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得发紫最初指的是官服

五代画家赵喦《八达游春图》（局部），画中八人头戴官帽，身穿红、紫、绿色官服，骑着骏马在苑林中春游

“红得发紫”形容一个人受宠或走红，这种说法和我国古代的“品色衣”制度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与社会等级、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早在周代，中国就已形成以颜色区分身份的传统。《礼记》记载：“天子着青衣，诸侯着赤衣，大夫着素衣。”此时的颜色等级尚未严格制度化，但已初步体现出“以色辨尊卑”的观念。到了汉代，随着官僚体系的完善，官服颜色开始与官阶挂钩，但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

真正将颜色与官品系统化结合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他推行汉化改革，参照《周礼》制定了以紫、绯（红）、绿、青四色区分官阶的制度，其中紫色为最高品级，仅限三品以上官员穿着。

唐代是中国官服颜色制度成熟的关键时期。首先，黄色上升为皇帝的专用色。在中国古代的色彩体系中，黄色并非一开始就是最高贵的颜色。先秦时期的礼服推崇上玄下黄，说明黑色的地位比黄色要高。从染色工艺来看，黄色染料的来源比较丰富，几乎是所有彩色布料中成本最低廉的一种颜色。因为价格便宜，黄色在民间的应用范围曾经十分广泛，不仅士卒穿黄，普通人的便服也普遍使用黄色。

唐朝初年规定，皇帝与庶人都可以穿黄色衣服，但皇帝用的是色泽略深、黄中带红的“赤黄”，也叫“赭黄”。因为大家都属于黄色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难分得那么清楚，这一点让皇帝很是不爽。恰好唐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事，给了皇帝一个借口，直接导致了黄色成为帝王的垄断色。

有一天晚上，洛阳县尉柳延穿着黄色便服外出，被一名巡官及其手下拦住盘问，指责他违反了夜行法禁。柳延没穿官服，手底下人也不认识他，巡官便带领手下将自己的顶头上司给打了一顿。这事传到了朝廷里后，唐高宗认为就是因为色彩混穿，才导致了这种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及各级官吏再穿黄色。从此，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色。

其次，各级官员的品色衣制度日趋完备。唐高宗时期颁布《衣服令》，明确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这一制度不仅细致划分了颜色与官品的对应关系，还引入了“赐紫”制度——低品级官员若立下大功，可由皇帝特赐穿紫服，以示恩宠。诗人杜甫在《徒步归行》中写道：“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道出了八品小官身着青袍的寒酸。而白居易的经历则更为典型，他初入仕途时担任校书郎，穿的是最低等的青袍；后来升任左拾遗，换上了浅绯色官服；等到外放江州司马，虽然品级未变，却因是“员外同正员”而得以续穿绯袍。他在《琵琶行》中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青衫”实为文学笔法，真实情况是他的绯袍被泪水浸透，颜色更深了。这种对官服颜色的敏感，正是唐代官员身份意识的生动体现。

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官服颜色制度，但进一步细化了色阶。宋神宗时期，官服分为九等：一品至三品紫，四品至五品绯，六品至七品绿，八品至九品青。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赐紫”现象更为普遍，许多五品官员因受宠而提前穿紫，导致紫色逐渐泛滥。为了区分，朝廷又引入了“金紫”与“银紫”——三品以上金鱼袋配紫袍，五品以上银鱼袋配紫袍。这种“紫上加紫”的现象，正是“红得发紫”这一俗语的历史源头——官员从穿绯（红）到赐紫，意味着地位达到巅峰。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了一个趣事：真宗朝有位叫李垂的大臣，为人刚直，因不肯依附权臣丁谓，多年不得升迁。有人劝他稍事逢迎，他回答说：“吾若见丁谓，不过绯衣换紫耳，然吾志岂在一袭紫袍哉？”后来仁宗即位，李垂终因正直被擢升，得紫袍加身。

明清时期，官服颜色制度再次调整。明代废除了紫袍，改以绯色为尊，一品至四品穿绯，五至七品青，八至九品绿。而且，官服玩出了更高的花样，“补子”横空出世——文官要绣禽，武官要绣兽，一品是仙鹤，二品是锦鸡，九品沦落到练鹊和海马。但颜色的象征意义并未消失——黄色成为皇帝专属，而红色仍是高官的标志。这一变化反映出皇权专制的强化，颜色不再仅仅是品级符号，更成为皇权垄断的象征。

文/本报记者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