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天，美国冷静了

“希望美方以这次会谈为基础，与中方继续相向而行，彻底纠正单边加税的错误做法……”

瑞士当地时间5月12日上午9:00，《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一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发表谈话指出：“美高额关税严重损害双边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本次会谈达成了联合声明……美方取消了共计91%的加征关税，中方相应取消了91%的反制关税；美方暂停实施24%的‘对等关税’，中方也相应暂停实施24%的反制关税。这一举措符合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期待，也符合两国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

美方能“彻底纠正单边加税的错误做法”吗？很难。对国际贸易的警惕，对经济全球化的敌意，可以说是特朗普执政的突出特征。2017年开始的第一任期里这只是小试牛刀，2025年重返白宫后明显变本加厉。无疑，美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正经历深刻的变化。持续成为舆论焦点的“特朗普关税”，迫使人们思考：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贸易体系？

5月8日，美国率先与英国就关税贸易协议条款达成一致，4天后又宣布与中国互相取消91%的加征关税，但与其他各国的博弈还在继续，目前还看不清最终的定局。然而，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还是能看出一些局势演变方向的蛛丝马迹。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距离在悄然变远。换句话说，美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结程度在变弱。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欲却在增强。这种奇怪的逻辑，在特朗普2.0时代达到极致。如今特朗普政府极端的政策措施，正在冲撞现存的世界贸易秩序，以美国优先的名义。

美国在“退场”

“特朗普关税”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但很少人关注到，美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结度在逐步减弱。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2021年于《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与普遍认知相反，过去20年来美国总体上呈现的是从国际经济舞台退场的态势。”

根据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38.6%增加到2008年的60.7%，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超级全球化时期。之后，这一比例下降，但大多数年份保持在55%以上。而美国这一比例的峰值是2008年（30.9%），此后的10年里，有9年都在30%以下。

对于美国这一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打对折”的现象，亚当·波森在文中做出了解释：“作为一个庞大、发达、多元，且与世界其他地区因大洋而相隔的国家，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全球平均值也属正常。”但他同时指出，美国的开放速度不与世界大体上保持同步，这里面并没什么根本上的必然性。

贸易协定（含自贸协定）的数量，是检验国家与外部经济联结度的又一重要指标。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00—2023年，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数（14个），明显落后于欧盟（49个）、中国（22个）和日本（19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退场”趋势更加明显。2008—2023年，世界范围内新签署的贸易协定总数是186个，其中亚太地区占比45%，欧洲是30%，美洲是15%（美洲地区主要的活跃者是拉美国家）。这段时间，美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如果不算2020年重谈的美墨加协定，美国最近一次签署自贸协定还是在2012年（与阿曼）。

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吸纳的绿地投资的数量，是检验其经济开放性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济调查局公开可查的数据，2014—2023年这10年间，美国吸纳的绿地投资除了2014年和2015年，绝大多数年份都没有突破100亿美元，2019年甚至降到40亿美元。其中，2017—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里，年均只有60亿美元。

拜登政府上台后，头三年年均回升到80亿美元。同一时期，经济体量只有美国约七成的欧盟，年均吸纳的绿地投资却是美国的三倍多。亚当·波森把美国的这种现象解释为“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抽身”，认为原因在于“接连出台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大幅提高了技术转让与外资持股面临任意限制的风险”。

《金融时报》旗下“外来直接投资情报”去年11月的文章提到，2023年全球绿地投资总额是1.38万亿美元，而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的对外投资额全球占比，从历史峰值的30%降到14%的历史新低。这意味着，美国企业的海外足迹出现了变少的趋势。文章在分析原因时认为，美国一方面持续加码对外投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本土投资激励措施。

政策回应失当

无论怎么解释为何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都不能回避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原因：他通过讲述因经济不平等而对现状不满的故事，对选情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助推民粹主义崛起，这已成为理解美国政治变化的常识。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自1995年突破15%后一直保持增长，并在2010年以后稳定在18%以上。也就是说，美国富有群体的财富长期保持增长势头。另一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3年，经济发展收益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一种解释是在收益分配中，资本对劳工形成碾压态势。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87%的股票和基金为最富有的10%群体持有，底层50%群体持有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贫富差距扩大本质上说是个内部治理问题，但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却把由此积聚的社会不满归咎于外部世界对美国的“不公”。亚当·波森把这个逻辑总结为一个“三段论”，即助推特朗普当选的民粹主义怒火，主要源于经济地位的滑落；而经济地位的滑落，又主要是因为自由放任的全球竞争政策；如果要赢得民粹选民的支持，最佳策略就是坚决抵制不受约束的全球竞争。特朗普的关税战，就是这个逻辑的极致演绎。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政策回应并非特朗普的专利，他只是在操作上更为极端。换句话说，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有着所谓的“共同认知”。美国经济学者小罗杰·弗格森和马克西米利安·希波尔德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分析称，过去十年间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形成共识，转向强调产业政策与供应链安全的经济议程，这一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相互依存弊端的反应。“其结果是，两党纷纷转向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以期创造更多本土制造业岗位，降低美国对他国的依赖。”

相比拜登政府推出“近岸”“友岸”政策，引导制造业流向美国能掌控的贸易对象，特朗普更进一步，想实现“在岸”，把美国所中意的制造业“搬到”美国。如果说拜登政府的“近岸”“友岸”属于有限掌控，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在岸”可以说是终极掌控。这种政策思路不仅极端，而且根本不接地气。

在某些学者看来，美国把国内经济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客观上掩盖了在回应经济全球化上的政策失当。亚当·波森认为，正由于美国对国际竞争参与度的减弱，国内矛盾才日趋极化。“相比其他那些普遍扩大了全球经济参与度的高收入民主国家，美国承受着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端主义。”他认为，美国这些年在趋向保守主义，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正是发生在美国逆全球化潮流而行之际，充分说明保护主义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亚当·波森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即“过去20多年来，美国一直在退出全球经济体系，在此期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活力持续衰退，国内不平等现象加剧程度远超那些坚持开放的经济体”。他认为，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领导世界，而是一剂“追随者精神”的猛药，“要看到全球范围内的同行与竞争对手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更为出色”。

印度经济学者拉古拉姆·拉詹也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部分国家已学会了如何与国际市场力量共处，比如北欧国家通过企业、工会与政府的三方协作，确保劳动者在全球竞争或自动化浪潮淘汰旧岗位时，能获得新就业所需的技能，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帮扶措施却相形见绌。这又回到了内部治理问题。对美国来说，问题或许没那么深奥：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为什么别国能行，美国就只是满脸怒气？

掌控，力不从心

“夺回控制权”，是英国脱欧公投前的一句响亮口号。英国脱欧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认为欧盟的规章制度束缚了手脚，让自己丧失了掌控感。对英国来说，欧盟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全球化体系，英国想通过退出体系来重获掌控感。这番操作的效果如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英国GDP的世界占比，从脱欧前2015年的3.8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3.18%。无论怎么分析大不列颠“缩小”的原因，其与身边庞大的单一市场欧盟拉开距离，肯定是绕不开的角度。

与英国“同出一脉”的美国，也在演绎类似的剧情——想通过拉开距离来重获掌控感。美国没有举行声势浩大的公投，但四年一度的大选起到了类似的效果。特朗普在竞选中把贸易和关税作为重要议题并能重返白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剧情脉络只是更不易察觉，或许连自己都没意识到。而且，美国依然庞大的经济体量与独特的影响力，意味着它的这种“退场+掌控”波及的将是整个世界贸易体系。

美国的“退场”，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时就已出现，“掌控”甚至来得更早。奥巴马政府时期高调推进但后来胎死腹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目的就是要获得掌控，用奥巴马的话说是“由美国来主导21世纪的路线和规则”。而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的文章，勾勒出“领导世界”的蓝图。如今已悄无声息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可以说是拜登政府“掌控”的实践。

与前任们相比，特朗普的关税战演绎的是“退场+掌控”的升级版。关税是一种贸易壁垒，如果特朗普政府谈成的贸易协议大面积维持高关税，就是在拉开美国与世界的距离。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掌控欲明显更强，希望每个谈成的贸易协议里，美国都占据主导位势。

“加强版”的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首先，如今的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主动臣服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小罗杰·弗格森和马克西米利安·希波尔德认为：“美国主导的后冷战单极世界正转向多极化，没有国家再自然而然地进入华盛顿的势力范围。”

其次，美国的“退场”导致其大棒在变细。多年的“退场”意味着，美国对贸易的依存度在降低，换句话说，美国在关税战中的脆弱性相对低一些。但这背后，是美国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整体衰退，较之过去几十年，如今世界其他地区已形成更庞大的贸易圈，为有意摆脱华盛顿强权操纵的国家提供了替代选择。这意味着，华盛顿在贸易问题上迫使别国把美国作为“必选项”的能力在降低。

最后，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世界贸易将继续前行。牛津大学经济学者恩盖尔·伍兹今年5月在《没有美国的世界秩序》一文中指出：“如果华盛顿执意采取如此极端的举措，也未必会导致经济秩序崩塌。相反，这些行动反而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国际制度框架，无论是通过改造现有国际组织，还是另辟替代性合作机制。”

她在文章中以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为例，论证在没有霸权国的情况下，“当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或需要共同防范风险时，完全能够自主建立有效合作机制”。其实，没有必要把历史追溯到那么远。对美国来说已经不存在的TPP，在亚太地区继续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形式存在，已经很有说服力。现在更值得探讨的是，历史上的“欧洲协调”，有没有可能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出现？

作者 | 雷墨

编辑 | 谢奕秋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