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作家告状全国劳模王国藩，针对其贪污50多元怎么处理

1960年，西铺村来了个体验生活的作家——古建滋。古建滋从报纸上看到王国藩和“穷棒子社”的事迹后，从京华慕名而来。

古建滋最初的目的，是要写中国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苏联作品，达维多夫是核心人物，他的事迹，体现了当时苏共模范带头作用。

在古建滋看来，王国藩就是中国的“达维多夫”。几年后，随着他深入采访，听到了关于全国劳模王国藩的另一面。

1961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王国藩和三名军政干部，从盖西铺村招待所的木料中，低价购买了4根，然后将其加工成棺材板倒卖，获利210元。四人平分，每人50多元。

此事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关于王国藩的经历，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点呢？

清代末叶，西铺村出了个有名的绅士。后来因染上大烟，逐渐败落了家业。1919年，绅士的第四代降生了。父母久盼得子，对于王国藩的降生，可谓“乐不可支”。

王国藩七岁时，父亲去世。为了谋生计，他学会了东西南北村，倒卖粮食的本领。

1941年，日本鬼子兵的铁蹄踏入了西铺村。当村子沦陷后，王国藩在村里当上了办事员。因他帮着八路军办事，便被引导入党，成了全村最早的党员之一。

1949年土改中，王国藩被定为“没落地主”，受了很重的批判。当时，他不仅政治上不得意，经济上也很难维持了。一家五口人，只靠他在县运输部门当小工挣钱糊口。

1951年，从县城下班回村的路上，王国藩碰到了好友赵涌兴，两人曾在日本华北采金公司当过工人。赵涌兴时任区委副书记，得知王国藩的遭遇后，对他十分同情。

在赵涌兴的奔走下，1952年，县委组织纠正了对他的错划成分，并恢复了他的党籍。同年，王国藩受邀参加“河北饶阳县耿长锁办社经验”活动，从中得出结论：想要结束贫苦，只有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穷人帮穷人，才有希望。

王国藩回村后，开始挨家挨户走访。结果，只有23户贫农积极响应。据悉，其中常年要饭的占据11户。对此，当地地主讥笑他：“真是‘穷棒子社’。”

令王国藩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穷棒子社”，后来使他一跃成为新闻人物，成为了亿万农民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穷棒子社”社长，王国藩愁的不行。原来，临近春播，一无牲口，二无农具。有人提出，找国家救济。

王国藩否定了这一建议，他把目光看向了古老的燕山。古代有句话说：“靠山吃山”。小的时候，王国藩曾跟随父亲到燕山挖过药材。这里的荆棘、艾蒿遍地，属于天然的宝藏，却都被弃于荒山上。

王国藩当即决定，一部分人到四十里外的燕山分支王寺峪山打柴，一部分人在村里捣冰粪。当2万多斤山柴被换成钱后，生产社的人完全震惊了！就此，“贫困之神”开始退却。

这笔钱一直放在王国藩的手里，当春节来临时，有人就提出，把钱分了。没钱就找国家要。王国藩驳斥了这种想法，决定利用这些钱，买牲畜、买车。王国藩告诉社员们，要把眼光放长远。

“穷棒子社”有了生产资料后，还缺东西。比如，有了羊，没有圈；有了牲口，没有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国藩再次组织人上山打柴。

在王国藩的领导下，“穷棒子社”红红火火干起来了！1953年，已经是区委书记的赵涌兴在大会上，推广了王国藩办社经验。就这样，“穷棒子社”轰动了。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加之媒体报社的大肆宣传。1955年，毛主席也知道了王国藩和“穷棒子社”的故事。毛主席曾夸赞道：“遵化县的合作社运动中，有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被人成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1960年，古建滋作家来到了西铺村，想要采访王国藩的事迹。几年下来，他也了解了王国藩的“缺点”。人都具有两面性，王国藩从小身上沾染了旧世界的灰尘，在利益面前，有时会表现自私。

随着王国藩被点名表扬后，职务越升越高。1957年，王国藩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一时间，风头正盛。古建滋知道，他应该把王国藩的问题，上报给组织，这样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

1962年，古建滋先把此事告诉了赵涌兴。赵涌兴感到甚为震惊，先是向县长汇报，然后又去找了唐山地委。层层上报后，北京派下了工作组调查。在工作组的证据面前，王国藩最终承认了。

由于王国藩的问题很复杂，加之他所犯的事并不严重。后来，此事交给华北局处理。有人认为，王国藩犯了贪污罪，应该严肃处理。书记李雪峰认为：“王国藩的问题，要通过和风细雨和同志式的方法来解决……”

当时，中央文件有规定，百元以上算贪污，千元以上算分子。而王国藩只分得50多元，属于多吃多占。

最后，王国藩做了检讨，退回了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