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卿读《酒的精神》︱乏味时代的有味之思

《酒的精神》贡华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393页，98.00元

在当代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中，贡华南教授的味道哲学或曰味觉思想在生存论旨趣与方法论特征上始终别具一格。从《味与味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书201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2022年更名为《味道哲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到《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从《味觉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到《酒的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沿着味觉的方向，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哲学研究进路，并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研究气象。作为味道哲学的最新成果，《酒的精神》关注日常中一个具体的有味之物——酒，以及生活中一件鲜活的有味之事——饮酒。通过对酒与饮酒的味觉式哲学探究，《酒的精神》呈现了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以及所过精神生活的品质与格调。由此，味道哲学的论域获得了极大拓展，其生存论旨趣与方法论特征也得到了鲜明呈现。

作为哲学问题的酒与饮酒

酒与饮酒何以能够作为哲学问题而成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领会味道哲学对时代病的理解。在《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中，作者界说了自己工作的关怀所在：“治病是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时代病理应成为我们哲学的出发点和据以展开哲学之思的道路。每个时代的水不一，每个时代的风各异，每个时代饮水吸风者皆有自己的痛痒——此即时代病。在哲学层面上触及自己的痛痒——拣择问题、化解问题，这是哲学家的本职。反思自己的痛痒，理论上化解自己的痛痒，这是我近年一直努力尝试的思考方式。”（《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第1页）《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把“忙”视作当代人的切身痛痒，而用以克服“忙”的则是“闲”。在作者看来，当代人烦忙的感受与忙来忙去的生存状态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与现代社会的高度视觉化密切相关。“视觉思想与忙并不同一，但视觉思想却构成了当代的忙的重要特征。”（《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23页）如果说“忙”是时代病，那么高度视觉化就是内在病理。在味道哲学的视域中，高度视觉化带来的恶果是意味、情味、滋味、道味的缺失，即乏味，是以对此病理的克服，需要借助味觉思想，而酒正是有味之物、饮酒正是有味之事。因此，随着味道哲学的不断展开，酒与饮酒就成为了哲学问题并进入哲学反思的视野之中。

视觉的展开需要观者与所观拉开距离，在拉开距离的观看中，所观对象化，并且呈现出外在的具有确定性的形式。味觉与视觉则不同，“首先，味觉活动中的人与对象之间始终保持零距离；第二，对象不是以‘形式’呈现，而是以形式被打碎、内在外在融二为一的方式呈现；第三，对象所呈现的性质与人的感受相融合”（《味觉思想》，第1页）。饮酒活动处处展现着味觉的特征而与视觉迥然相异。对饮者而言，酒首先以其香味进入鼻子而打动人心，随之又以其甘辛之味进入口舌、肠胃、血脉，“移易着饮者的身体与心灵，并进一步改变着自身所处的世界”（《味觉思想》，第3页）。在整个过程中，酒与人始终相互融为一体而没有距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液体，酒无形而有质，它从根本上拒绝以“形”的方式呈现，而始终以其“味”与人打交道，甚至以“味”通神，所谓“天上人间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此为朱敦儒《樵歌》之语，《酒的精神》对此多有阐释，参见第5、249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注明页码）。同时，酒所呈现的“味”并不独自存在，而是连接着饮者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饮者有何种精神世界，酒便呈现出何种“味”，这种“味”不是科学所能还原的成分，而是酒与饮者相互交织而造就的意味、情味、滋味、道味！

酒不仅使饮者收获了“味”，还帮饮者突破了“形”。饮酒而醉，醉眼朦胧，世界便不再呈现清晰之“形”。“酒改变饮者的能力、胆量，直接体现在饮者观物之眼远离正常的眼睛。酒眼、醉眼观世界，世界因此而变形。”（246页）“醉眼与正常的眼睛不同，醉眼之所见乃变形之物。”（同上）酒的意义在于能够“变形”，正由于此，作者把饮酒称作“形而上”的运动，《酒的精神》对此反复论说，如“饮酒即是绵延不绝的形而上运动”（13页）；“酒与‘形而上’冲动天然合拍”（141页）；“一场酒就是一场精神修行，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242页）；“一场醉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278页）；“一切的醉都具有形而上性质”（361页）。中国思想中的“形而上”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metaphysical”，后者基于形式而立本体，本质是视觉思维的展现，前者则是超越“形”、突破“形”而达乎其上，最终导向的是味觉思想。把饮酒视作“一场形而上的运动”是《酒的精神》对饮酒活动的至高礼赞，其所彰显的是酒对视觉的突破与对味觉的挺立。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在根本上领会饮酒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意味，才能真正进入酒的精神之中。

《酒的精神》刻画了酒不断超越“形”并由之“而上”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梳理了酒与礼乐、形名、法术、玄理、佛理、天理、科学的纠葛。形名、法术、科学与视觉密切相关，甚至就是视觉精神的直接体现，礼乐既包含视觉亦包含听觉，相较而言，玄理、佛理、天理与视觉的关系较远，三者本身也具有味觉特征。以天理为例，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424页）“体贴”是味觉式的达乎对象的方式，明道自觉以“体贴”来刻画与天理的关系，便凸显了天理的味觉性。不过，当所体贴的东西以“理”的方式呈现时，无论是“天理”还是“玄理”“佛理”，它也就带有了比较明确的形式规定，亦即带有了一定的视觉色彩。因此，礼乐、形名、法术、玄理、佛理、天理、科学等虽与视觉关系或近或远，但都与视觉相关，《酒的精神》着意于酒与诸种视觉形态的纠葛，叙述了酒与礼乐、形名、法术、玄理、佛理、天理、科学的争斗，其旨趣在于以酒来突破、超越后者或强或弱的视觉性。《酒的精神》意图揭示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视觉思想不断转进，酒却岿然不动，它一直以甘辛之性味移易饮者之心灵，使饮者升腾、突破、超越，正是通过这一超越，一种非形式化、非建制化的自由的真实的生命形态才得以可能。

在味道哲学中，视觉多处于被批判的位置，味觉则多被赞扬。不过，味道哲学从未将味觉视作唯一的救赎之路，赞赏味觉也不是为了让味觉完全替代视觉。在《酒的精神》中，如上这一特征展现在“茶酒相乐，天下清和”的命题上。茶与酒都是通过性味改变饮者，它们都是味觉性的物。不过，茶之性味与酒不同，“前者苦、寒，后者辛、热”（334页）。由之，两者对人的移易也不相同，“或让人静，或让人动；或让人收敛，或让人释放；或让人明，或让人幽”（334页）。从对眼睛的作用来看，醉酒令眼睛迷离，万物在迷离之眼中变形，但饮茶却能令眼睛看得更清楚，《茶经》称茶能治“目涩”，《本草拾遗》则直接指出了茶的“明目”功效。从对身体的影响来看，醉酒之后或卧或眠，饮茶却能提神驱眠，所谓“令人少眠”（《新修本草》）、“令人少寐”（《本草逢源》）。从精神品性上来说，“酒近于乐、近于仁，茶近于礼、近于义”（348-349页）。茶虽为味觉之物，但其使人目明、少眠、近于礼的特征无疑又使之带有视觉色彩。对于这种“使道路更加清晰，界限更加明确”的“饮中君子”（346页），《酒的精神》并没有采取贬抑的姿态，反而强调作为一种理想，单纯由酒之突破、融合所实现的“和”并不完整，“‘和’而不‘清’，万物流荡而不返，融通而无涯际，失去个体之‘个’而无序”（346页）。面对这一状况，茶之“清”能够调和酒之“和”，最终实现“茶酒相乐，天下清和”的存在图景。在“清和”图景中，“清”与“和”相互交织，“界限”“自身”等品格虽被保留下来，但这些品格所展现的不再是视觉性，而是味觉化的视觉特征，“界限”是“融通”中的“界限”，“自身”则是“一体”中的“自身”。

视觉味觉化是视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命运，也是味道哲学对视觉的态度。从视觉与味觉关系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味道哲学始终坚持味觉相对于视觉的优先性、根基性。在《酒的精神》中，这一对视觉与味觉关系的根本性理解在醉与醒之辨中得到了集中展现。醉后万物变形、人物一体，“醒之后睁眼看世界，人与他人、万物、天空大地拉开距离，脱离一体，重新对立”（279页），因此，《酒的精神》把“醉”领会为“味觉对视觉的压倒”而把“醒”称作“视觉对味觉的胜利”（278页）。在醉与醒关系的问题上，早期中国思想家多警醒“醉”而以“醒”为善，是以周公作《酒诰》而屈子以“举世皆醉我独醒”来自我标识，在这一认识中，“醒”高于“醉”且“醉”易而“醒”难。然而，随着味觉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确立，“醉”逐渐升格而“醒”也获得了新的意涵。基于此，《酒的精神》提出了两个相反的命题，即“醉难于醒”与“醒基于醉”。“醉难于醒”意味着味觉性的与物一体难于视觉性地把握对象，“醒基于醉”则道出了味觉对视觉的奠基意义，“没有经历过‘醉’的生命缺乏深度，不曾醉的人也就无所谓‘醒’”（294页）。“醒基于醉”中的“醒”是“醉”后之“醒”，是味觉化了的视觉，这个意义上的“醒”比单纯视觉式的“醒”要更能洞察天地万物，是以阳明赞叹“醉后相看眼倍明”。醉后仍然相看，这时的“看”不再是对象化的凝视、旁观，而是已经被味觉化了，进入了体味、感通之域。味觉式的饮酒者进入此域，与天地万物相感共在，其所获得的精神生活与视觉性的观看者大不相同。

饮者的精神生活

酒是天地的馈赠。成熟的果子从树上落下，进入河流湖泊，经过发酵便是自然的酒，水中之鱼、树上之鸟、陆上之兽便是最初的饮者。从在天地间的位分来看，诸饮者天然地平等而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在诸饮者中，人确乎有其独特性：人与酒相互交织，由之酒具有了精神性而人亦获得了新的精神生活。

“饮酒是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这是《酒的精神》导论的标题。世上诸民族皆饮酒且多有自己的酒神，西方酒神狄奥尼索斯便因尼采之故而为现代哲学所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引标题似乎也可以改作“饮酒是人类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不过，特别强调“中国人”而不是“人类”仍有其重要意义，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傲慢，而是有其特殊的考量。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酒精神因其味觉特性而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其余民族亦不乏酒精神，但酒精神的味觉特性并没有得到彰显，如西方人“对酒之热性的认识与中国人一致，不过对酒之‘甘辛’之味却很少提及，更不存在‘味通神’之说”（第7页）。归根结底，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传统中，唯有中国传统自觉地走上了味觉的道路，因而中国人对作为精神物的酒与作为精神活动的饮酒进行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反思。相较而言，其余民族或重视觉、或重听觉，因而即使重视味觉性的酒，也没有将饮酒视作其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饮酒是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

不同时代的饮者处于不同思想背景之中，拥有不同的德性与才情，这决定了不同的善饮者虽然皆突破“形”并由之“而上”，但他们“而上”之后所处的精神世界并不相同。《酒的精神》以欣赏的姿态对历代饮者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富有情味的刻画，通过这些刻画，饮者的饮法如豪饮与闲饮、醉后的状态如醉狂与醉卧、饮者的精神家园如醉乡（醉乡有儒、道之分）得到了极为生动的呈现。这些状态在《酒的精神》中有层次之别，如闲饮对豪饮有所克服，醉卧对醉狂有所超越，儒家虽亦有醉乡的理想，但这一理想毕竟根基于道家精神。不过，虽然这些区分从侧面展现着味道哲学在生存论上的态度，但《酒的精神》并没有在价值优劣的层面分判不同饮者的精神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酒的精神》展现出了对醉卧、醉乡的偏好，但也同样看到了其中的弊端：“醉者自限于柔顺的醉乡而阻断现实的行动，其对现实秩序的危害得以最小化。醉者不立，血性也难在”（177页）；“向醉卧的演进彰显出中国人内敛、内转的文化心理，抑制住酒的冲击力却也使醉者血性难再”（160页）；“醉乡无法普遍化，注定只能是个别闲人的精神避难所”（235页）。如果说茶酒之辨所展示的是味道哲学从来没有将味觉崇高化而是始终意识到视觉的力量与意义，那么上述引文则清楚地表明味道哲学从来没有因其醉乡之柔顺而忘记血性之刚健，亦没有因对个人精神的重视而忽视天下秩序。《酒的精神》所道出的是：饮者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其中一些展现着我们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的精神取向，这些取向特别令人着迷，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它们亦有流弊。不过，源之流弊不能归罪于源，酒无辜而饮者无罪，正由于此，无论世俗意见如何诋毁酒，《酒的精神》仍然借晏殊之语吟唱“人生不饮何为”，借乐天之诗召唤“不如来饮酒”。

在“人生不饮何为”“不如来饮酒”的召唤之中，应当豪饮还是闲饮、应当醉狂还是醉卧、应当逍遥于道家醉乡还是安家于儒学醉乡，这些选择被交付给了每一个具体的饮者。对当下人来说，古人提出的不同的精神生活完全可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因此，《酒的精神》对古代不同饮者精神生活的玩味并不是以古律今，而只是为当今饮者提供精神参照以更好地获得自我理解。实际上，从酒所具有的“变形”功能来说，饮酒中“应当”是作为“礼法”的一种表现而被突破了的。对真正的善饮者来说，最好的情况是，在前贤的感召下开辟出新的饮法与饮酒状态，那样才合乎酒的精神。《酒的精神》对此有深度自觉，是以提出了“意不在酒，亦不离酒”的命题，“不在酒”意味着饮者并非仅仅追求生理性的愉悦，其所追求有超乎生理者，“不离酒”意味着饮者所追寻的精神生活不离乎日常有味之物与有味之事，这一精神生活奠基于切身感受而非思辨构造。应当说，这一命题是味道哲学所开辟的饮酒精神，最鲜明地展现着味道哲学对酒的态度。

饮者之意不在酒又何所在？在于“真”！这里的“真”并非“真理”之“真”，亦不同于儒家“真诚”之“真”，而是指鲜活生命的真实展现。《酒的精神》感叹道：“人世日益演进，‘真’却日益稀缺；‘真’愈难得，人们慕‘真’、求‘真’之念愈烈。”（350页）“真”难以呈现、难以寻觅，既由于世俗之人沉溺于功名、利禄、权位而不能自拔，亦由于世俗以礼乐、形名、法术、天理、科学诸“形”来自我规训。“真”既难寻，何处求“真”？《酒的精神》基于古今饮者的真实体验，提出了以“醉”显“真”的进路，“‘醉’既能产生‘真’，也能呈现‘真’；既能乐‘真’、养‘真’，也能保障不失‘真’”（同上），饮者“甚而断言‘惟有醉时真’，将‘醉’作为‘真’的必要前提与呈现场域，以及精神生活的本源。”饮者进入醉乡，功名、利禄、权位便都失去了意义，当此之际，饮者超脱世俗进而达至自然之境，无雕饰的真实生命便得以展现出来。“醉”之“真”既表现为无雕饰，又表现为突破礼乐、形名、法术、天理、科学诸“形”而进入与物同在的一体之境，这不仅对道家如此，对儒家亦如此。例如，“在王阳明的思想中，醉并不意味着良知被蒙蔽。他时常饮酒，也时常醉。在他看来，醉并不可怕，此乃物我人事融契一体的自然表现。……醉卧山间，明月清风相伴，良知与山川日月同在”（293页）。在一体共在之境，万物陪伴饮者，饮者照料万物，这是味道哲学视域中饮者在天地间的生存姿态。

“陪伴”是恬淡精神的展现，“照料”则展现着照料者的温情与敬意，在《酒的精神》中，后者与天地间另一种液体深度相契，这种液体即是泪。从《酒的精神》的章节安排来看，《“敬酒”与“还泪”》是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整部书也在此节达到了高潮。因为，只有在此节，饮者的精神世界才得到了完整的呈现。说起来，酒与泪的性味并不相同，“前者甘辛，后者咸。甘辛之味使人发散，饮酒使人释放郁结而舒展；咸味使人收摄，流泪让人含敛、凝聚”（366页）。然而，饮者有泪，酒与泪先天地结盟。首先，泪同样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流泪如同饮酒，是一场超越视觉、由视觉而味觉的形而上运动——眼中不再有‘形’，只有无形的、咸咸的泪。眼中有泪，我们不再‘看’外在于己的世界，世界万物被泪水浸染，也会被咸咸的泪水穿透”（372页）。其次，泪尤其是血泪同样展现着真实的生命，“对世人而言，酒后真，泪中人更真。流泪可以伪装，但血泪绝对真。流血泪者有血性——真性中的真性”（378页）。更为根本的是，泪是对世界的态度，展现的是流泪者心之伤、心之疼、心之痛、心之悲，是此心与他心的一体相连的佐证。天地以甘露浇灌，被浇灌者以眼泪酬报，《酒的精神》所提出的“浇灌-酬报”（376-383页）的神圣谱系为理解天地、万物、人事开辟了新的可能，这种可能与酒的精神相辅相成，同样展现着味道哲学在生存论上的姿态。

酒与泪性味有别，前者升腾而自由地进入天空，后者沉降而深为大地所牵绊，然而，饮者有泪，酒泪合流，天空与大地在饮者的精神世界中相交织，饮者由此实现了与万物同情一体的境界。在一体同情中，饮者与万物相互陪伴与照料，饮者之恬愉与平淡、温情与敬意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这是饮者真实的精神生活，是味道哲学对在世者的深切寄望。

从《酒的精神》看味道哲学的方法论

自觉于方法论上的探寻与突破是味道哲学的显著特征。《味与味道》的“绪论”名为“味道：追寻中国哲学方法论”，这既是开宗明义地把作为动词的“味道”视为中国哲学独特的方法，亦是将“味道”作为自身研究的方法来追寻中国哲学。“味道”之“味”是“品味”、是“玩味”、是“解味”，是“把玩”在己之中或与己一体的有味者并将之呈现出来，而所呈现的出来的乃是味觉式的道理，或者说，是有味之道、含味之理，而且诸道理之间絪缊贯通。这种味觉式的玩味迥然不同于视觉性的分析，后者是旁观式的、对象化的，其所探究出来的是定理、条理，它们独自构成一个世界，相互之间仅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和人亦仅具有外在关系。举例而言，天地之道关联着领会着并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而行星运行之理则无关乎人的认知，两者在存在论上处于不同层次。

在《酒的精神》中，味道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得到了具体呈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饮酒”被《酒的精神》视作思想方法，书中对此多有强调，如“饮酒还是精神修行者的思想方法与修行方式”（150页）；“饮酒是普通饮者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是思想者的思想方法”（192页）；“饮酒超越欲望，逐渐被士人当作思想方法”（参见13页、240页、302页），等等。“饮酒”之“饮”乃品味之“饮”，所饮之酒乃有味之物、含道之物。就此而言，“饮酒”即是“味道”，或者说，作为思想方法的“饮酒”是“味道”的具体展开，“饮酒乃味觉活动，以饮酒证明世界之真实可以说是对秦汉发展起来的‘味道’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306页）。一般来讲，“味道”的方式很多，除饮酒外，漫步、静坐、读书、参禅以及日常洒扫应对等皆可视作“味道”的方式，既如此，饮酒又何以能够高标特立进而被视作一种思想方法？关键之处在于，相较于“味道”直接面向大道，“饮酒”是在与具体之物的融合中来体会大道，是在身体与心灵的交织变化中来领会大道，这是“‘日用即道’观念的具体运用”（317页），亦是“道在物中、即物求道”观念的具体运用。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注重对“道”的直接追寻的思潮中，将“饮酒”视作思想方法彰显了切己之物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酒的精神》堪称一部求道思潮中的味物之作。

关注切己之物意味着将思想引向了日常生活，引向生活深处的一般经验。“日常”意味着切身，“生活”意味着与思者的生命感受相连，“深处”意味着若非用特定态度、方法则所思的切身感受虽日用而不知，“一般”意味着所思虽然连接着思者的感受但仍具普遍性而非私人性，“经验”则意味着始终关切此岸的世界而不去彼岸进行思辨构造。生活深处的一般经验，这是“饮酒”的指引，是“味道”之何所“味”，亦即是味道哲学始终玩味的对象（参见《味觉思想》，16页）。进而言之，对所玩对象之意味的呈现也需要特定的方法，在这个层面，味道哲学亦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玩味小词，涤荡大词。作为中国哲学的当代新形态，味道哲学没有忽视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与问题，但它不再直接面对哲学史中的超级概念与超级问题，而是首先关注传统思想虽常用而未大词化的小词，这些词往往意味深远。例如，《味与味道》的核心概念是“味”“感”“羞”“形”“象”等，《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的核心概念是“忙”“累”“烦”“怕”“盗”“柔”“空”“节”“闲”等，而《味觉思想》的核心概念则是“形”“体”“理”“温”“淡”等，这些词多是小词。玩味小词的方法在《酒的哲学》中同样得到了鲜明体现，在此书中，酒的精神与饮者的精神世界是通过“酒”“醉”“闲”“茶”“泪”“远”“醉乡”“醉卧”“醉狂”“闲饮”等词的勾连而呈现的，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这些词意味深长隽永，而《酒的哲学》对这些词的分析同样极富意蕴，读之如痴如醉如饮醇酒。

玩味小词并不意味忽视大词与大问题。实际上，味道哲学是通过对小词的玩味来为重新理解大词和大问题开辟思想空间，如《味与味道》通过对“味”“感”等小词的讨论与使用令“物”“道”等大词以及中国哲学的特性等大问题获得了新的理解，《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借对“忙”“闲”等小词的讨论呈现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味觉思想》讨论“温”“淡”等小词的旨趣亦在重新理解儒、道精神基调等大问题。在《酒的精神》中，核心概念是“酒”“醉”等小词，但通过对这些小词的讨论，“礼”“乐”“名”“法”“性”“理”“道”“德”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超级概念都能够获得新的理解。此外，面对大词，味道哲学常常会追寻其原义或曰经验义，而且特别擅长通过“拆”与“合”的方式来追溯大词的原义、经验义。这一方法往往能够涤荡笼罩在大词上的迷雾，剥离附着在超级概念上的种种“误解”，进而使其重新焕发出原有的意味。这种将大词小词化的努力在《味觉思想》对“形而上”“本体”“天理”等概念的讨论中展现得最为鲜明，在《酒的精神》中，“形而上”是理解酒之精神的核心概念，而该词的含义乃是超越“形”并由之“而上”，这一含义正是对作为大词的“形而上”进行涤荡之后才能获得的理解。

其次，重视历史，关注日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的研究被等同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缺乏对哲学本身的探究。近些年，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哲学自觉愈发明显，但其所关注的问题或者抽象而远离生命经验，或者关联的是古人的或西方人的生命经验，对自身当下的日常经验缺乏关注。相较而言，味道哲学既重视历史，又关注日常。历史提供了古人的智慧，日常则使相关研究具有动人的活生生的力量，在味道哲学中，两者相互交织难以分割，《酒的精神》即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特征。从《酒的精神》章节安排来看，第一章讨论了先秦、两汉、宋、明的饮酒经验，第二至四章则讨论了历代重要饮者如陶渊明、李白、王绩、白居易、晏殊、苏轼、陆游、陈白沙等前人的饮酒经验，第五章论茶与酒、醉与真、酒与泪也是基于庄子、王阳明、曹雪芹等人的文著而加以发明。对古人饮酒经验的反思并不是以古论古，而是连接着对自身日常经验的理解展开的。或者说，《酒的精神》不是对古人经验做逻辑上的抽象与思辨，而是连接着日常经验来使古人的经验再次具象化。从根本上来说，味道哲学所讨论的经验是一般经验，对该经验的具体感受因人因时而异，但这些感受内在贯通并仍具普遍性。正因此，在味道哲学对诸经验的分析中，历史的维度与日常的维度交织在一起，两者相辅相成、交互成就。

再次，拓展哲学探究的文本与现象。哲学如果被理解为对基础生存经验的玩味，那么哲学研究的对象就不会仅仅是哲学家的作品。换言之，当研究者把自己的目光更多集中在小词并更加注重一般经验，那么相关研究就不会局限在传统被视作哲学的文本之中，这在味道哲学中表现得格外突出。自《味与味道》开始，味道哲学就不断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出哲学文本，由此，医书、诗赋、小说、书画等等都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实际上，一切能够蕴含一般经验、展现切己现象的作品都为味道哲学所留意。《酒的精神》以古今酒经验为讨论对象，自然更不局限于所谓的哲学典籍，《酒的精神》“余论”谈到：“作为基本生活之物，酒与不同层次的活动关联，有的进入经典文本，更多的散落在与生存感受直接相关的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甚至芜杂的野史中。因此，本书取材非唯经史，亦不限于子集。”（391页）进而言之，文本上的拓展是表层的，更深层的是哲学研究的现象的拓展。在味道哲学看来，一切凝结着人类精神的现象都应当是哲学玩味的对象，对这些现象的玩味不隶属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科技哲学等建制化的哲学分支，但又由于其思入生活深处的一般经验，也就能够为重新理解诸分支哲学开辟视野。因此，味道哲学不是对以往哲学研究的替代，也不仅仅是一个补充，其以“味”为方法，以“道”为旨趣，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打开了新的天地。

结语

在乏味的时代，味道哲学以重建有味的生活为旨趣。面对视觉不断获得统治权而世俗化不断拓展的时代状况，《酒的精神》以玩味、解味为态度与方法来进入酒，酒便不再以科学的、世俗的面目呈现出来，而是呈现出其精神性的意味。《酒的精神》以其深情召唤着：一种深富意味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而饮酒正是进入有味生活的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在乏味、烦闷、无聊、疲惫的生活中，不如来饮酒，不如大醉一场。即使醉后仍要醒，但基于醉的醒将会让我们领会不一样的生活。这种生活，无论如何难得，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古人深契于此，《酒的精神》亦深契于此并以此感召，愿在世者于此感召下在乏味时代过上有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