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欧洲催生了现代文明？——欧洲文明的五大元规则

为什么是欧洲，率先从世界诸文明之林异军突起，并且催生了现代文明？这可能是所有文明、历史研究中最值得讨论问题之一。

学者侯建新认为，欧洲文明其实不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顺延，而是一种融合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以及日耳曼自身传统的全新文明。她萌芽于日耳曼蛮族入侵，成熟于中世纪。

欧洲之所以如此特殊，强大，乃至伟大，是因为在她的酝酿过程中，诞生了五大“元规则”。所谓元规则，就是“规则的规则”，一切原则都始于它；是文明的首要、关键与根本所在。

五大元规则不仅奠定了欧洲文明的走向，更是成为了现代文明的根基、普世文明的准则。

捍卫私产的元规则

在现代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是文明社会的共识。所谓无私产，即无正义。

但是这种意识并非自古就有。在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可以随意掠夺百姓的财产。在古代西方，也流行着“君权神授”“城邦正义”，以“集体利益”的名义牺牲私人财产。

是欧洲最早提出了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中世纪教会复兴罗马法，重新阐释了基本人权，特别是以圣经为依据，为私人财产赋权。

比如教会在12世纪，就把妇女的财产权写进法律。教会还告诫国王，不得贪图他人所有的东西，否则“必将受到现世和末日的惩罚”。

随着教会法的完善和普及，财产权被视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逐渐成为一条人人捍卫的原则。保护产权的元规则，从此扎根欧洲。后世洛克、休谟、斯密等伟大思想家，都将私有产权视为文明秩序的公理，其实就是这一元规则理念的产物。

欧洲文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奠定了现代文明的根基。

保护生命的元规则

如今，生命权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已经成为文明共识。

然而在人们最初的观念中，生命权不属于自己，而是统治者的恩赐。比如在古罗马、古中国，君主都有权决定臣民的生死。

是基督教最早明确指出，生命权源于神圣的“上帝”。人可以放弃日常权利，但无法放弃生命权。

生命权的出现，使得中世纪教会最早为穷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开办了孤儿院、平民学校等公益事业。生命权还是威慑专制统治的口号。比如有教会法学家主张，穷人在饥荒时有偷抢粮仓的“天赋权利”。

历史上穷人的抗税暴动，今天的堕胎争议，乃至乔布斯器官手术的特权争议，都体现了“生命权平等”的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深远复杂。

如今，生命权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已经成为文明共识。

一致同意的元规则

所谓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但是在传统政治中，平民没有资格参与讨论和决策，公共事务被少数人掌控，等级和世袭被视为理所当然。于是，统治者权力不受限制，常常为了一己之私，导致民不聊生。

是中世纪欧洲，率先产生了“一致同意”的元规则。

在私法领域，教会规定夫妻双方达成婚姻关系，必须经由双方本人及父母的同意；在公法领域，贵族与国王之间，政权与教会之间，都不能单方面创立和修改法律，而是必须协商一致；在乡村社会，庄园主也不能独断专行，佃户们举行村民会议，颁布村规，解决公共问题。

并且，该规则还包括：先有个人才有集体，多数人同意不能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也从现实中制止了“多数人暴政”的概率。“一致同意”的背后是契约精神。它后来衍生出主权在民、代议民主等现代政治规则。

可以说，没有一致同意规则，抵抗暴政的民主制度、议会制度就不可能出现。

程序正义的元规则

在古代东方的法律中，都明确主张刑讯逼供。

这种毒树结出的正义果实”，制造出海量的冤案错案，也给司法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以至于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

最早提出“程序正义”原则的，也是中世纪的欧洲。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一次提出正当审判、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国王的封臣，如未经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大宪章》

英国贵族还推举出25人组成委员会，监督国王恪守《大宪章》，并对国王的违法行为作出制裁。这等于从程序上限制公权力，使臣民免于被随意抓捕、监禁的恐惧。

800年来，程序正义规则，不仅传遍了西方，也扩散到全世界。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说，“良善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关键区别，就是程序正义。

所以说，程序正义是全人类的法律共识，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金标准”。

-5-

自我防卫的元规则

在古代东西方社会，上位者是拥有绝对权威的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下位者的生死。下位者要么绝对服从，要么造反成为新的掌权者。

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世间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绝对权威。是欧洲日耳曼人，最早提出“人民有权说不”的自我防卫规则。

日耳曼人在森林部落中的时候，就已经形成惯例：臣服是一种双向契约，遵循权责对等。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了统治权力；倘若部落首领违反法规，民众有权抗拒其命令；倘若统治者滥用权力，民众有权撤回效忠，甚至发起抵抗。

抵抗权虽然没有彻底终结暴力，却彻底禁绝了“乾纲独断”“斩草除根”的可能，催生了政治谈判和博弈。

“合法抗暴”的权利观念，可谓中世纪最有光彩的思想。近代以来，这一元规则一直被延续，并不断得到重申。法国《人权宣言》、欧洲各国宪法，都反复强调人民拥有重要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对抵抗权有明文确认和经典表述，并在后来的宪法文件中，写明了民兵持枪的义务，以及公民正当防卫、反抗暴政的权利。

可以说，这些规则和范例，避免了“零和游戏”的历史灾难，奠定了现代契约政治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