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三峡大坝建设，9位专家为何拒绝签字？

1994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国家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大门，改革开放的红利开始释放，经济呼啸向前，基础设施建设被提上了新高度。

那年春天，一份被层层保密的“国家重点工程同意书”静静地放在了中国水利、水文、地质、生态、文物等多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桌上。那是关于“三峡工程”最终决议的一纸文件，谁签字，谁就站队。

那份文件上，九个名字最终没有出现。他们是：郭来喜、李玉光、廖文权、侯学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方宗岱、黄元镇。

这九位专家，有的来自中国科学院，有的在水利部工作多年，有的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生态系统。他们做了一个并不轻松的决定：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

“我们不是反对建设，而是对风险保持清醒。”这是其中一位专家私下的原话。

他们反对的核心并不复杂，就两点：

第一，泥沙淤积问题将严重影响坝区安全与航道通行；

第二，三峡作为关键基础设施，在战争或冲突中可能成为战略打击目标。

这两点意见，今天回过头来看，也许没有完全应验。但在当时，站在那样一个节点上，这些专家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三峡大坝的设想并不是90年代才开始的，最早可追溯至1919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曾亲自题词“高峡出平湖”，意图非常明确。

但真正被纳入国家优先级规划，却是到了邓小平时代，80年代中期才逐步提上议程。

工程体量极大，设计涉及洪水调度、水文预测、地质稳定、电力调配、生态影响、移民安置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失误，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票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历史上罕见的高比例“非赞成票”。

但工程终究是启动了。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正式开工。

而拒绝签字的那九位专家，就在这场国家机器已经滚滚向前的背景下，成了“异类”。

他们有没有后悔？也许从未。

郭来喜：一个工程师的孤独坚持

郭来喜，是当时水利系统里极少数对三峡工程持明确保留态度的高级工程师。他的担忧很现实：泥沙淤积将导致发电能力下降甚至危及工程结构。

他说，“我在长江边工作了三十多年，我了解它的脾气。你挡住它，它未必会听你的。”

他在会上多次提出设想：是否可以先建下游梯级电站，逐步引导、观测，而不是一锤子下去。

工程推进如同战车，回旋余地不多。他只能把意见写入报告，“不签字”，然后退场。

“我知道我会被孤立。” 郭来喜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但我不能对我的判断撒谎。”

“反对不是为了不干事，而是为了让这事干得稳当些。”

签字名单缺席的还有侯学煜，一位老生态学家。他的研究重点是长江水系中的生物链演化，对中华鲟、白鲟、江豚等物种的迁徙路径有着系统研究。

他的焦虑是生态灭失。

“中华鲟每年要从东海游回金沙江上游繁殖，这是自然给它设定的路径。大坝挡住这条路，就等于堵住了它们的命。”

三峡大坝建成之后，中华鲟数量锐减，白鲟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功能性灭绝。

“我们不是非要做环保主义者，”侯学煜说，“但你总不能拿国家工程的成功，去换一个物种的永别吧？”

这句话当年没有传开。但今天被写进了研究纪要，被一代代年轻科研者读到了。

核打击目标的顾虑：杞人忧天还是战略冷静？

黄元镇提出的意见在当时被许多人讥讽为“多虑”——他担心三峡大坝在战争中将成为被敌方锁定的关键目标。

他的依据并不空泛。他参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工程打击模型，提出：“三峡一旦被摧毁，将带来无法估量的洪水灾害，几十座城市将受灾。”

为此，大坝在结构设计中确实加入了“防攻击”考量。工程核心设计加深了坝基，材料配比也特别强化，能抵御一定强度的爆破和撞击。

今天看来，这种极端情况下的考量或许过于悲观，但正因为有人提出了这个最坏打算，工程师才得以“有所准备”。

1997年，三峡初步蓄水；2003年，第一批机组开始发电；2009年，大坝全面竣工。

现实比想象中更复杂也更沉稳。

泥沙淤积确实存在，但通过上游植被恢复和库区调控，得以缓解。中华鲟等生物确实受到了巨大影响，但也促使国家生态保护体系更早建立。核打击风险并没有出现，却在设计中留下了一道“底线安全”。

而那九个专家的反对意见，没有被抹去，也没有被遗忘。它们被完整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中。

这份保存，本身就说明：国家尊重不同意见，也承认历史选择并非毫无瑕疵。

今天再问那句话：他们后悔了吗？

他们当然看到了三峡工程的成就：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度。

长江中下游连续多年避免严重洪水。

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

但也看到生态的代价、文物的沉没、部分地区的库区水污染问题。

所以，如果再回到1994年，再给他们一次签字的机会——他们很可能还是不会签字。

因为那一笔，不是对工程本身说“不”，而是对“盲目肯定”说“不”。

这份坚持，是那个时代的理性，也是今天我们反思大工程决策时，值得珍惜的一种声音。

三峡工程不是完美的，但它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符号。那九位专家的“拒绝”，也不是错误，而是对国家和人民更深的负责。

他们教会我们一件事：技术的发展不能凌驾于良知之上；工程的成功不应抹杀异见者的价值。

如今再看，这九位专家的名字，或许没有出现在纪功名单上，但他们站在1994年那个沉重的节点上，做出“我不同意”的选择，是一种朴素而深远的担当。

他们值得被记住。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曾用沉默的“不签字”，在为三峡工程增加一道防线。

《三峡工程建设研究纪实》，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全国人大会议记录（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