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回归：全球的物品是如何流动起来的

作者｜阿诺德·鲍尔（Arnold J. Bauer，1931—2015）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丁美洲史。2005年，他获得了“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荣誉勋章”，这是智利政府对教育和文化贡献的最高认可。

20世纪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巨变将长期以来的民粹主义分配政策一扫而空。国家退出了许多其近期参与的活动；对市场的信仰取代了对政府的信仰，成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即将成为正统的观念推动了如今人们熟悉的三部曲—对国际贸易开放的经济、公营企业的私有化以及放松管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该地区对外国投资者“市场友好”并释放创业活力。关税壁垒倒塌，公营企业往往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外国投资如洪水般涌入。拉丁美洲的领导人们及其财政和经济部长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把自己和其他国家推入全球经济。这常常导致新的商业精神的出现、大量进口消费品的流入、惊人的收入分配不均、暴富新贵的诞生、高失业率、大范围的贫困和大城市前所未有的犯罪活动。

《物品、权力与历史：拉丁美洲的物质文化》

[美] 阿诺德·鲍尔 著

周燕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在2000年，我们还不清楚转向自由市场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是一个新的更加繁荣的时代到来的浪潮，还是疲惫不堪的资本主义模式最后的、绝望的、野蛮的海啸，而它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因为没有其他能想到的选择。不管结果如何，新自由主义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已经彻底改变了曾为西班牙殖民地的美洲地区的物质文化。

在140年前第一波自由主义浪潮兴起的时候，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一方面，工业和科学力量开始活跃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未怀疑过的。另一方面，存在着远超罗马帝国时期恐怖情况的衰败症状……新的财富来源被某种奇怪的咒语变成了贫穷的源泉。艺术的胜利似乎是以品格的丧失换来的。这种现代工业与科学之间的对立、现代苦难与消亡之间的对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这种判断在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多么熟悉，除了相似之处，第一次自由主义和现在的自由主义之间也有着重要的区别。

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外的模式都为消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一个世纪前，数量很少的精英阶层被伦敦和巴黎昂贵的家具、优雅的定制服装及上等葡萄酒所吸引。如今，吸引力的源头主要是美国流行的物质文化，这些物品的号召力比以前更加深入地触达拉美社会。来自全球市场的各种商品，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各种东西，都涌入了新的购物中心，甚至渗入了拉美乡村最偏远的小角落。除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各种有用且往往价格低廉的商品之外，美国流行文化中最粗俗的过度行为也随处可见，令人无法抗拒。文化评论家抱怨，我们的枪支和暴力文化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电影院和音像店，好莱坞的大预算电影基本上扼杀了一度前途无量的拉美电影业。有线电视使委内瑞拉或墨西哥的球迷们能够关注达拉斯牛仔队，而在玻利维亚最偏远的地区，人们可以找到印有北美球队标志的运动夹克和T恤。蓝色牛仔裤、棒球帽、耐克鞋和锐步鞋都是标准装备，在年轻人中随处可见。“无脂肪”食品和“健怡”百事可乐都是为在美国销售而设计的，因为超重在美国是可以理解的全国性问题，但即便是拉美城市中最贫穷的社区里营养不良的人们也可以买到这些产品。

在一个技术越来越统一的世界里，广播和电视几乎渗透到了每个家庭，而电子邮件、扫描仪和互联网的普及也紧随其后。由最专业的美国广告代理商制作的广告出现在巨大的广告牌和电视上。与商业代理或旅行推销员的简单传单和普通目录相比，如今媒体的说服力当然是惊人的。19世纪的精英们只有伦敦和巴黎遥远的资产阶级作为他们的参照群体；现在广泛的民众被电视困在自己的家里，电视提供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但实际上正在尽一切努力将美国的消费模式复制到拉丁美洲。

在20世纪的最后15年里，汉堡王和必胜客在拉丁美洲的特许经营店扩张了一百倍；主要城市的新商业区“布满了肯德基炸鸡、丹尼斯快餐和麦当劳的门店”。标准化是快餐的魅力之一。无论是在瓜达拉哈拉还是在圣保罗，人们都有信心在炸薯条中找到相同种类的马铃薯，在肉馅饼中找到相同的脂肪含量。完美的爱达荷马铃薯经过机械化的去皮和切片，被冷冻并空运到智利的汉堡连锁店。在墨西哥城，仅仅一家沃尔玛超市一天就能卖出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货物。阿尔玛·吉勒莫普里托道：“即使是低薪的办公室职员也办理了信用卡和汽车贷款。在雾霾笼罩的墨西哥城中心或在其庞大的、遍布劣质建筑物的郊区辐射区域内……进步以破坏的形式冲击着墨西哥，一些是生态上的，而大部分是审美上的。

“汉堡王店里飘来皇堡毋庸置疑的香味。美国睿侠无线电器材公司的一名员工通过遥控汽车来招揽生意。扩音器里播放着《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一夜》。”这不是发生在普通的美国郊区的场景，而发生在1996年11月智利圣地亚哥的上拉斯孔德斯购物中心。事实上，在拉丁美洲有关于“购物中心十年”的说法。商业和民众已经从主要城市以前的中心广场搬到了诸如波哥大新郊区地带的拥有360家商店的统一中心商场等地。周围是更多的商场，标牌上写着“全景电梯，快餐露台，充足的停车空间”。这家哥伦比亚超市的特色是“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如纳赫·奥莱玉米片、贝蒂·克罗克超级湿润的软糖大理石蛋糕粉和佩迪格瑞幼犬食品等”。

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文化广场，人们现在可以享受到麦当劳、阿尔奇、汉堡王和塔可贝尔带来的便利，可能还很喜欢它们的味道。这里甚至还有一家日本高档超市，可以买到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乃至以色列的罐装芒果汁。在城市的边缘，新的多用广场拥有200个店铺，另一家圣佩德罗购物中心有维多利亚的秘密和其他259个吸引人的店铺。基多现在有8家购物中心，其中最大的一家有400个店铺；除了服装之外，那里出售的其他商品几乎都不是在厄瓜多尔制造的。拉美人在商场里购物，这是西半球的西班牙语中最常用的英语单词之一。进口商品是吸引力所在。“人们不会蜂拥到商场里去观看并购买本地生产的消费品。”事实上，本地所产消费品的数量更少了。

1876年，英国驻智利参赞霍勒斯·伦博尔德对安静长街上的私人房屋印象深刻，“大多数都是按照巴黎小旅馆的风格建造的……一辆漂亮的有篷四轮马车或装备精良的大马车的咔嗒声，可能让人以为身处布洛涅森林公园附近”。伦博尔德注意到那些穿着考究、容貌精致的女士在扫得很干净的人行道上缓缓走过：“优雅的典范都是法式的。”但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看起来就像“巴黎的几个部分散落在一个巨大的、杂乱无章的印第安村庄中”。关于19世纪的收入分配，目前还没有确切可靠的定量数据，但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会同意伦博尔德先生的看法，即收入和财富在阶级和种族上有明显的差别。大多数人也会认同，“美好年代”时期的自由发展使地主和企业家精英阶层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有所增加，但阶级差异却在扩大。到目前为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过着最原始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以如今简朴的农村人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很贫穷的。

目前的自由主义转向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最成功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收入分配也是最不平等的。在巴西，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控制了该国家庭收入总和的51%；在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享有全国49%的收入。在天平的另一端，巴西最贫穷的40%的人只拥有所有家庭收入的7%；智利更为不幸的40%的人只拥有国民收入的10%。在今天的墨西哥，9000万人口中约有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智利，25年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已将“贫困”人口的比例从32%降至28%。据说，墨西哥首富的个人财富超过了他最贫穷的1400万同胞的年收入总和。

尽管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处于赤贫状态，但在拉美最偏远的角落里却可以找到来自全球经济的产品。大型跨国软饮料公司在说服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包括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他们认为地位、便利和“与之为伍”等因素比营养更加重要。快餐专营店仍然主要局限于驾驶汽车的中产阶级，但也不甘落后。可口可乐和巨无霸汉堡目前只是两种在全球经济中流转的、非常显眼的商品。我们不要想象可乐和美国特许经销店的汉堡包会在大多数拉美人的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这两种同时象征着美国的才能和庸俗的普通产品的历史发展，可用以说明目前席卷拉美的革命性消费模式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