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地名史话：利州路

利州路

利州路，广元古政区名。北宋、南宋设置的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历时二百六七十年。

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探索创新了“路制”，完善了秦代“郡县制”、汉代“州制”和唐代“道制”，将利州路作为全国十五“路”之一，直属朝廷中央管辖并高于府、州、军、监行政机构。

路下设置掌管军事与民政的“安抚司”、掌管财赋与转运的“转运司”、掌管司法刑狱的“提点刑狱司”、掌管常平仓与贷放钱谷的“提举常平司”，简称“帅、漕、宪、仓”四司，总称监司。四司中以“漕司”为主，同时也最为重要。四司相对独立，互不统属，各司其职，办公地点不在同一个州。各层权力机构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

利州路地处秦巴山区与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涵盖今四川省北部广元、巴中全境及绵阳、南充部分地区，陕西省汉中南部区域，甘肃省陇南、天水局部地区，连接关中平原与西南地区，控扼嘉陵江与古蜀道。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川、陕、甘三省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广元出土南宋王光祖墓碑记载：“剑阁北，四路会要，国赋所在，商贾辐凑，舟车交通，风俗杂而不纯。”就是对当时利州路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

“四路会要”

利州路由原西川路、峡路分置而来，与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共同组成了“川峡四路”，四川地理名由此诞生。

北宋利州路管辖“一府”（兴元府）“九州”（利州、洋州、阆州、剑州、巴州、文州、兴州、蓬州、龙州）。

南宋利州路管辖“三府”（兴元府、隆庆府、同庆府）“十二州”（利州、洋州、沔州、巴州、阆州、蓬州、政州、金州、阶州、西和州、凤州）和“二军”（大安军、天水军）。

利州路之所以得名，是因行政治所“漕司”一直设在利州。“漕司”又称“转运使”，是路制管理催征税赋﹑出纳钱粮、办理上供以及漕运等事的官署。《舆地纪胜》记载：“皇佑三年，提、转不许同在一州，故宪居兴元，而漕居利州”。北宋名臣陈尧佐曾任利州路转运使，主持修缮水利、推广农桑，兴农屯田，缓解利州路“地瘠民贫”困境，体现战备与经济的平衡，为北宋利州路早期稳定提供保障。北宋后期，西北战事紧迫，军政合制需要，利州路治所移兴元府御敌，但利州路名未改。

南宋时期，随着与金、蒙长期激烈的战争，南宋王朝设置了川陕、京湖、江淮三大防御区，承担防御外敌入侵的任务。在三大防御区中，川陕防御区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三省交叉地带，以今汉中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地理形势独特，战略地位重要，是宋金、宋蒙长期对峙的前沿地带。川陕防御区一直处于南宋整体防御体系的最前沿，防御功能举足轻重。川陕防御区设置四川宣抚使，朝廷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四川宣抚使驻守利州路，张浚、吴玠、吴璘、吴挺、虞允文、李曾伯相继担任过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御区域的军政大权，成为川陕防御区域的实际领导者，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机构和官员均听命宣抚使指挥。

因利州路地处抗击金兵、蒙军的前沿阵地，军事力量强大，兵力多时几十万人，少时十多万人。从1144年至1218年，南宋王朝频繁分合利州路政区，调整路制转运使，利州路分合达九次之多，使利州东路与利州西路相互牵制。涌现出一大批军事名将吴玠、吴璘、余玠，著名行政官员陈尧佐、虞允文、李曾伯、鲜于侁、王光祖、曹友闻，影响深远的文人墨客文同、陆游，少数民族领袖李仕彬、包顺等。

利州地处蜀道与嘉陵江交汇处，成为抗金抗蒙军事后勤保障基地，成为物资转运交通枢纽，也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这“四路会要”所在地。四路上缴朝廷的囯赋、四路提供的军需物资、四路招募的兵员，通过金牛古道、嘉陵江水运，源源不断地运抵利州和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防御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赋所在”

北方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南方相对稳定，吸引了大量人口南迁。这些南迁的人口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区域经济的发展。

利州路经济较为发达，拥有丰富的物产、繁荣的商业和发达的农业，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地。路辖府州县负责组织生产、管理户籍，为赋税的征收提供了组织保障。府州县对茶叶、蚕丝、食盐、酒类、其他土特产品实行专卖制度，通过严格管控和销售获取高额利润。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所在区域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为朝廷提供了大量赋税。

为保卫国家安全，朝廷在利州路驻扎了大量军队，增加了对财政资源的需求。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成为了国赋的重要承担者，提供包括军粮、军具、军衣、军服、战马、兵员等军需供应。朝廷军费开支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国赋所在”，表明利州路地处水陆交通要道，舟车交通便利，利于商品的流通和物资的运输，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商业的繁荣又带来了丰富的税收，成为国赋的重要来源。

利州地处战略后方，利州绍兴监是南宋初年在利州设立的专门铸造铁钱的机构，辖多处铸造钱币的工场、作坊，年铸铁钱达30万贯规模，是南宋政府重要的铁钱生产基地。利州绍兴监所铸造的钱币，对稳定时局，抗击敌人入侵等方面都有决定性的意义。绍兴年之后宋金对抗的一百余年间，利州绍兴监所铸的铁钱，成为南宋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它对于解决军饷官俸、政府开支，对于搞活流通，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商贾辐凑”

宋朝鼓励经商，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环境。由于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利州路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连接着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利州路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利州路水陆交通便利，吸引了大量的商贾前来贸易。商贾长距离出行，大宗货物运输，选择嘉陵江水路，陆路马帮运输小宗商品。江河汇合之处，就是商业聚集之地。利州路各商业聚集地商品琳琅满目，买卖活动频繁，推动了利州辖区的商业繁荣。

抗金抗蒙期间，利州路是军事后勤保障基地，需要大量民工生产军械、存储兵器、放养战马、储备军粮，服务军事交通、军事训练和军事通信，吸引了众多商人前来进行贸易活动，为手工业和劳务服务提供了商机，大量劳务人员聚集这里，增加了人气，兴盛了商贸。

“商贾辐凑”，展现了利州路“商贾云集”，四面八方的商贾都到这个地方来，就象辐辏集中于车毂一样，汇聚于此。商业活动范围广规模大，经济效益好，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团队，形成独特的商业街区。利州路是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等多条古道的交汇点，又是嘉陵江、白龙江水运的交汇地，这种多条交通要道的交汇使得利州路在历史上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

“舟车交通”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这是古代水陆的主要交通工具。骑马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乘船能够运输大宗商品物资。

北宋、南宋时期，利州路成为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承担着朝廷大量赋税的转运任务。

这里水陆交通繁华，人和物资聚集很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交汇，语言、风俗、习尚差异纷呈，被称为“剑外一大都会”。

北宋熙宁年间担任利州路转运判官、转运使的鲜于侁，在利州任职期间，常与苏辙、文同、司马光等名贤唱和作诗。他登临东山写的《宝峰亭》：“舟航日上下，车马不少闲。近邑凑商贾，远峰自云烟。”描写了北宋时期的利州，嘉陵江上每天来来往往的船只不断，金牛古道上马帮车队穿梭不息，利州城内挤满了做生意的客商，四周远山炊烟缭绕。简单四句，勾画出北宋时期利州一派繁荣祥和的景象。

当时利州路的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为商业发展和物资运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宋的漕运，通过水路将各地的粮食等囯赋物资运往京师，体现了水路交通在物资运输中的重要作用。陆路交通则方便了人员往来和货物的短途运输。利州路作为交通枢纽地区，舟车往来频繁，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抗金抗蒙战事中，便利的水陆交通，向前线输送兵员和粮饷，更显得艰苦卓绝、可歌可泣。

为传承古政区名的厚重文化，广元建市后将市城区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命名“利州大道”，以老城原转盘为起点，向东至雪峰称“利州东路”，向西至回龙河称“利州西路”。

（朱东波 朱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