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意做个怪女人｜《纽约客》专访戈尔尼克

按：这篇采访进行于2019年12月圣诞期间，《纽约客》记者 Alexandra Schwartz 去戈尔尼克家里面对面聊了一个下午。当时，戈尔尼克84岁，可充满活力，谈话里透着机智、幽默和极为坦诚的自省。

原文地址：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2/10/vivian-gornick-is-rereading-everyone-including-herself

在回忆录《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中，薇薇安·戈尔尼克描述了自己与内蒂共度的下午时光，那些对她之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下午时光。内蒂是她儿时住在布朗克斯区公寓楼里的一位邻居。在那栋满是精明世故的犹太人的公寓楼里，内蒂是个异类，她是个美丽的乌克兰寡妇，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举止天真烂漫，像个孩子。内蒂织蕾丝。放学后，薇薇安会坐在内蒂的厨房餐桌旁，看着她织蕾丝，听她讲述那些关于金钱和爱情的幻想：“要是这样该多好啊：我刚下电车，就不慎滑倒，扭伤了脚踝。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为我诊治的医生高大英俊，善良温柔，他看着我的脸，我也看着他的脸，我们没法将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内蒂会这么说，然后一直说下去。接下来就轮到年轻的薇薇安了：

我会说：“要是这样该多好啊：洪水暴发，瘟疫肆虐，或是革命爆发，虽然我是个小孩子，但他们找到了我，对我说：‘你说得太好了，你一定要带领大家走出灾难。’”我的白日梦从来无关爱情或金钱，我总是幻想自己雄辩滔滔，激励千万人去感受自己的生活，并付诸行动。

这是一出真诚的喜剧：令人动容的是孩子渴望得到认可；令人捧腹的是为实现这种渴望而采取的夸张形式。戈尔尼克是个“红襁褓婴儿”（注：指出生于左翼家庭的孩子），是满怀激情的社会主义者的女儿。所以非常自然地，当她晚上闭上眼睛时，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并不是自己依偎在高大英俊的陌生男人怀里，而是站在演讲台上，成为第二个埃玛·戈尔德曼。不过，如果说政治是她与生俱来就擅长的东西，那么文学才是她的真爱。小说家同样能够激发人们去感受自己的生活。在放下父母的社会主义理念之后（在描述自己童年时对演讲的渴望时，你能听到她带着喜爱之情对其进行戏仿——演讲，演讲，还是演讲），戈尔尼克曾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遗憾的是，她笔下的人物始终拒绝被赋予真正的生命力。“我甚至没法让他们走进房间，走出房间，”最近她这样告诉我，“他们就只是那样躺着，像条死狗一样。”其他作者的虚构作品能成功，而自己的就不行，这其中的原因她却能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她成了一名评论家。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作者：[美]薇薇安·戈尔尼克

蒋慧 译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987年，51岁的戈尔尼克出版了作品《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正是这本书让她声名鹊起。 在那之后，她相继推出8部作品，要是不说你绝对看不出来，她现在已经84岁了。12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和她约好见面，那天对我们俩来说并无特别意义。正式确定见面日期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两个犹太女孩在圣诞节相聚，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那天，她穿着黑色紧身裤和时髦的坡跟凉鞋来开门，看上去像一位芭蕾舞大师。她的头发短而灰白，眼睛湛蓝且很大。她请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在与沙发成直角方向的扶手椅上坐下，交谈时我就得朝她转过身来。后来我意识到，这像极了心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的座位设置，只不过坐在被分析者位置上的是我。

△ 薇薇安·戈尔尼克

多亏了租金稳定政策，戈尔尼克在这套战后建成的一居室公寓里住了三十多年；她的家如其文，风格简约，不事雕琢，装饰少却都实用。桌子、沙发和椅子都是供人使用的，而非供人观赏的。为了给她的两只猫——博和普斯——提供一个专门磨爪子的地方，戈尔尼克特意放了一个猫抓板，不过它们当时正偷偷摸摸地在别处捣乱。这套公寓令人珍视的两个地方，一处是那排宽大的窗户，我到访时，其中一部分正被楼外的施工队用工程用布遮住（戈尔尼克住的大楼当时正在翻新外立面），不过透过窗户，她仍能向西眺望心爱的纽约；另一处是她的书架，最近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她对架上的书都做了一番精简和整理。

△ 薇薇安·戈尔尼克的书桌和猫

戈尔尼克并没有因为舍弃那么多书而感到伤感。她很清楚哪些书自己再也不会读，哪些书还会想要重温。事实上，她刚写了一本和这个主题相关的书——《未竟之事：一位长期重新阅读者的笔记》（中文名暂译，原书名：Unfinished Business: Notes of a Chronic Re-Reader），此书将由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于这个月出版。曾有一位朋友邀请戈尔尼克一起重读《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这本书他们俩已经有几十年没读过了，也是这次重读的经历启发了戈尔尼克写出这本《未竟之事：一位长期重新阅读者的笔记》。她惊讶地发现，E. M. 福斯特的这部作品与自己记忆中的样子竟大相径庭。于是，她决定重读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过自己的书，并写下在书中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这本书将戈尔尼克熟练运用的两种体裁——文学批评和回忆录结合在一起，让人想起纳尔逊·曼德拉的那句名言：回到一个未曾改变的地方，却发现自己已经改变。当谈及阅读意大利文学大师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作品时，戈尔尼克写道：“第一次读，我的双眼张开了，我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和‘我是谁’密切相关的重要东西；再读时，它又让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当时，我觉得已经活得足够久，久到竟对自己感到陌生——我竟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对于这件事，不会有人比我自己还惊讶。”

△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译 者蒋慧摄

她有理由感到惊讶。戈尔尼克如今的样子——一个靠写作谋生、没有孩子、离婚后过得很快乐、独自生活且不为此蒙羞的女人——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这在她年轻时生活的布朗克斯区，绝不可能存在：彼时彼地的女性不是已婚就是寡妇，或者就是即将成为妻子或寡妇。她喜欢称自己为“怪女人”，这个称呼源自乔治·吉辛1893年发表的小说《怪女人》（Odd Women）的书名，这部小说讲述了发生在英国现代女权运动萌芽时代的故事。她这样称呼自己，既是在向前几代独立女性致敬，也是在表明，她觉得自己在当下仍是个异类。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戈尔尼克就明白，工作——那种在社会上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厨房里完成的家务——对于过上一种更为充实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母亲贝丝在曼哈顿一家制服公司谋得一份文职工作，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在男人们奔赴战场时，贝丝体验到了那种令人振奋且充满意义的生活。当时8岁左右的薇薇安为母亲能出门工作、不用待在家里而兴奋不已，可她的父亲并不是这样，他让贝丝辞了职。这或许是路易斯·戈尔尼克（薇薇安·戈尔尼克的父亲）唯一一次表现出大男子主义，平日里他是个和蔼可亲、性格温和的人，靠每周五天在制衣区熨衣服为生。他和贝丝都来自俄罗斯；正如戈尔尼克在《未竟之事》中写的那样，她和哥哥“一生都深受父母那一代处于社会边缘、焦虑不安的生活经历的影响”。但在他们那栋自给自足的大楼里，贝丝·戈尔尼克却是核心人物。她是整栋楼里为数不多的说英语不带口音的女性之一，而且她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烹饪洒扫，熨烫衣物，同时还不忘插手邻居们的事务。戈尔尼克写道，她身边的那些女人“精明、易怒、胸无点墨，恰如德莱塞笔下的人物”，“而我——在她们之中长大、依她们形象塑造的女孩，我吸收着她们，就像从盖在脸上的纱布里吸入麻醉剂”。

△ 《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实拍图

戈尔尼克13岁时，她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她的童年戛然而止。母亲贝丝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拒绝起身，为自己“被抛弃”的处境痛苦地哀号。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贝丝不仅将丈夫理想化，还将爱情理想化，失去了可供安慰、倾诉的对象，她心中的匮乏感迅速失控，变成一种歇斯底里。《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是一本毫不留情面的书，戈尔尼克在描写母亲那种可怕的自怨自艾时，笔触流露出真切的反感，同时又对这种“表演”的持续时间之长和投入程度之深感到惊恐和敬畏。不过，那时的贝丝为女儿做对了一件事：她坚持让女儿接受教育。戈尔尼克考上了城市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CCNY），她的世界开始绽放光彩：每天从布朗克斯乘地铁去曼哈顿，就像从堪萨斯到了奥兹国一样。戈尔尼克毕业时，贝丝发现女儿在四年时间里学的是英语专业，感到很苦恼。像这样的学位能做什么呢？她原本以为薇薇安是准备好当老师的。

我问戈尔尼克，她怎么知道文学值得学习和研究。她看着我，仿佛我问的是她怎么知道干净的水能喝似的。我感到羞愧。和她母亲一样，我考虑的是市场，而她考虑的是灵魂。

△ 薇薇安·戈尔尼克

“因为那太令人激动了。因为那让我感觉充满活力，”她说，“仿佛置身于令人兴奋、引人入胜的现实之中。就像人们获得宗教信仰时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下藏着一个故事。而那个故事就存于那些书里。如果我能找到它，生活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戈尔尼克想研究文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想成为一名作家。她体验过伏案写作时的那种狂喜，那种倾己所有于纸页之上，世界退而不见的感觉。一旦体验过那种感觉，就很难再把生命浪费在其他事情上。但如何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这花了她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戈尔尼克的第一段婚姻维系了两年半，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时，她与一位画家相识并结了婚，而那段时间里，为了写作为了工作，她基本上都是在徒劳地碰壁。这段婚姻没好到哪里去。婚前，他们是一对年轻气盛、积极进取而随性的人，会一起把要吃的简单饭菜端上餐桌。婚后，她的丈夫却希望她能像那些郊区主妇一样，每晚为他准备好晚餐。（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李·克拉斯纳（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的妻子）和杰克逊·波洛克身上，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戈尔尼克妥协了一段时间。他的期望也是她的期望。“爱（正如我们自幼被告知的那样）是我们与生活展开特殊斗争的战场，”她写道，这是她自己在40年代、50年代还是个小女孩时被灌输的思想，“单单是爱的承诺就给了我们勇气，让我们梦想着离开那些充满戒备之地，转而面向真实的体验。”所以戈尔尼克并不只是想发表演讲。热情才是她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通行证。

△ 《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实拍图

文学将这种想法推向了一个燃点。年轻时，戈尔尼克钟情D. H.劳伦斯和科莱特——这两位吟颂肉欲欢爱的作家。她在《未竟之事》里探讨的第一本书是《儿子与情人》，在大学第一次读完这本书，戈尔尼克旋即将其奉为“圣典”。她在米丽亚姆身上获得了某种认同感，米丽亚姆是劳伦斯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保罗·莫雷尔的羞赧情人，这个女人“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知道自己被渴望，而且仅是因为自己本身”。第二次读这本书时，她觉得自己和克拉拉——保罗的另一位情人——更相近，克拉拉精于情事且自由，虽仍存贪恋之心。第三次读这本书时，戈尔尼克三十多岁，当时女权运动正风生水起，她已经与第二任丈夫离婚，而这一次，她在小说主人公保罗身上找到了共鸣——顺便提一下，保罗也在努力摆脱一位不满且令人窒息的母亲：“我沉浸在欲望之中，而不是被欲望占据，我为能全身心地投进性爱本身带来的震颤喜悦——那种丰富、饱满、动人的喜悦——而感到洋洋得意，就像小说结尾处的保罗，我生命里的英雄。”

这确定无疑且令人振奋。但现在，等她读过第四遍后，戈尔尼克发现，保罗试图通过激情来寻求自由，这看似是解放，实则是个陷阱，就像之前他那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一样。读戈尔尼克论劳伦斯，以及戈尔尼克看待自己阅读劳伦斯作品的经历，都令人兴奋不已。她点燃了真正的激情。她钦佩劳伦斯，因为他极力反抗那种要求他和其他所有人安分守己、谨言慎行的资产阶级秩序——“就像废奴主义者在那些主张废奴的自由派人士面前，后者说奴隶制确实很糟糕，但终会消亡，耐心等待就好，而废奴主义者会说：去你的耐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然后奋起反抗。”感官体验是劳伦斯通往自由的途径，亦是对其的隐喻。不过，她接着说道：

要是劳伦斯还在世，他可能就没法再使用这个隐喻了，因为如今所有人都对曾经被禁止的那种性自由有过丰富的体验，并且亲身体会到，从内而外地塑造自我并非仅靠感官就能实现。 性爱的狂喜并不能 让我们找到自我，相反一个人必须先有自我就位，才能在它到来时知道该如何应对。

△ 薇薇安·戈尔尼克

这是戈尔尼克早期创作的一部文学评论集《爱情小说的终结》(暂译，原书名：The End of the Novel of Love)的核心观点，此书首版于1997年，将于下个月再版。戈尔尼克认为，性爱已经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象征意义，因为人们现在很清楚它是什么。它已被祛魅，变得平淡无奇。丝袜已经一路脱到脚踝，既然一切都已尽收眼底，也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在《未竟之事》中，戈尔尼克还写到自己重读了年轻时钟爱的科莱特早期小说，却发现这些小说俨然已经过时，而且思想狭隘。在交谈中，我随口称科莱特为女权主义者——毕竟，她不也是靠笔杆闯荡世界，书写女性经历的吗？戈尔尼克立刻打断了我：“她笔下的内容基本上都在为一种想法服务：性爱激情是人生的核心体验。所以，我想我无法认同你说的这一点。”（不过，她和我一样喜欢看2018年上映的那部由凯拉·奈特莉出演的科莱特传记片。）“我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难道你对事物的理解就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了吗？”在《未竟之事》中，她对科莱特这样写道，“没错，我从你这里感受到了聪慧女子陷入浪漫痴情时的那种极富感染力的感觉。但如今，单纯的性爱激情不过是一种情境，而非隐喻；这种始于自身又终于自身的叙事，也不再具有象征意义。”

和她其他所有的回忆录一样，《未竟之事》也是一本性感的书。性爱体验或许已不再能为她提供隐喻，但它的确在她个人生活的叙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书中有一章，谈及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对一个冷漠男人的无助且自虐式的爱恋，戈尔尼克讲述了自己18岁时遇到的丹尼尔，他比她大十岁，“我对他痴迷了数十年”，尽管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个骗子和病态的说谎者。多年后，他出现在她家门口，问她从这段恋情中得到了什么。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或许她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但现在她知道了：他为她提供了素材，而且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必将是她。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实拍图

戈尔尼克的第二个相关发现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核心在于塑造人物内心经历的挣扎，即在相互冲突的欲望的撕扯下，拼命实现自我统一的过程——她将此称为与“人类自我分裂的恶性”作斗争。她认为，这是伟大作家写作的动力所在，也是他们笔下呈现的内容。戈尔尼克追求自我统一的理想在本质上是精神分析式的；她认为，作家们试图在纸上达成的目标，与许多人要在心理治疗室里花费数年才能实现的相仿。对心理治疗师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患者永远无法完全治愈。对读者来说，幸运的是作家们也同样如此。

戈尔尼克有反复修改自己作品的习惯，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提到这一点。（在《未竟之事》的开头，她用一段略带辩解意味的文字，提醒读者自己有这样的习惯。）很久之前一次晚宴上的小插曲；一段意义重大的恋情；一次难堪的经历——母亲拿剪刀把那条戈尔尼克原本要穿去参加派对的裙子剪掉了一块，以指责她作为女儿的无情：这些情节在不同的书中都有出现，只不过侧重点略有不同。在戈尔尼克的作品集中，你迟早会看到她钟爱的作家契诃夫的一句名言：“别人把我变成了奴隶，但我必须把这奴隶从自己身上一滴一滴地挤出去。”对戈尔尼克来说，这就是成为一位艺术家的意义。而拥有政治立场，就是要努力把别人身上的奴隶也一点点挤出去。

《怪女人和一座城》

作者：[美]薇薇安·戈尔尼克

蒋慧 译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60年代末研究生毕业之后，戈尔尼克开始为《村声》（the Village Voice，创立于1955年的纽约老牌传奇周刊）撰稿。这份报纸从两方面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让她养成了定期、规律写作的习惯。（戈尔尼克经常遭遇写作瓶颈，她曾在书中十分形象地描写过这种痛苦。）“那简直像待在幼儿园，没有任何约束。”她告诉我，“它让我明白了观点的意义。”《村声》对戈尔尼克产生的第二个影响来自：1970年，这家报纸派她去报道布利克街的一场女性解放集会活动。回来后，她已彻底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拥护者。突然间，她获得了一个能够解释整个世界的框架。主流文化教导男人要重视自己的头脑，却轻视女人的，而女人们早已将这种想法内化，几乎内化到了连它从何而来都记不起来的程度。腐朽的是体制，而体制是可以改变的。“一旦获得了这种分析，我就无比兴奋！我醒着时想着它，整天都沉浸其中，晚上睡觉时都带着微笑。”她写道，“毕竟，要解释我自己，还有什么比女性权利遭遇剥夺更合适的呢？那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快乐、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啊！”

“快乐”成了关键词。如果说戈尔尼克揭示的内容对她而言是新奇的，那么其产生的影响可称不上是新奇。激进的社会主义在她父母家中一直是一种信仰般的存在——是信念和值得为之欢庆的源泉。每个星期天，她的舅舅们都会过来例行公事般地讨论政治。戈尔尼克的父母从不为安息日点蜡烛，但会把她从学校接出来庆祝五一劳动节。他们都是谦逊的工人阶级劳动者，她在他们身上看到，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能让人变得有尊严且自豪。不仅仅是自豪——还带给他们活在世上的使命感。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又拥有了活力。

△ 薇薇安·戈尔尼克

1977年，戈尔尼克出版了一部口述历史作品《美国共产主义的浪漫史》。在绝版多年后，这部作品将于4月由Verso出版社再版发行。它以此开篇：“在知道自己是个犹太人、是个女孩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戈尔尼克采访了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成员，通过他们勾勒出这个组织从20世纪10年代兴起，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承认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种种恐怖暴行后，走向瓦解的历程。戈尔尼克的叙述核心极具洞察力：

有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化英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他们常被描绘成那种只为“事业”而活的人。家庭、朋友、道德责任全抛诸脑后，事业至上。而对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来说，他们把工作放在首位，是因为这能激发出一种内在的表现力，它闪耀着无比璀璨的生命之光，世间没什么能与之相及……那种处于中心位置的信念，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它能照亮人的思想、心灵和精神。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注定要过严肃激进生活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体验也完全如此。

戈尔尼克认为，美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果敢，并非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那样会使他们显得多愁善感，而她对多愁善感感到深恶痛绝——而在于他们那种绝对的使命感和信念，正是这种政治主张赋予了他们力量，使他们在这样一个敌视他们利益、漠视他们生活的国度里挺身而出。（这也正是他们的宿命所在，正如她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所有的浪漫史要么走向成熟，要么走向消亡。）她笔下的采访对象就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各自经历的主角，正因如此，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纪实作品，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动人且充满矛盾。

△ 薇薇安·戈尔尼克

这本书出现在更为包容的时代，但戈尔尼克却感到不安。刚出版时，评论家指责她忽视了共产主义的政治性，而美化了其追随者。“那些评论让我感到震惊和害怕，”她告诉我，“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都1978年了，这个问题居然还是那么敏感。”即便到现在，她仍能背出伊尔温·豪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那篇措辞奇特的批评文章中的语句（“唉，她的书在本该干练(dry)的地方显得拖沓(damp)，在本该犀利(hard)的地方显得软弱(soft)。”）“看完那篇评论后，我有整整一个星期都没睡好觉。”她说。不过，她也认同这种评价。她的作品也难免受到自己那种重新评价文学本能的影响。她认为自己在那本书中的文字很糟糕，语言浮夸，矫揉造作，她在再版的新序言中用焦虑的口吻提到。“我虽心存疑虑，但还是被说服再版了。”她告诉我。的确，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戈尔尼克正在这本书中形成后来属于自己的那种标志性风格，那种直截了当、斩钉截铁的节奏，这种节奏在《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中被打磨得炉火纯青，她重复节奏和短语，仿佛要把自己的旋律牢记于心。在《美国共产主义的浪漫史》里，她的散文听起来坚定，甚至有点教条。但使她免于陷入教条主义倾向的，是一种更强烈的修订和重新思考的欲望。她喜欢自己是对的；但她更乐于发现自己错了。

△ 《怪女人和一座城 》实拍图

那些欣然接受《美国共产主义的浪漫史》的新一代美国激进分子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戈尔尼克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持怀疑态度。去年12月，由千禧一代运营的左翼季刊《犹太潮流》邀请她和其他同代犹太人谈谈对伯尼·桑德斯的看法。她的回答很冷淡：“他年纪大了，是个犹太人，还总在大喊大叫。”戈尔尼克告诉我，她对那次采访感到羞愧。“这听起来太糟糕了——不仅尖刻，而且粗俗。”（她说话直率，写作却谨慎而深思熟虑；前者或许能解释后者。）我问她是否因此遭到强烈反对。她停顿了一下。“没有……”她坚称，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人想要推翻这个体制；相反，他们只是希望让它更公平地运作”——况且即便他们是，她也不会投票给他。她把票投给了伊丽莎白·沃伦，虽然她觉得这也不会有多大作用。桑德斯究竟对沃伦说了什么关于女性可选性的问题——在这场争吵发生的一个月前，戈尔尼克曾告诉我，她认为无论是女性还是犹太人，可能都不会当选。

这种想法是悲观主义的，还是革命梦想破灭后的务实态度？戈尔尼克写到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终结，仿佛那股浪潮只是悄然退去，在不知不觉间逐渐退去，直到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孤身站在了干涸的土地上。战友们都退回到各自的生活里。令人困惑的复杂情况层出不穷；细微之处开始显露。说起80年代初在《村声》上发表的一篇反对婚姻的激烈文章，当时她宣称反对婚姻，如今却带着一丝尴尬的悔意，认为那种立场过于尖锐、激进，近乎荒谬。从某个时候开始，她觉得男人也应从自身令人窒息的现状中解放出来——他们也应该被鼓励成为更完整的人。

△ 《怪女人和一座城 》实拍图

实际情况远比希望的要复杂得多。和她那一代的其他女权主义者一样，戈尔尼克对#MeToo运动的看法夹杂着钦佩、些许保留和几分怀疑。她理解其中的愤怒，但她认为这种做法过于严苛，既在策略上过于激进随意，又在范围上显得过于有限。这或许与戈尔尼克对情爱生活的看法有关，她将情爱生活视为战场，而且往往是更糟糕的战场——在她1996年出版的文集《平视》（暂译，原书名：Approaching Eye Level）中有一篇精彩的文章，描述了她在卡茨基尔犹太度假村工作的夏天，那里就像霍布斯笔下的狩猎场，有钱的客人一心要羞辱穷苦的员工，男员工则一心要打压女员工——即使有时会让人感觉表面上对人有利。前些日子，她告诉我，她接受了一位年轻女性的采访。“我说，‘我希望看到男人和女人像对待同类一样对待彼此，仅此而已’。”——这是戈尔尼克最喜欢的一句话，“然后我说，‘当然了，这样就意味着世界上很多和情爱相关的激情都会消失。’我开始大笑起来。她对我说：‘这值得吗？’然后我对她说：‘不如你来告诉我。’”

△ 《怪女人和一座城》实拍图

纽约从未让戈尔尼克失望过。尽管它经历了中产阶级化变迁、建筑物的拆除重建的过程，而且如今每个街角都能看到银行，但这依然是她的家乡，她依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同类。她是一个热衷于在城市街头漫步的人，她最出色的写作捕捉到了那种节奏，每走一个街区都能发现值得留意和让人感到欣喜的事物。在《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中，她将童年的回忆与成年后和母亲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母女两人在曼哈顿漫步数英里，这座城市既是她们之间的屏障，也是她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被视作《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这部回忆录的续篇《怪女人和一座城》（2015 年出版）中，她的漫步伙伴是莱昂纳德，他和戈尔尼克一样，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格格不入者。他们都是独行者，时而满足于孤独，时而又对孤独感到不满，既想融入世界，又想远离世界。但他们有城市和城市生活作为慰藉。当我问她如何与日渐商业化、甚至有些官僚化的纽约达成和解时，戈尔尼克说：“它不会改变，因为它永远都在表达。无论何时走在这里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有人在展现自我。这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城市。”

△ 《怪女人和一座城 》实拍图

在创作《怪女人和一座城》期间，戈尔尼克会把自己在街道上看到的事物、听到的只言片语，以及留意到的某个不寻常面孔上的神情都记录下来。可如今，她不再这么做了。她正努力摸索着探寻新的方向，虽然还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与此同时，她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斯托姆·詹姆森的文章，这是一位几近被遗忘的英国作家，他一生出版了数十部略显平庸的作品，却著有一部非凡的回忆录。她本应可以放松一些了：除了《未竟之事》的出版，以及《美国共产主义的浪漫史》和《爱情小说的终结》的再版，她的回忆录《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还被《纽约时报》评为“过去50年50部最佳回忆录中的最佳”，这可是个相当不错的赞誉，足以让她坐享其成。但戈尔尼克坦率地承认，她对自己感到失望。她认为，自己本应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天赋：“我感到十分自责，因为我没有写出自己认为应该写出来的那种东西，也没有写出更重要的作品。”写作对她来说一直是一种折磨，现在依然如此。她感觉自己通常并不是在神圣的精神私密空间里创作，而是被暴露无遗，感到备受煎熬。她对我说：“这种感觉太糟糕了，我每天都在工作，糟糕的地方在于，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我不得不每天面对头脑中的迷雾。无法思考，连一个像样的句子都写不出。还有很多日子，我什么都写不出。但我依旧会在桌前坐下。绝对的。每天早上，雷打不动。”

△ 薇薇安·戈尔尼克在书桌前工作的背影

一只猫突然出现，用脖子蹭了蹭戈尔尼克，随即跑开。随着我们交谈的进行，屋里的光线逐渐暗了下来。戈尔尼克起身去开灯，我也准备告辞。下午的时光悄然过去，夜幕降临，而明天早上还有更多工作等着去做。

♦ 刊登于2020年2月10日出版的《纽约客》，标题为《再看一眼》。

↓ ↓ ↓ 购书链接 ↓ ↓ ↓

发现更多精彩

01

02

03

豆瓣&微博&小红书&抖音&视频号

@小浪打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