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对话欧亚学院董事长胡建波：想象教育的另一种“平凡”可能

5月13日下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黄灯做客西安欧亚学院，以“日常的力量”开展专题讲座。主题分享之外，黄灯教授与西安欧亚学院创办人、董事长胡建波教授、西安欧亚学院通识教育《写作与表达》课程负责人卢卓元副教授围坐漫谈，透过二本教育与普通学生的生存境遇，探讨“主流之外”的生命潜能。

黄灯

学者，非虚构作家

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建波‌

博士、教授

西安欧亚学院创办人、董事长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卢卓元‌

西安欧亚学院欧亚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

国家级混合式一流课程《写作与表达》负责人

西安欧亚学院教学设计师

西北大学访问学者

主流之外 属于“二本”的潜能

黄灯：今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很聪明，学术能力很强，但是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怎么看人的。而我之前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学生，还有我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的学生，大多数时候都还是蛮活泼、蛮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来到二本学校的孩子们，的确是被应试的严苛网格筛选下来的那一批，但这不代表着他们没有个性、没有思考能力，相反他们很有生命的力量感，甚至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更具有执行能力。我的学生里有很多做生意的，有卖珠宝的、有开网店的。而重点大学、一流本科院校的学生们，除了家里有相关资源的，大多数通往的前途是考公、考编、做学术、当学者等等，他们对未来去向的想象力是更被局限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二本院校的学生们没有那么“悲催”。因为作为人本身来说，年轻人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胡建波：在社会科学中，“场域”被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各自按照某种逻辑行动的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一种“可能性的场域”，人们在其中竞争、合作，追求场域目标、保持地位，例如学校或者职场。同时场域也是一种“灌输”，通过灌输预定行动方式的倾向，塑造惯习、塑造身在其中的人们的思想。

二本和二本以下的学生们，往往会被划分成为“教育鄙视链”中的一环，又被这种力量塑造着，要向上奋斗、考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慢慢地这种目标就成为一种默认的习惯。但是黄灯老师通过对学生和家长长年累月的观察后，指出来这种目标、这种严苛的闯关模式跟大家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呢？黄灯老师写了《我的二本学生》来指出问题。我在二十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教育的偏见》，“偏见”二字并不带有立场，而是说我对教育这件事有着和当时的主流不太一样的见解。三年前，欧亚校史出版，定名为《按你本来的样子生长》，表达我们对于教育变革的一种勇敢的追求，以及欧亚倡导做自己的价值主张。今年我自己的第三本书《做平凡世界的一束光》即将出版，我认为在教育哲学层面，欧亚的办学实践与黄灯老师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我们都会被一种社会的惯习所塑造，形成一种趋同的思维，但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实践跳脱牵引，继而改变这个场域。

黄灯：我一直讲，年轻人首先要相信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要看见自己身上的价值。不要觉得自己卑微、不要自卑，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之所以成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特别神圣的一件事情。

我们从没看到过一只小鸟饿死在路上吧？连一只鸟都有它的活路，我们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就业难，如果完全以就业为标准衡量个体，它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当你把人在大学阶段的培养当成他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时，那么他终究有一天要走向社会，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其实广东金融学院和深职院里混得好一些的很多学生，要比顶尖大学中混得差的学生好得多。虽然人的成长面对着很多外在的标准，但人的主动性也体现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力量，先自信起来，别人不把我当人也没有关系，自己把自己当个人，这样你就会有能量，别人的贬低也没那么重要了。我自己在二本院校教书，也并不影响我跟顶尖大学的老师们平等地对话，就像你们在这里读书，你们就把自己当所谓好大学的学生，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应该拥有这样的自信。

胡建波：当年欧亚还在办自考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演讲，形容我们欧亚是“野生动物”。因为一开始我们是面向全社会招生，打广告、搞营销、办班。后来我们变成了统招，统一分招生计划给我们，我们不用再去那么辛苦地招生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动物园，生态位有自己的层次，熊猫、老虎、大象，欧亚在其中最多是一个野猪级别的，显然没有熊猫那么有价值，所以欧亚就要像野生动物一样，保持自己谋生的能力。今年我们再一次提出，欧亚要做创新型大学，因为我们已经预计到人口的发展趋势，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要有自我生存能力，只有办学质量更好、社会服务能力更强，包括我们校园的资产运营的效率更好，我们才能继续生存。所以，欧亚一定是不断保持办学活力的，就像野生动物一样。

胡建波：黄老师今天一开场就说她觉得自己有点后悔没早到欧亚来办讲座，说我是办学者里最懂她的校长。因为我们都是与二本教育密切相关，黄老师从一个一线教师的角度，结合社会学视角，来看待二本学生。我是从一个办学者、一个教育制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整体的教育制度设计。

前段时间白滔滔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很惭愧，我现在才知道欧亚》，文中有句话写道“中国教育不需要每个省都有一个北大，而需要每个省都要有一个欧亚“。我再次引用这句话，并不是觉得这是在夸欧亚，而是它指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教育结构。每个省当然是办不起一个北大的，因为每一个金字塔的尖，都需要很多的教育资源持续投入。但是每个省需要不需要一个好的教育呢？当然是需要的。

像欧亚这样的应用型的大学，生于在地、服务在地，整体的资源消耗是比较低的，学生在这里学习是快乐而有成就感的，老师们也能够在这里更为幸福地生活、工作。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改变大家对二本学校的偏见？先看到所谓好的教育不是金字塔尖。认知改变了，偏见就随之改变了。

黄灯：我特别赞同胡院长的观点。我在书里有一个判断，能上大学的年轻人只占一部分，二本、职业技术大学的孩子，看起来是鄙视链的最末端，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的年轻人生态里是处在前面的。所以这些群体一定要主动发声，讲出自己的故事。

我的书出版后大家为什么那么关注？可能就是因为我这本书是第一个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的文本。这样无非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开口讲话的机会，来谈谈心里的想法、谈谈这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得站出来主动发声，认知的改变需要每一个人去推动。

其次，我也觉得每个地方都应该有像欧亚学院这样的学校，多一些胡院长这样的办学者。我也希望面向我们的教育生态，欧亚是可以作为一个复制的样本去推广。

胡建波：今天大家看到的欧亚的校园是这样的，追根溯源是2003年赵炬明教授第一次来到欧亚时提出的观点——要从以学校发展为本变成“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也就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生活质量。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高等教育理论叫“辍学理论”，美国的高等教育学者研究发现有“两个不适应“导致了学生辍学，一个是学业不适应，一个是人际关系不适应。如果学生在学校考试过不了，但他周围的人际关系很好，他是不会辍学的，或者他学业完成的很好，但是人际关系不好，他也不会选择辍学，因为对他来说能够拿到文凭就可以了。只有学业和人际关系双失败的学生会大量选择辍学。这个理论就提示我们，要在关注学生学习质量提升的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欧亚首先就开始了整改宿舍，例如在宿舍里面加淋浴间，同时扩大学生的社会交往面，选宿舍时不允许一个专业的人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其次我们推行客厅计划，先后改造了北客厅和南客厅作为学生的非正式学习空间；最后持续改善社区发展，每个学生必须加入社团，社团必须匹配经费，由老师带领、学生自主完成大型学生活动等等。在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方面，我们20年前就开始关注学生的社会化发展了。

但是说实话，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这个事非常难，在赵老师刚开始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好好早读、晚自习这些的效果不一定很明显，后来我们就提出项目制学习、案例学习等等。最近我们开始实行“雇主导向”的项目制学习，教学实践围绕雇主的工作进行安排，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上周统计的数据，今年就业数据表现不错，其中有70%左右是由雇主单位发放的offer，现在我们的办学主题就定位在“以雇主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都在稳步改善提升。

黄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书的时候，主要是专业课顺带着做点写作，那是写作课的萌芽，等我到了深职院，就开始面向全校的师生以工作坊的形式做非虚构写作课程，有好几个老师也一起来参加工作坊学习。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

我始终觉得，一个年轻人经过漫长的应试教育，来到大学以后，他们其实是没有机会去好好回顾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事实上每一个孩子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模样，跟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有关系，跟我们看不到的那些事件有很深的关联。如果那些事件没有得到很好地梳理，他们的生命状态其实是被悬置的，尤其还不断有各种严苛的外在标准来要求他们。
我为什么带着学生写作？其实就是觉得，学生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清理，他就会重新连接起那些跟他生命有关的东西。我带的很多学生都不是中文专业的，写作能力也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只要学生能讲清楚他们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就能够看到自己生命中那些被潜藏起来的重要的东西。

我带过一个学生，他写过一篇文章，你们在网上都搜得到，题目是《我的妈妈是2800元买来的越南新娘》，你们能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他是如何梳理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当他长大后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写作课的目的其实在这里，就是通过非虚构写作实践梳理自己生命经验，理解自己和自己成长的环境，自我唤醒、自我教育。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以前的那些印记，他内心会更踏实一些，面对外在标准的要求时反而不会那么内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自于哪里、要去到什么地方，这样是能获得力量感的。

胡建波：黄老师说通过非虚构写作，带着学生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家庭、认识自己的背景。非虚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情感教育，就是通过体验自己的内心，发展自己的感觉，然后从个人情感中去寻求一种方向和真理。所以我也想回应一下，这些年欧亚一直在做的情感教育实践。

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情感教育？过去我们提“‘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其中的“美育”往往被解释为审美能力，有一次跟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童明先生聊过之后，他启发了我，其实美学的词源本意是感知，广义的美育和情感教育就是发展人的感知能力，诸如我们接触的风景、建筑、音乐、绘画、设计等等都是情感教育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发展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等，当你的五感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主体性的人。

这与布鲁姆教育法则是一致的。布鲁姆提出来教育的三个原始分类：第一类是知识教育，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认知教育，第二类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实践教育，也就是社会实践；最后一类是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情感教育。布鲁姆认为教育要帮助发展人去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而不只是学习理论和掌握实践技术，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要回到自我身上。

只接受知识教育或者实践教育，会让你被别人的想法和观点带着跑，唯有当情感教育足够丰盈时，你才能够敏锐地发觉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内心想要什么。当你产生一种心流的体验，你也不会被二本学生、教育鄙视链这些名词影响内心的幸福和快乐。

黄灯：胡院长强调写作重要，我也觉得写作特别重要，而且不单单对学中文的人重要，写作对所有人都重要。这是一个叙事的时代，发朋友圈就是叙事，就是讲自己的事情，那怎么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呢？无非就是通过写作。

在我的理解里面，非虚构写作链接了三种能力：一个是洞察力，因为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是视而不见的，但事实上真正有意思的素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最普通的事情里，你要能够去发现它。其次就是思考能力，一个会写作的、写得好的人，一定也是一个很有思考能力的人，一个会说话的人。最后，非虚构写作需要抵达现场，所以必须要有行动能力，要跳出自我的狭小世界，跟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所以，看起来只是写一个非虚构作品，但是通过这一个作品的完成，可以锤炼学生的很多能力，而且我自己亲身带过学生，对于学生们的变化我深有体会。我认为非虚构写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尝试。

胡建波：在欧亚，我们有门DNA必修课程，叫做《写作与表达》，不仅仅是一门写作课，还强调了表达。我之前接待卢彩晨教授，他带着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批研究生来学校参观，学生们问我：胡院长，你能不能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你，有什么秘诀吗？我说我今天跟你们今天接触这么长时间了，我给你们唯一的一个要求是抢着说话。为什么要抢着说话呢？是因为我希望你们骄傲起来。

如果你被体系束缚成一个眼睛无光的人、一个自卑的人，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你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呢？年轻人要抢着说话，要为自己感到骄傲，通过自我表达来实现自己的骄傲。这正是欧亚特别强调表达、强调写作的原因。

欧亚设计博物馆馆长党晟先生说他喜欢“骄傲”的学生，“‘骄傲’意味着对自己期许甚高，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思考也敢于表达，甚至敢于挑战权威，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丧失对自己的信心。所谓‘年少轻狂’，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恰是青春年华焕发的异彩。”当年轻人骄傲的时候，你就真的有一种力量来实现你的骄傲，实现你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