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时，为何都告老还乡？而不是留在京城享受人生

永乐二十二年的紫禁城，八十岁的户部尚书夏原吉颤巍巍跪在朱棣床前。

这位辅佐三代帝王的老臣，临终前攥着半块发霉的茯苓饼喃喃道："老臣想回湘阴吃碗剁椒鱼头......"

三日后，他的棺椁沿着京杭大运河缓缓南下，船头挂着"致仕归乡"的灯笼在暮色中忽明忽暗。

这盏灯笼，正是千年未变的古代官场，为何手握权柄的达官显贵，晚年宁可颠簸千里也要"告老还乡"？

翻开《周礼》，"大夫七十而致仕"的规矩，早在三千年前就已刻进竹简。

但真正让官员们前赴后继踏上归途的，岂止是冷冰冰的制度？

北宋宰相晏殊退休时，特意在汴京樊楼摆了三天流水席，散尽千金只为证明"京城米贵居不易"；明朝刘伯温更绝，六十岁便递上《乞归疏》，在青田老家修了座"能看云起时，不听马蹄声"的草庐。

就连乾隆朝的军机大臣张廷玉，三朝元老之尊，也要赶在皇帝猜忌前把安徽桐城老宅扩建得比王府还气派，这些浸透官场智慧的选择，藏着比《资治通鉴》更真实的人性博弈。

还有西晋张翰，洛阳城秋风乍起时，这位大司马扔下官印就奔江南，同僚追到城门问缘由，他指着飘落的梧桐叶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这番"辞职只为一口鲜"的任性，被《世说新语》记了千年。

而今人不知的是，那碗令他魂牵梦萦的莼菜羹里，煮着的何止是乡愁？更是官海沉浮者最后的体面退场。

从“致仕”到“归田”

东汉永平年间，尚书郎郑均第三次向汉明帝递上退休奏折时，把竹简刻得比前两次更深。

这位掌管全国财政的“钱袋子”，硬是在京城官舍里种了十年韭菜，终于等到皇帝松口：“准卿归乡，赐钱三十万。”

郑均揣着这笔钱回到兖州老家，第一件事却是散尽家财办义学，他怕自己留在京城多领一天俸禄，就会被新贵们视作占着茅坑的老古董。

古代官员退休不叫退休，而叫“致仕”，字面意思是“把官职还给君主”。

从周朝开始，这套制度就像拴在官员腰间的隐形绳索，既规定了“大夫七十而致仕”的年龄红线（《礼记·曲礼》），又埋着“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潜规则。

唐朝名相李靖六十四岁“告病还乡”时，李世民拉着他的手哭得情真意切，转头却对长孙无忌说：“这老狐狸总算腾出兵部尚书的位置了。”

京城居，大不易

北宋元丰五年，退休的礼部尚书王拱辰在汴京樊楼宴客，一壶羊羔酒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退休金。

这位曾经的“连中三元”才子，最终灰溜溜变卖御赐宅邸，带着全家搬回河南老家。

不是他不想留在东京享福，而是朝廷给退休高官发的“半俸”根本不够塞牙缝，每月十五贯钱，还不够买苏轼画的一幅假山石。

明朝更绝，朱元璋定下的退休制度堪称“抠门界天花板”。除了徐达、刘伯温等开国元勋能领全额俸禄，其他官员退休后连半俸都没有。

《明会典》记载，正二品大员退休只能领到“岁给米十二石”，这点粮食连京城看门的老卒都养不活。

难怪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夏言，退休前特意派家丁回江西贵溪老家盖了三进大宅，连茅厕都铺上青石板，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啊。

不走就等着被赶

永乐十九年的南京城，八十岁的户部尚书郁新颤巍巍跪在奉天殿前。朱棣派人抬来《皇明祖训》，指着“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那行字说：“郁爱卿是想让朕落个苛待老臣的骂名吗？”

三天后，郁家三十口人就被锦衣卫“护送”回了嘉兴老家。这出“礼貌性驱逐”的戏码，后来被清朝史官写进《明史》，成了“帝王心术”的经典教案。

更狠的还要数乾隆皇帝。军机大臣张廷玉申请退休时，乾隆先是赏他“配享太庙”的殊荣，转头就找借口削了爵位。

这位三朝元老死前终于明白：京城就像皇家的棋局，退休官员不过是过了河的卒子，要么自己识相退场，要么等着被新棋子挤下棋盘。

刻在骨头里的乡愁

西晋太康年间，洛阳城里刮起一阵邪风。大司马张翰突然丢下官印，驾着牛车就往江南狂奔。

同僚们追到城门口问缘由，他指着飘落的梧桐叶说：“秋风起了，我想吃老家的莼菜羹和鲈鱼脍。”这出“辞职只为一口鲜”的戏码，被《世说新语》记了上千年。

现代人看来矫情，但在“父母在不远游”的古代，乡愁是比仕途更重要的精神刚需。

就连铁血帝王也逃不过这种文化基因。康熙六下江南，次次都要绕道南京明孝陵行三跪九叩大礼。

他不是在祭拜朱元璋，而是在向天下读书人示范：看啊，连皇帝都要认祖归宗，你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敢赖在京城不回家？

告老还乡

很多年轻人翻看明代清官魏骥的退休档案，发现这位七十六岁致仕的南京吏部尚书，回乡后竟把萧山荒滩改造成了鱼米之乡。他发明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比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广的同类技术早了整整六百年。

从范仲淹办义学到张謇兴实业，古代退休官员用告老还乡完成了对家乡的反哺。今天的浙江乌镇、安徽宏村，那些被游客追捧的古建筑群，多半是明清致仕官员的手笔。

他们用半生积蓄修的不仅是自家祠堂，更是给后世子孙留下的乡村振兴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