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如初见》中的载沣之问：“为什么日本人行，我们不行？”

最近，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热播。电视剧开篇中，载沣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行，我们不行？”也即为什么甲午之战中，日本打赢了大清？

特发一篇文章，也以此希望大家铭记甲午之战、抗日战争，不忘国耻兴我中华！

“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纪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清廷在签订《马关条约》后下诏宣示解释批准合约以及中日战败的原因，将战败原因归结于“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等技术层面。

实际上，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的原因很多，但总体上还是因为综合国力、现代化进展不如日本。

财政方面，日本通过全国上下捐款和发行国债，准备好了甲午战争的预算高达2.5亿日元约中国1.4亿两以上，军费达到了总财政支出的30%；而大清并没有战争预算，只“临时抱佛脚”通过民间筹款3000万两，通过借外债筹款一千多万两，甲午战争共耗费军费五六千万两。打战是拼刺刀更是拼钱财，大清首先在战争费用上就输给了日本，而这背后则是经济实力的差距。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企业只有100家资本总额3032万，而日本则有3240家企业资本总额为29457.9万日元；日本还有一千多家银行，而中国一家银行也没有。

另外，日本已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各类学校近3万所，识字者当时已有两千万人，小学入学率达到61%，派遣留学生超过两千人；而中国还是传统的科举制度，识字者只有几百万人，新式学堂不超过百所，派遣的留学生不超过两百，好不容易派到美国的120名幼童又很快被召回。也即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而中国还是传统国家，因此如同第一次鸦片战争，甲午之战不是一个纬度的战争。

战争体制方面，日本为甲午战争专门成立了大本营，由天皇统一指挥举国作战，“直辖陆军省、海军省、军令部、参谋本部、宪兵，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军事指挥体制，使筹划战争和调动武装力量有了最高决策机构，适应现代化的战争需求”。日军还学习西方兵制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军事转型，组建了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即统称“日本军部”，统一陆军、海军指挥权，实行师团制，引进欧美标准的军衔、编制体系，有了现代后勤保障体制，军官大多从新式军官学校产生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

而大清虽然也专门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但督办军务处并无实权，其他相关机构也权责不明互相推诿，“最高军政体制的混乱，使得清政府的战争决策陷入愚蠢、低效、无可救药的境地。一个落伍于时代的体制构造，却要来应付一场近代化的大型战争，结果如何，可以预料”。

清军除了海军还算有些现代色彩外，其他军队编制落后士兵军事素养低下武器大多老化更缺乏日常训练和后勤保障，军队风气更是松弛如平壤之战前多数士兵“置酒征歌”。尤其是，大清参战部队派系林立各自为战甚至互相提防，为求自保动辄望风而逃，焉能不败？如平壤战役中，统帅叶志超之所以决定逃跑，就是因为他想“忠心”地保住李鸿章的淮军，毕竟淮军是李鸿章的本钱而他更隶属于李鸿章而非朝廷。

战略战术方面，日本对甲午战争早有预谋、准备，“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治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

日本1887年就制定了旨在彻底灭亡中国的《清国征讨方略》，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发行海军公债，连续八次提出海军扩张案，向外国购买大量军舰，尤其是从1888年起购买了十二艘军舰一举超越了北洋舰队，还步步为营蚕食朝鲜麻痹清政府，并派出大量间谍刺探中国情形。而清政府战前根本不相信日本敢于开战，又因为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一切都得为“大寿”祥和让步几乎没做任何战争准备；战争发生之初清廷又寄希望于外国调解而战和不定，之后也是一味防守避战被动挨打毫无谋划。

而最根本原因，则是两国现代化尤其是统治、制度方面的差距，“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议会制等现代政治体制，明治天皇励精图治甚至带头减薪减餐每年捐出内库白银30万两，还据说他在甲午战争前宣布“从今日起，直至帝国海军超越北洋水师为至，我一天只吃一餐”，内阁、军队等各个部门也权责明确团结一致。

而大清还是君主专制，君主专制中只有君主一人有权有责，其他人“莫非王臣”只能“明哲保身”，摊上个开明君主还能将就，摊不上就只能全盘皆输了。

不幸的是，大清皇帝光绪虽然也想励精图治但没有实权且年轻气盛好勇斗狠，而掌握实权的“老佛爷”慈禧太后“骄奢淫逸”。她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享受，更在意“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据清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一天生活费四万两银子，一顿饭118道菜还嫌“太少了，无法下筷”，从年轻起就专门雇佣乳母喝人奶，过六十大寿花掉了六百多万两银子包括各种衣服6459件，这些过寿的钱够再建一个北洋舰队了。她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还兴建包括“北海、中海、南海”在内的“三海工程”，“从1888年到1894年的7年间，海军经费一共被挪用了210万两”。

1891年户部还以“因库部空虚，海疆无事”为由“停购船械”裁撤海军人员，导致北洋舰队开战前六年没有再“添船购炮”，连最基本最便宜的密封圈都没钱维修而老化了，乃至“两艘铁甲战斗舰共同只有三颗大口径的开花弹”。战前北洋舰队英国顾问琅威理曾建议中国购买两艘世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但没钱购买而被日本买去了，其中的吉野在甲午海战中战功卓著。

这种专制体制更使大清统治昏庸无能，卖官鬻爵腐败成风内耗严重，“全国富力，有日蹙而无日舒；而中流社会之人，已相炫以豪华。虽以区区一曹郎，而一室之陈设，耗中人十户之赋。一席之饮宴，值会典半年之俸。而其尤宦达者，更无论也”。

如李鸿章为帮助醇亲王奕譞凑款修颐和园而让醇亲王府总管张翼接手开平煤矿，张翼接手后谋取私利把优质煤卖到市场甚至卖给日本而供应北洋舰队劣质煤，导致北洋舰队动力不足航速很慢，以及冒出滚滚浓烟被日军提早发现而做好了战斗准备。

负责北洋武器生产和维修的天津军械局总办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而天津军械局提供的弹药质量很差维修也很不到位，张士珩还将大量军械、情报偷偷卖给日本；还有官员以次充好中饱私囊，用铁渣来代替海军火药；还比如北洋舰队的一个水兵在长崎与日本巡警斗殴中丢失译电本，使得日本破解了中国驻日公使馆的电报密码，从而日本对甲午战争及李鸿章在日本和谈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而透明的大清对此一无所知。

李鸿章身边大量亲随、官员也被日本间谍收买，如日本著名间谍石川伍一在供词中明确说：“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衙（即李鸿章衙门）里送出来的”。就连本来风气最好的北洋水师也渐渐腐化败坏，制度疲沓纪律松弛，如有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舰队内部结党营私腐败严重，士兵训练弄虚作假乃至公然赌博嫖妓吸鸦片，提督丁汝昌带头违背章程盖屋租给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管带方伯谦甚至为争夺妓女和丁汝昌、刘步蟾都闹过矛盾，日本间谍则堂而皇之地进入舰队基地随意拍照。

大清其他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如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在战争中被授予钦差大臣，但他以“队不齐，械不备”为由拒绝出兵；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虽然忧心如焚坚决主战想方设法提出各种对策，甚至建议把新疆西藏送给英国俄国以获取这两国支持击败日本，但他拒绝派南洋舰队支援北洋舰队，还安查了坐探在北洋舰队收集材料以弹劾李鸿章；很多前线将领则谎报军情谎称胜利以邀功请赏，如丰岛海战后丁汝昌上奏称定远重创吉野：“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尾”，叶志超也曾发电报说他率军在成欢歼敌二千余人而仅伤亡二百余人。

有些文人墨客也在有意无意粉饰太平，如当时杨柳青的年画中有《牙山捷报》图绘道清军用盾牌挡住了子弹接着用长矛大刀大破日军，《月夜大战高丽平壤城》画道勇猛善战的叶志超在平壤大战中率军杀死日兵无数才主动撤离，《迎迓李傅相》显示清军狂胜日本乞和李鸿章在各国公使的恳请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赴日本谈判。

大清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国情相似背景相同，都是自上而下发起，都是学习西方变法自强，但为什么结果是天壤之别？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干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也即洋务运动只是“中体西用”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有所变革只是“求强”“求富”，而明治维新则是从制度、文化等方面彻底改革全盘西化以“与世界各个强国并驾齐驱”，因而日本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因为“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当然这背后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观念所限，中国人当时还是太自信自大了，如梁启超所言：“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耳洋务之能事毕矣”，而日本向来擅长“见风使舵”有“跟着强者走”的传统，因此看到原来的学习对象中国不行了后就立即“改头换面”拥抱西方。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对话鲜明体现了这点，李鸿章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回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李鸿章对此说：“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当时，大多数国人对日本明治维新并不认同，连与奕䜣一起领导洋务运动的军机大臣文祥对明治维新也持否定态度，连思想最为先进的王韬也认为“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

当然最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太大了难以掉头，而日本则“船小好调头”。“传统的中国根本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社会幅员如此辽阔，组织如此牢固，以致于无法迅速地转变成西方的组织模式。从这一角度讲，只有等到大部分传统社会的虽已腐朽但仍在延续的结构被摧毁以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一过程要比在日本要缓慢得多，因为日本较小，反应也较快，另外，日本还拥有更易于接受西方制度和思想的特征。”

甲午战争对中日影响巨大，极大改变了两国的国运。日本获得中国巨额赔款、割地和掠夺的大量物资后加速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军事工业飞跃式发展，并开始主导东亚，“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而正是这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及在三四十年后又发动了侵华战争，最终也导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如今竟被东方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以深重了。”

这场战争更加打开国门，尤其是《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华办厂而加大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彻底揭开了大清帝国的遮羞布，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治中兴的破灭。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裱糊”其实一触即破，国人受此刺激开始了对现代化更深的探索而有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二波浪潮，进而有了其后的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乃至辛亥革命。

（本文选自拙作《浩荡七十年：大清衰亡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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