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看来,人类的斗争不会停止,只不过会表现得有时明显,有时隐蔽。
因此,在见到遗传学家谈家桢时,毛主席向他提出了关于“基因战”的预警,希望他在这个领域内,为中国人民多做贡献。
1968年,由于很久都没有看到谈家桢发表的科研文章了,毛主席便让人打听了他的下落。
得知谈家桢已经在农场参加了很久的劳动时,毛主席当即发了火,生气地说:“你们这不是胡闹吗?谈家桢这样有才华的人,你们怎么能这么干!要让他回上海,让他好好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期间,毛主席再次提到了谈家桢,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11月,农场领导找到谈家桢,对他说:“明天,你就不用来这里劳动了!”
想到之前的一些事情,谈家桢感到十分奇怪,还以为又要把他转到什么地方,剥夺了他参加劳动的权利。
于是,谈家桢带着疑惑的表情,看着你农场的领导,小心地问:“这是怎么了?”
农场领导说:“毛主席亲自点了你的名字,让你继续回到原来的单位继续搞遗传学工作!”
听了农场领导的话,谈家桢心里的郁闷之气,在那一瞬间发了出来,他仰头看着天空,说:“毛主席,我谈家桢何德何能,让你老人家为我这么费心啊!”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谈家桢回到了上海,继续在遗传学方面进行研究,用实际行动践行毛主席对他的期望。
在职业生涯中,谈家桢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为遗传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此,毛主席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晚年的毛主席却因为眼疾,减少了许多阅读,这项工作只能让人代替。当时,工作人员会选择一些重要的消息,进行摘录,再读给毛主席听。
由于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的思想毕竟存在着差异,毛主席听到的消息内容也自然受到了局限。
1974年,毛主席的健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工作人员虽然十分心疼,但却无法代替,心里都感到十分难受。
一天,在病床上休息的毛主席突然向秘书提到了谈家桢,说:“谈家桢怎么样了?我怎么好久没有看到谈家桢发表科研的文章了?我要写信给谈家桢!”
听到毛主席要给谈家桢写信,工作人员虽然心疼毛主席,但还是将他扶了起来,并搀着他来到书桌前。
当时,毛主席已经想好要给谈家桢写一封长信,但在写了两行后,便感觉到体力无法支撑,生气地将那页信纸丢到一旁,但也没有让人代笔,而是在另一张纸上艰难地写了30个字。
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写道:“谈家桢,你要记住,遗传学的研究不能停下,不管过多久也要搞好。”
很快,这封信便被送到上海,来到了谈家桢的手中。
得知毛主席亲自给他写了信时,谈家桢十分感动,当即将信拆开,认真地读了起来。那一刻,谈家桢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慈城的一个银匠世传家庭中。他的祖父继承了家传的银匠手艺,但父亲却在一个杂货铺里当了学徒,后来进入邮政局当职员。
1915年,谈家桢上了私塾,后又先后在教会办的道本小学、宁波斐迪中学读书后又转入浙江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学习。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谈家桢在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了苏州东吴大学,学习生物专业。当时,美籍教员特斯克讲的“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0年,谈家桢提前修满学分,获得了理学士学位,并担任了特斯克的助教。
毕业后,谈家桢在桃坞中学担任了生物学教员,还担任了惠寒小学校长。
同年秋天,在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的推荐下,谈家桢成为了燕京大学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并用1年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
1934年,谈家桢前往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便是全球闻名的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
期间,谈家桢先后发表了10余篇论文。
1936年,谈家桢撰写的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让他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谈家桢担任了该校的生物系教授。
后来,虽然因为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进行了搬迁,条件十分艰苦,但谈家桢的研究却没有中断,先后完成了不少有代表性的论文。
此外,谈家桢还为祖国培养了不少生物学方面的人才。
1944年,谈家桢研究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于2年后年发表了在遗传学方面影响很大的论文《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
后来,谈家桢受邀到美国讲学。
1948年,谈家桢婉拒了国外开出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到了祖国,为祖国的建设默默耕耘。
1957年,在参加了一次会议后,谈家桢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握着谈家桢的手,说:“我认识你,也读过你的文章,你就是那位有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吧!”
看到谈家桢谦虚的笑容后,毛主席又说:“谈先生!你对我们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听了毛主席的话,谈家桢说:“毛主席,这几年遗传学研究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很多人重点强调米丘林学说,反对孟德尔学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一直想向党中央反映这件事。”
当时,谈家桢担心毛主席对遗传学了解的少,还想进一步做些解释。
就在谈家桢准备开口时,毛主席说:“过去我们一直全方面学习苏联,有些方面确实不一定是对的,很多事情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谈先生敢和我说真话,这一点我很高兴,还请你要坚持自己的真理,不要害怕,搞好遗传学!”
听了毛主席的话,谈家桢心里感到十分震惊,深深地被毛主席的学识折服了,将毛主席当作了自己人生的导师。
不久后,在新年茶话会上,谈家桢再次见到毛主席。
看到谈家桢时,毛主席主动走上前去,说:“谈家桢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几年前各个大学都恢复了孟德尔学说教学,现在怎么样了?”
谈家桢没想到毛主席会称呼自己为老朋友,当即拉近了和毛主席的心里距离,说:“主席!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孟德尔学说是正确的了。”
对于谈家桢的回答,毛主席十分满意。
1958年,谈家桢被毛主席派来的人接到杭州见面。
那天,毛主席对谈家桢说:“谈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你能和我说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吗?”
对此,谈家桢也没有客气,说:“主席,我们实验室缺少很多设备,很多重要的项目难以开展,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
这次见面,毛主席和谈家桢谈了很久,还说出了让谈家桢十分震惊的话:“谈先生!如果有敌人对我们发起基因战,这样的战争是不是防不胜防?”
听了毛主席的话,谈家桢没有直接回话,思考了一会儿后才认真地说:“是的!如果真的有人将基因和战争联系到一起,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也很难防御!”
片刻后,毛主席郑重地说:“谈先生啊!我们一向爱好和平,但是不代表一些国家会没有这样的坏心思,我建议你这次回北平牵个头,尽量组建一些专门部门,我们要提防敌人将来会在这方面搞一些名堂!”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美国不就设立了许多实验室,专门搞基因战吗?这些都在新闻上被报道过。据说花5000万美元建造的一个基因武器库,杀伤效能就可以远超用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
多年后,在提到毛主席的前瞻性时,谈家桢还对人说:
“你们越是觉得不可思议,就越能证明毛主席的伟大。你们可知,我们国家的小分子病理学研究所是谁下令建立的吗?正是毛主席亲自签署的组建命令。至于毛主席为何能看得这么远,眼光为何这么超前,这个问题我无法解释,我只能说这些也是毛主席伟大的原因。”
后来,在实验室做完一个实验后,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是毛主席已经在办公室等了他3个多小时。
得知毛主席是为了不打扰他做实验,才等了他那么久时,谈家桢十分感动。
这次见面,谈家桢再次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关心,以及对他工作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他在遗传学研究的路上的信心。
此后,谈家桢虽然没有再见到毛主席,但却得到了毛主席的帮助,更是被毛主席惦记。
1974年,在收到毛主席的来信时,谈家桢迫不及待地将信打开。
虽然这封信上只有短短的30个字,但谈家桢的心情却感到波澜起伏,一直读了好多遍。
许久之后,谈家桢才抬起头,对送信人郑重地说:“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谈家桢向毛主席保证,不管有多难,我一定搞好遗传学的研究!”
看得出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谈家桢更像是立誓言,向远处的毛主席下军令状。
在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谈家桢干起工作来更有劲头了。
那时候,除了搞研究外,谈家桢还对培养新人十分重视,总是鼓励学生要超过自己。
看着学生们一个又一个地成长起来,谈家桢十分高兴,说:“这些学生确实比我强,这使我感到欣慰。”
晚年,在提到毛主席的时候,谈家桢说:
“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在书本中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得知毛主席的伟大,我比年轻人幸运很多,毛主席多次接见我,还很关心遗传学的发展。毛主席的眼光有多么超前呢?早在30年前毛主席就提醒过我,他让我一定要注重遗传病方面的研究,要注意国外的居心不良者可能会对我们发动基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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