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烈传记《宋绮云传》第十三章：新闻战线 | 作者 张法民

在陈子坚、宋绮云游览武侯祠之后，杨虎城将军便约见了宋绮云。为了谈话方便、自然，有亲切感，杨将军没有在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接待，而是在家里接见了他。在座的除了陈子坚以外，还有杨夫人谢葆贞女士。

　　此时，杨虎城将军正以深邃的目光，打量着面前这位26岁的青年。他首先对宋绮云老实敦厚，精力充沛的外表，有了一个良好的印象。经过一阵寒暄之后，便缓缓的问道：“宋先生对当前的时局有何看法？”

　　宋绮云因初见杨虎城将军，而且又素知杨将军是一位极有政治头脑之人，在他面前谈形势，岂不大有班门弄斧之嫌，便谨慎地说道：“杨将军身经百战，驻跸南阳，能不研究天下势分久必合的规律，中国人民大众是要求清除战乱割据局面，使国家统一富强的啊！”

　　“好，说下去。你们是读书人，我书读的不多，念了两本四书，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便问他，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总会告诉我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事吧。宋先生来此，也望谈谈个人的看法。”

　　“中原最好，乃兵家必争之地，当前蒋、冯、阎均在此集结重兵。将军故乡虽然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且为蒋氏兵力暂所不及，是一个优越的立身之地，若杨将军能挥师回陕，将如龙得水，如虎入山。再则陕西将军故乡，大得地理人和，如能大行德政，造福乡里，登高一呼，将会万夫云集。待立住脚跟之后，再向宁、甘两省发展，则前程可以预料。今日，杨先生托身附蒋，其实蒋介石乃青红帮宵小类，奸诈寡信，他看重杨将军，也仅是看中杨将军手中的军事力量而已。值此天下大乱，群雄蜂起之时，将军供他所驱，杀讨征伐，一旦失去兵力，又将何以处身？不如早做定夺，进师陕西家乡。”

　　宋绮云侃侃谈来，杨虎城对他思想之先进，词锋之大胆，又增加了一份好感。

　　“回师陕西，那么对陕西红军之发展，宋先生又持何意见呢？”

　　“这却是个国人回避的话题，怎样讲呢？”

　　“讲老实话，要讲肺腑之言。”

　　“‘四·一二’蒋氏叛变了中山先生，公开反共，杀人如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勾结江、浙财阀虞治卿等经济实力派，建成蒋氏政权，投民众于水火。共产党与革命危难之时，举行起义，组创红军，建立根据地，本为英明之举。几年来，国人有目皆见，蒋氏所为，纯为个人权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心丧尽。而共产党虽遭屠戮，却深获国人同情，其行为确属真正的坚持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翻开历史，纵观古今，民心向背，实为业盛衰亡之根举。红军自以为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固所必然。依绮云愚见，宁信共党，不信蒋某，宁反蒋某，不反红军。红军，仁义之师也。如今蒋令讨伐唐生智，将军不如趁势向西挺进，占据陕地。再图发展。”

　　杨将军听到这里，又一次抬起头来，透过镜片，看着这个有见地、有胆识的青年。感到他的想法，也确有独到之处，对宋绮云的政治眼光和对时局的分析颇为赞赏。将军看了看陈子坚和谢葆贞，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杨将军为了加强军政人员的素质和军民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办了一张报纸，名为《宛南日报》。其方针是：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反对压迫，爱护农工，加强军民合作。因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由县长陈子坚兼任。今天，他直接向宋绮云提出，征询他的意见，宋绮云很赞同杨将军的办报宗旨，他愉快地接受了办报这一委托。

　　宋绮云千里迢迢来到南阳，本想投身军旅，铲除军阀。做一番痛痛快快的事业。特别这时蒋、冯、阎矛盾已趋白热化，大战将有一触即发之势。可是杨将军却要他舞文弄墨。办报，对他来讲还是个生平第一次，也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所以，宋绮云向来办事认真、奋勉，总向最好处去做，再加上他学识渊博，懂政治也懂军事，又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所以报纸办得卓有成效，深受全体官兵和人民大众的欢迎。

　　《宛南日报》的初见成效，更加坚定了宋绮云的信心，在实践中他想到了新闻报纸的重要作用。从此，他便以《宛南日报》为阵地，秣马厉兵，写了不少激发民众阶级觉悟，鼓动革命的文章。如以“馒头塔”为题，论述劳苦大众辛苦劳动却不得温饱；而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却不劳而获，饱食终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文章指出：劳动人民要吃饱饭，要解决馒头问题，就得反对剥削和压迫，起来革命。

　　宋绮云以“新闻事业为开发社会的先锋”，他要把报纸办得不同凡俗，有自己的特色。他以“绮云”为笔名发表专论。绮者，严师古注：“文缯也。”其纹欹斜，不顺经纬：又云：“织彩为文曰锦，织素为文曰绮。”宋绮云要求即使只有单一的色彩，也要画出美丽的图案；不以固有的经纬规章，也要织出欹斜的丝绫，《后汉书、梁冀传》云：“窗牖皆有绮疏青缜，图以云气仙灵。”

　　此后，便以绮云作名。

　　《宛南日报》干预时政，经常对那些有民愤而欺压人民、迫害百姓的地主豪坤给以指名道姓的揭露。这种揭露经常迫使一些地主豪绅低头认罪，赔情赔款。《宛南日报》还经常对欺压妇女，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已无情的揭露，并配合地方进步力量，给反动分子以坚决的打击和制裁。

　　南阳城里有一所中学，学生看了《宛南日报》，思想上起了共鸣，有些学生就去报社找宋绮云请教。宋绮云热心地与他们交谈时局、交谈思想、交谈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认识时局，了解革命真理。后来学生居然敢于写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压迫剥削”等标语贴在街上，反对本地的土豪劣绅。以后学生们还搞起了一次反对压迫，驱逐反动校长的风潮。不少青年学生陆续加入到17路军的行列。

　　宋绮云在办《宛南日报》中，所显示的才华和思想品质，深得杨虎城将军的赏识和信任。杨将军喜爱历史、文学、古代兵法，常在工作之余约他前往谈论研讨，有时则以书法或写诗助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日渐密切。

　　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开办了一个教导队，招收中小学程度的好青年，经训练培养为下级干部。杨委派季文卿为教育长，派张汉民、赵新任、王明（三人均为共产党员）为队长，并派宋绮云为政治教官。宋绮云在办好报纸的同时，与他们密切合作。教导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很为出色，深得杨将军的好评。

1930年4～9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双方使用兵力100多万，死伤30万人，这是一次大规模新军阀混战，战斗至为激烈。杨虎城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后方由孙蔚如旅长在南阳留守。宋绮云在办《宛南日报》兼任教导队政治教官期间，又和孙蔚如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这为他以后在杨部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杨虎城附蒋介石与冯玉祥作战，并突然西进占领陕西，蒋介石也顺水推舟，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对蒋介石早有深刻的认识，他离冯附蒋主要是为在军阀混战局势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没有在政治上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幻想。

　　蒋介石消除异已成性，对杂牌军向来是不放心的，对杨虎城将军也是如此。他一方面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即改任邵力子为陕西省主席）。另一方面，他为了牵制、监视17路军，又设立了潼关行营，任命其嫡系爪牙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并命令其部队进驻陕西的华阴、华县一带，监视西北军动向。1931年春，顾祝同为制造反革命舆论，在西安创办了潼关行营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

1931年5～6月，江西、湖北的苏区蓬勃发展，威胁着蒋家王朝的存在，原冯玉祥部的石友三投蒋后又叛蒋，蒋介石又要出兵进攻石友三部队，不得不将顾祝同所部调离陕西。潼关行营也名存实亡。蒋介石为了稳住西北军，拉拢杨虎城，便顺水推舟，将潼关行营改为西安行营，不久又改为西安绥靖公署，任命杨虎城将军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杨虎城将军任绥靖公署主任后，《西北文化日报》也随之改组，成为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7月，任命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子坚兼任社长，宣传科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不久，陈子坚调离西安，社长和总编辑二职均由宋绮云一人担任。

　　正当宋绮云主管报社，尽心竭力决心以“新闻事业为开发社会的先锋”，偃武修文从另一条战线为党工作之时，“九一八”的隆隆炮声，震撼了西安古城。一方面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比先征服支那”（日首相田中义一1927年给日皇的秘密奏折），杀气腾腾地忘图亡我5000年之文明古国，一方面是不许抵抗的蒋介石。“遇有日军寻畔，务须慎重，避免冲突”（蒋介石对东北军之通令），奴颜婢膝地退让。东北三省的广大国土，便这样全部沦陷了！

1931年9月11日

　　《西北文化日报》作为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它的办报宗旨代表着杨将军的政治观点，他主张政治民主化，学术自由化。“九·一八”后，杨将军常找宋绮云谈形势，要报纸突出宣传要点，力主抗战建国，坚持发动群众，扶助大众抗战救亡，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等口号。杨的政治态度和我党的联合抗日的方针是基本一致的。我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将军首先公开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为大局，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主张。杨将军的这一观点和对宋绮云的信任，给宋绮云充分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块阵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揭露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提供了条件。也使他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把该报办成为西安军民欢迎的一份大报。

　　日军得寸进尺，铁蹄所到之处，同胞被杀戳，财产被掠夺，广大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宋绮云夜不成寐，奋笔疾书：“国难多矣！寇患深矣！”如此锦绣河山，亦必沦为帝国主义围剿苏俄之外壕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军人，他决心响应党的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更使宋绮云热血沸腾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告全国民众书》发表：“弟兄们！姐妹们！我们能够像绵羊一样任凭反动统治勾结帝国主义来宰割我们么？我们能够眼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夺么？我们能够忍受殖民地奴隶所受的最残酷的压迫、屠杀与侮辱吗？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兄弟被帝国主义者鞭打、残杀、屠戮而默不作声么？我们能够看着自己的姐妹被人调戏，侮辱，强奸而无动于衷吗？不能，不能，一万个不能！”

9月22日

　　东北义勇军揭竿而起，他们以血肉之躯和敌人拼搏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使宋绮云赞佩不已。这些内容和精神，通过宋绮云的笔，在《西北文化日报》上都作了具体的反映。

　　“要把民众组织起来，搞点地方武装，将来会大有用场。”宋绮云对党的号召最能理解，他当过兵，搞过武装，1927年在武汉，1928年在邳县，那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和革命景象，仍然使他神往。

　　《西北文化日报》被接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军统局的特务们，是不甘心这张报纸成为17路军的喉舌的。早在接管之前，他们便进行周密布置，接管之后就千方百计的进行破坏捣乱。先是指使报社内的特务分子，趁宋绮云立足未稳之际煽动怠工，妄图迫使《西北文化日报》停刊垮台，胎死娘腹，继之，又派遣小特务白冠五对宋绮云盯梢，给报社活动制造工作障碍。

　　“机关算尽太聪明”，他们却忽略了宋绮云原是《宛南日报》的主编，他不仅有办报的经验，而且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宋绮云抽调一批骨干，来加强《西北文化日报》的工作。特务们自己策划的怠工，事与愿违，不仅未影响报纸的出版，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并使宋绮云很快认清了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对象，哪些是需要警惕的隐患。

　　一日，宋绮云忽于西安东大街遇到1927年同在南京工作的曹冷泉。他因太和暴动失败，离开江南，流亡到西安，他利用蒋、冯之间的矛盾，以冯玉祥的宣传部为阵地，与刘永言组织反蒋宣传。冯玉祥失败，曹冷泉被通缉，正当他准备离陕欲去北平，却意外地遇到了宋绮云。战友重逢，悲喜交集。宋绮云高兴地告诉曹冷泉：“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正需要人帮忙。”他们来到了大雁塔旁，因中午游人极少，宋绮云与曹述说了西安形势，“陕西这个地方，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让给杨虎城，这是由于湘、鄂、豫、皖红军的发展，又加上吉鸿昌对蒋的不满，逼得蒋介石不得不把入陕部队东调京汉线。杨虎城将军很开明，大革命时期曾保护了我们很多同志，如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曹力和、吴德峰等人，你应当留下，在这里是会大有所为的。”未等曹冷泉表态，宋绮云便拉他返回报社。任命曹冷泉为副刊编辑。有时他因事外出，便委托曹代理社长和总编职务。

　　《西北文化日报》在宋绮云的主持下，以崭新的版面和进步内容，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很快就成为西北第一大报。每天出版对开两大张，发行五六千份，并远销全国各省及南洋。这一时期，更加显示了宋绮云在新闻、文化、宣传方面的才华。他夜以继日，辛勤有加，除办好这份报纸外，还办有《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和《地下新闻》等刊物。

　　《边闻通讯》创刊于，在宁夏、兰州、西宁、天水等地均聘有特约通讯记者。另外，还选派旅游记者，经常到西北各地做专访。《通讯》每日发电讯稿一次，供全国各大报纸采用。

1933年2月1日

　　《西北画报》创办于（这是西北出版上第一个画报期刊）。为什么要办画报？这不仅是西北的需要，同时，万一形势发生变化，到了不得不离开《西北文化日报》时，就可以利用画报底子，退到二线出个小报，在西安继续工作。办画报的经费是自筹的，宋绮云号召报社职工自愿参加，有郭子刚和曹冷泉到上海购买机器、材料。《西北画报》每周一期，内容主要刊登西北各地的风景文物，名胜古迹的照片，也刊登进步画家的艺术作品，借以宣扬我国固有文化。前后发行了30余期，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赞誉。不少历史学家、古文物收藏家，纷纷提供极其珍贵的文物、史料，对传播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南洋华侨陈豪、朱棠回国参加抗战时，曾对宋绮云讲：“我们在国外每当看到《西北文化日报》和《西北画报》刊登的《西北风光》专栏上的诗文、图片时，就仿佛站在依依的左公柳旁，听到阵阵的驼铃声。我们的祖国多么壮丽伟大！所以我们千里迢迢回归祖国，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

1934年9月19日

　　很可惜，当年画报中登载的许多有价值的文物，经过战争浩劫和“十年内乱”已不复存在，但在画报中尚能找到他们的影像，这应归功于宋绮云。

　　渭水流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摇篮，文物甚多。西北上层知名人士也多酷爱文物、古董。宋绮云对此的鉴赏力，也是颇具水平的，加上他社会联系较广泛，很快便成为这方面的知名人士，他利用这个条件，加强与有关方面人士的接触，以便于党的秘密工作的开展。

　　《地下新闻》（油印版）创办于1935年，稿件均由宋绮云一人负责，主要刊登秘密收听的“塔斯社”新闻，以及我党发布的有关文件，随《西北文化日报》免费散发。

　　宋绮云利用这个据点，掩护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经常为他们提供工作和住宿方便。如郭子化在苏、鲁、豫、皖进行革命活动，多次给他经济上的支援，他每次到西安，或去延安经过西安，吃住都在宋绮云家。宋日昌赴日本时，《西北文化日报》社曾为他寄去旅费，丁毅忱、王鲤泉、周西林、孟清鉴、苏鸿鉴等同志来西安，都由宋绮云安插公开职务做掩护工作，有的则长期在报社。作家丁玲去延安，途经西安时，是报社安排接待的。周西林赴延安后，仍设法予以接济。毛泽民、钱希钧（君陶）去新疆，路经西安是由宋绮云派何连三专门照顾安全及生活，并以旅行记者公开的身份，通过敌区到达新疆的。潘自力从国外回来，急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宋绮云以记者身份护送至川陕苏区。1932年底，靖任秋从北平去甘肃搞“兵运”，3人途径西安，已身无分文，是宋绮云资助，解决川资的。1934年，谢华经西安去宁夏进行革命活动，就是宋绮云给办理的《西北文化日报》旅行记者证，才得以顺利往返通过国民党统治区。1935年，华侨青年陈豪，朱棠2人来西安，宋绮云立即予以救济，并设法把他们送到延安。

　　宋绮云在报社内善于团结同志，报社职工都把报社当成自己温暖的家，把宋绮云当成家人。特别是对受到敌人追捕通缉的同志，宋绮云都根据其特长，安排适当的职务，既便于掩护，又便于开展工作。当时报社内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许多人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宋绮云把年长的看作兄长，年轻的当弟弟，从工作到生活都关怀备至。曹冷泉被捕在押期间，宋绮云不仅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还为其送吃送穿，照顾其家庭。为了营救曹冷泉，他又特请杨虎城出面说情，曹冷泉因而获释出狱。

　　这时隐藏在报社内的反动分子马子静、马书展、卢普纯等人，以维护报社收益为由，指责宋绮云在报社内养了那么多“闲人”。机警的宋绮云感到马子静等人继续留在报社后患无穷，必须纯洁组织。他筹思再三，当机立断，一方面在杨虎城面前和广大群众中，揭露军统局西安站长马志超专门派白冠五盯梢的特务行径，另一方面揭露马子静等人内外勾结，无事生非的罪行。最后把马子静等人“请出”报社，解除了后顾之忧。此后，报社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为了避免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猜疑，宋绮云又指示张益斋参加了国民党，以便为报社做掩护工作。

　　经过这场斗争，《西北文化日报》纯洁了组织，先后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有宋绮云、刘永言、曹绶祉、何连仁、李森、徐自诚、周明达、周西林、邵幼和等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在党员的影响和推动下，很多人倾向革命，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印刷党内文件和翻印进步书籍、刊物等。1934年，由曹绶祉介绍，报社为进步书店代印了《中国向何处去》（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云峰著）《辩证法浅解》（宋绮云编、署名月溪）等书，以及延安发来的各项文件。所有这些书刊、文件，宋绮云都于百忙中亲自校正。

　　敌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1934年秋的一天，省党部特务头子宋志先侦察出《西北文化日报》印发宣传革命刊物，亲自出马，带着一批特务查抄，当即查出上述书籍及赵文杰所编的《飞跃月刊》。他得意忘形地说：“同宗同姓，这是什么？你还有何话讲，跟我去谈谈吧。”边说边叫特务们将宋绮云带走。陈子坚及时赶来报社调停说：“这些书籍是营业人员为谋利私自印刷的，绮云确实不知此事。”这时营业部主任郭子刚挺身而出，沉着地说：“这是我们为捞外快私自承印的，与宋社长毫无关系。”由于郭子刚当场承担了责任，再加上陈子坚的调停，宋绮云才未被带走。

　　郭子刚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宋绮云的同乡，平时多受宋绮云教育、关心，因而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特务们百般逼迫郭子刚供出报社革命活动情况及《飞跃月刊》的编辑，但都枉费心机。郭子刚任敌人严刑威逼，但只承认为生活所迫，为了赚钱，始终咬定与宋社长无关。特务计穷，将郭关了一个礼拜，毫无所获。最后将郭交保释放。

　　像郭子刚这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同志并不是个别的。曹冷泉出狱不久，又因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触怒了国民党省党部，又要被传讯。此时宋绮云认为曹出面不合适，他便找到张熙嘏商议，风趣地对张说：“熙嘏快去理个发。”

　　“理发做啥？社长。”

　　“准备坐牢，这次冷泉兄去应讯不合适，对工作不利。”

　　张熙嘏是协助曹冷泉编辑副刊的，平时不太被人注意，特务那边并未挂上号，他去了有利于斗争。

　　“坐牢我也去。”张熙嘏勇敢地说。

　　张熙嘏理了发，准备好行李，便随宋绮云去省党部。果然不出宋绮云所料，两人去后，在敌人面前把这件事唐塞过去了。

　　国民党特务机关始终把《西北文化日报》视为眼中钉，总是千方百计寻岔子、找麻烦。他们借新闻检查的名义，屡扣稿件，百般刁难，妄图以此阻止报纸的出版。为了抵制，搞合法斗争，宋绮云叫工人把禁登的文章段落或消息，精心地用鎯头把铅版敲得模糊。报纸发到群众手中，仔细的读者，仍可依稀辩认，反而更引起读者的注意，弄得省党部新闻检查官员哭笑不得。如果重要消息被扣，那就干脆开个天窗，并加上一个小注，说明某某新闻遵命删去，尽管市民们看不到具体的内容，但这样处理已于无形中透露了“个中消息”。这样，有时甚至可以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宋绮云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在新闻战线上与敌人周旋。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新闻封锁都无济于事，“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中共苏区进行疯狂的第五次“围剿”。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在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控制下，大肆吹嘘南京政府的所谓胜利，唯有《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了宋绮云署名的元旦社论《危机严重之新年》，指出蒋介石连年内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致使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他尖锐地向国民党当局指出：“帝国主义者为夺取未来的战争地理上之优势，为准备未来战斗能力之充实，更不惜向弱小民族做凶恶之宰割。如日本之占领东三省，英国之侵蚀西藏，法国之觊觎云贵……时间不留，困难日深，其将何以克服未来之危运？”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这样的胜利消息，各报都噤若寒蝉，唯有《西北文化日报》的《边闻通讯》却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特大喜讯。为此，宋绮云还约了部分同志看了庆祝会。

　　省党部新闻检查机构的刁难，更锻炼了宋绮云善于斗争的机智，有时竟使国民党的封疆大臣也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诉。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专程来西安视察。西安各大报纸对这次委员长的出巡，都按反动当局的规定，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标题报道了“中央社……”这一消息。如国民党省党部办的《西京日报》，就用了《蒋委员长来西安视察剿共》这样的特大标题，唯独《西北文化日报》则在一版二条上做了简短报道，而标题却另辟蹊径，改为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安领导抗日。还不仅如此，不知排字工人是有意还是误排，把蒋介石的“蒋”字去掉了草字头，变成了这样一个标题，“将委员长飞抵西安……”有人怕事情闹大闯祸，建议暂不发行。宋绮云坚定地说：“快发，如果没有人追问，就当不知道。等有关当局来查问时，报纸已经发出去800多份。一时”蒋委员长来西安丢掉了脑袋”便成为西安全城谈论的笑料。也预言了蒋介石二次来陕时几乎丢了脑袋。

　　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发觉后，派省政府科员涂某某来报社说，邵主席传见宋社长。报社的同人都为宋绮云的安危捏一把汗，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后果，但宋绮云胸有成竹，他神情自若地到了省府。邵子力怒气冲冲地训斥道：“报社怎么搞的？多年来尽出差错，散布消极言论，对政府从来没有表示过拥护态度，也从来没有很好的合作过，今天是我对你们报社的最后一次警告……”宋绮云从容地回答道：“主席，这是同人们等一时疏忽，谁也不敢拿着脑袋开这种玩笑。既然事情发生了，由我去彻查严办。校对的疏忽，我也有责任，一切还请主席周旋。咳！这大样也是经省府检查处看过的啊……”

　　邵力子为人忠厚诚挚，平易待人，且有民主思想，不愿事态扩大，再说此事也牵扯到省府新闻检查处的失职，故只是虚张声势一番，也就不再深究了。

　　一场风波在宋绮云的应付下，不了了之。而邵力子的这番话，也确是对宋绮云在报社工作的很好评价。

　　图穷匕见，最后，特务们使出了杀人放火的看家本领。，他们纵火焚烧报社。宋绮云带领全体员工抢救，尽管遭此横祸，但报纸一天也没有停刊。

1937年3月28日

　　宋绮云从1931年7月～1937年4月，主持报社工作长达6年之久，在工作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于智慧，周旋于中统军统之间，不仅把正面的声音传到人民当中，而且巧妙地保护了自己，使生活在黑暗中的西北民众，见到了一线光明。6年期间，他针对时政，亲自撰写的重要论文数百篇，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我党团结抗日主张，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