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丨闯入佛教艺术的「丘比特」——从地中海旅行到印度、中亚、西域地区的「小爱神们」

NO.527

May

20.05.2025

长着翅膀的裸体小孩不是只有「丘比特」

提到西方文化中长着翅膀的裸体小孩，大家是不是会先想起那个提着弓箭的小爱神丘比特（Cupid）呢？或是出现在西方宗教艺术中的小天使们？又或者是由美国女艺术家罗丝·欧尼尔（Rose Cecil O’Neill, 1874-1944年）创作的，后来成为某色拉酱标志的丘比（Kewpie）？不管是哪个形象，他们的图像渊源四舍五入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祖师爷——厄洛斯（Eros），即丘比特的标竿、象征爱与情欲的希腊神。因此，带翼小孩的图像传统虽然历史悠久，且意涵因情况而异，但大多是依然与爱、快乐这一类主题有关。

大部分人更熟悉的厄洛斯，可能是他作为女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傻儿子的神话记载，专门负责（乱）射爱情箭。但实际上关于他的起源，在古典学中是略为混乱的（比如，他是否是希腊原始神之一、父母是谁等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更受后世热衷的小胖婴儿模样，也是到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年）才形成描绘潮流。考虑到成人版的厄洛斯十分美貌，还多才多艺擅长吹笛，简直可以直接出道，我们要是只认得他的婴儿肥好像有点对不住这位帅哥。

（Bronze statue of Eros sleeping）

公元前3至2世纪，青铜，41.9cmx35.6cmx85.2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吹双管笛的厄洛斯》

（Attic red-figure lekythos with Eros playing the double-flutes）公元前470-460年，陶器，33.8cmx11.8cm

波士顿美术馆

这里我们要聊的其实并不是这「一个」特定的厄洛斯，而是「一群」样貌上受到他图像影响的小孩，以及他们在希腊化时代及其后几个世纪的传播和演变。这「一群」小孩的称呼随着年代和上下文的变化而不同：当他们作为阿芙罗狄蒂的随从们时，可以概括称为Erotes（爱神厄洛斯Eros 的变形）；相应地在古罗马艺术中，则是普蒂（Putti，Putto的复数）或阿莫里尼（Amorini，Amorino的复数）。这些称呼并没有严苛的使用标准，只要还没跳出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框架，随便哪个小胖怎么叫都不会错到哪里去。

或许是因为他们携带几种寓意的普世性，及其造型与装饰艺术的高适配度，古罗马艺术从希腊艺术接手这一母题后，开始了流水线生产和国际性营销。在公元2世纪左右，普蒂已是地中海一带家喻户晓的形象，虽然较少作为主角登场，但风靡程度绝不输色拉酱上的丘比。他们常以「一群」为单位，常见于罗马石棺（Sarcophagus），时而伴随主角出现，时而和其他动物图案作组合，或自身以装饰图案出现，而重复性最高的表现或许是「担花圈」普蒂，也就是几个普蒂抬着连续的花圈图案（看起来略像一条巨蟒）。

《忒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神话》

（Marble sarcophagus with garlands and the myth of Theseus and

Ariadne）

公元130-150年，大理石，78.7cmx217.8cmx71.1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担花圈」普蒂在希腊化时代晚期已经出现，它不仅被罗马艺术迅速吸收和发扬，在受到希腊化文明波及，或与罗马帝国保持联系的地区均有体现，从近东、埃及到印度，这群担花圈的小孩在公元初几个世纪都备受欧亚社群的喜爱。

「乱入」到佛教艺术中的古希腊罗马小爱神？

同样是兴盛于公元2世纪左右的犍陀罗艺术（Gandhāra，今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带），担花圈的小朋友们客串了当地的佛教图像。虽然他们的造型大抵已本土化（通常没有翅膀，发型、着饰物也各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那群胖乎乎的裸体小孩扛着花圈的大概样貌。这类犍陀罗浮雕一般装饰在环绕窣堵坡（stūpa，即舍利塔、佛塔）的底座或鼓面上。

贵霜时期，约公元1–2世纪，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那么问题来了：都跑到佛塔上了，这些小孩还能是厄洛斯、普蒂或阿莫里尼吗？他们和西方小胖有关系吗？细心的大家肯定还会追问：说好的小翅膀去哪里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明这些小孩在佛教艺术中应如何称呼，现代学界也因其外貌近似西方的例子而习惯性地称他们为小爱神。但这并不代表学者们认为古希腊、罗马神话直接进入了印度佛教的系统。担花圈童子在佛塔上的出现，更多的作用是对佛陀、佛事和佛法的崇拜与庆祝，同时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如果硬要追究童子们的真身，笔者认为他们更可能是一些夜叉类（Yakṣa）的百变小精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担花圈人物不仅不可爱，还长相古怪，偶尔还长出胡子。

另外，担花圈人物并不限于犍陀罗艺术，印度其他地区（如马图拉 Matura、阿马拉瓦蒂 Amaravati 等）的佛教浮雕上也频繁出现了此类图像。不过，犍陀罗的例子在造型上确实是目前已知最接近于西方原型的，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和贸易交往的必经之地，当地的佛教艺术融汇了大量来自地中海、近东、中亚和印度的图像元素。加之与罗马石棺浮雕的雷同性，学界普遍认可印度例子具有西方来源。有趣的是，关于犍陀罗的担花圈图像究竟是取自希腊或罗马艺术，仍存在一些争论。而该图像传统也因佛教的传播，后流入古代中国西域地区，比如在现今新疆若羌县米兰遗址和于田县胡杨墩佛寺遗址中均有发现。

佛教艺术中的带翼童子

那么，长着翅膀的裸体小爱神跑去哪里了？他难道被这个抵达亚洲的「希腊罗马图像大礼包」漏掉了吗？怎么可能。

在中亚考古遗址发现的大量地中海进口货和具有希腊化风格的对象中，包括了不少带翼的裸体小孩。除犍陀罗以外，在阿富汗的贝格拉姆（Begram）和蒂拉丘地（Tillya Tepe）等遗址，都出土了厄洛斯。显然，带翼小爱神们在遥远的东方也曾有不错的市场。

这些外来图像对本地的佛教艺术提供了素材上的灵感，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几个例子。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布特卡拉佛教遗址（Butkara I，Swat，Pakistan）的出土物中，就看到了一个长着翅膀，右手持花环的裸体小孩。浮雕以外，还有存世更稀少的壁画证据，比如在阿富汗哈达塔帕卡兰寺院（Tapa Kalān，Haḍḍa，Afghanistan）发现的佛龛，在坐佛的后侧壁面上方，有两个飞翔的半裸小童，各抱着同一个花圈的左右边，呈对称构图。哈达的例子，十分直观地展现出这个时期中亚的佛教艺术，是如何巧妙地将「厄洛斯」这个外来母题融入到本土信仰的语境中。

（Boss or Lid with Winged Figure in Relief）

贵霜时期，约公元1–3世纪，片岩，直径14.6cm

Mizzou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彩绘壁龛与坐佛

（Painted niche and seated Buddha）

公元3世纪，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继承了中亚和印度佛教艺术传统的西域艺术，并没有遗忘这群可爱的带翼童子，这些图像一直活跃到公元7世纪左右，在今新疆地区的不同遗址均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个传出自库车地区苏巴什佛寺遗址的木质舍利容器，盖子上绘有一组演奏各种乐器的带翼人物。在这群人物中，尤其是那个吹笛子的童子，似乎在远离地中海文明中心的东方唤起了我们对厄洛斯的图像记忆，但他已然不再伴随阿芙罗狄蒂出现，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吹奏妙音佛乐。这些例子让我们一窥古代跨文化艺术的巧妙和有趣，一些经典的图像在不同的文化圈和时空内被反复使用，散落在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遥相呼应。

传出自库车地区苏巴什佛寺遗址

木质舍利容器

公元6–7世纪，木、麻布，直径38.3cm×32.3cm

东京国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