鼻子，实现了第二次跨越式发展，令中国基本追上了美国。

两次大跨越，核心都是抓住了颠覆性、战略性技术，也正因此中国最高层最希望的就是能够第三次抓住、抓准颠覆性、战略性技术，只要这一次把握住了，足以奠定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性目标，超越美国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正如小镇开头所说，中国这一轮科技大爆发，不是发生在2022到2024年，而是十几年前，也就是2015年前后。比如军事领域，J20在2011年首飞，马伟明院士也在2015年获得最高等级的“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当时就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电磁弹射技术的突破，空警500也在2015年初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这一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也展示了大量全新装备，尤其是无人作战装备。

这时候，站在最高层的视野，中国实现今天的突破，已经是必然，无非早几年晚几年，也正是这一年提出了相对保守的2025年制造目标，实际提前、超额完成。

梳理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基本搞清楚信息技术到底应该如何促进发展，到2015年前后成果大爆发，基本用了20年时间。历史上的颠覆性技术突破需要的时间还要更多，基本在30至40年，这也说明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变得越来越快。

也正是在2015年前后，国家开始思考，下一轮的重大技术革命会爆发在哪里。中国的做法不是拍脑袋，而是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学者、大科学家提出自己的见解，还要关注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最新动 态，发现那些仅仅只是萌芽状态的未来可能。

2016年，3月 AlphaGo 下围棋战胜了李世石，“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最高层视野。

但“人工智能”并不是新东西，早在1956年就已经提出了，2016年是“人工智能”概念提出六十周年，当年10月，在中国举办了全球人工智能大会。

当时全球都在怀疑人工智能到底是革命还是泡沫，全球对AI的关注基本停留在产业界、投资界，国家层面最高层直接关注的国家极少，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人类不是怀疑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而是还不确定人类技术水平是否已经满足了AI爆发的基础。

只是中国作为大国，从不做选择，而是都要。于是2017年，人工智能就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之后年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后续约2000字，概括如下：经过近10年的探索，基本确认条件已经成熟，2019年、2023年最高层关注升级，尤其表现在赴地方调研的安排上。

2025年4月最终确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思路和探索已经成熟，可以作为确定性的战略方向加大投入，还要加强国际合作。给出了 类似2008年“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势头始终不减，正处于新一轮重大技术突破的前夜”的新战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