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这是最糟糕的重商主义”

当经济学家明年庆祝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50周年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重商主义将构成一个不协调的背景。毕竟，特朗普对双边贸易平衡的痴迷，对进口关税的美化，以及对国际贸易的零和策略，已经使最糟糕的重商主义做法——与斯密的教导背道而驰——死而复生。

经济学家贬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正确的。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把矛头指向双边贸易失衡是完全愚蠢的。但事实上，重商主义从未像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过时。

由于斯密的追随者，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往往在领先国家得到青睐，但其他试图赶上前沿经济体的国家通常采取混合策略。

例如，东亚各国政府采取重商主义和斯密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出口和私营企业，但往往躲在保护主义的高墙后面。其结果被许多人视为经济奇迹。虽然这些政策制定者中鲜有人会明确地将自己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所信奉的“发展主义”与重商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

斯密主义和重商主义做法之间的根本区别，源于如何对待消费和生产。现代经济学从斯密那里得到启示，把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斯密反驳重商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和目标”，并指出“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它或许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才应该得到关注”。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者本能地强调生产和就业。老布什的一位顾问曾宣称，生产薯片和生产电脑芯片没有区别，这是荒谬的。此外，一旦生产（尤其是制成品的生产）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贸易顺差必然会优于贸易逆差。

通过在传统的主流解释中加入各种市场失灵，有可能调和这两种观点。当今的斯密主义者会承认，当某些制造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或面临协调问题时，政策制定者不应无动于衷。问题是谁来承担举证责任，这决定了我们将例如东亚式的产业政策视为正常还是异常。

当代经济学家对消费的斯密式关注也导致他们低估了工作在决定幸福方面的重要性。在经济学家用来描述消费者行为的标准“效用函数”中，工作是一种必要之恶：它们创造购买力，但除此之外，由于它们减少了休闲时间，因此具有负价值。但事实上，工作是意义、尊重和社会认可的来源。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失业的个人和社会成本，这使他们对贸易冲击和自动化的后果不敏感。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缺陷之一是它促进了政策制定者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腐败的温床。但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前沿创新、绿色产业政策或区域发展，政府和企业之间密切、迭代的关系非常成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将企业和政府分开可能会最大限度地降低被捕获的风险，但这也使人们很难了解制约因素和机会。

每种观点都有自己的盲点。重商主义者太容易把生产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与国家关系密切的生产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斯密的知识分子后代们低估了生产和就业的重要性，忽视了公私合作的优势。好的政策往往是正确组合的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特朗普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混乱不堪、不加区分的贸易政策无助于扩大美国关键的战略投资，而且充斥着任人唯亲，让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得以豁免，并允许它们钻制度的空子。他的重商主义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体现了这一策略最严重的缺陷。（编译/王海昉）

本文由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7日刊发，原题为《重商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但特朗普版的重商主义是最糟糕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

4月19日，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门前参加抗议活动。（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