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至高善的理由与生活的真谛

作者 Aristotle 廖申白译

亚里士多德——西方理性之父，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其《形而上学》奠定西方哲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从物理学到心理学，再到生物学，他在一系列学科上都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他极大程度的影响着2000多年来人类文明的整体走向。

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

看下文亚里士多德如何解读：将“幸福作为最高善，”才是生活的真谛！

公元前4世纪《尼各马可伦理学》 “[我们]通过建筑成为建筑者，通过演奏成为演奏家。那么同样，我们通过公正的行为而变得公正，通过节制的行为而变得节制，通过勇敢的举动而变得勇敢。” “正如奥林匹克奖项并非要颁给那些最好与最强的，而是要颁给那些竞争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是赢家——这也同样适用于生活；在优秀与善良的人当中，只有那些行为得体的人会赢得奖项。” ... 幸福从我们的理性所决定的并对我们长期有益的事中表现出来。幸福不是享乐，而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副产品。

从物理学到心理学，再到生物学，亚里士多德在一系列学科上具有极高的权威，这使得他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干脆被当作是“唯一的哲学家”。但丁称他为“知者中的大师”。亚里士多德对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如阿威罗伊这样的伊斯兰哲学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为一切事物分类上面的严谨态度与不懈追求极大地影响了过去2000年来的哲学与科学思考。他开启了一种非常理性的、右脑式的方式来观看西方文明的本质。

人们常说，哲学的历史可以在柏拉图主义者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之间划分开来。柏拉图认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所能感知到的一切都有一种潜在的形而上的真实，“真理”存在于表象世界的背后或超越了表象世界。然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很大程度上是一位从具体细节出发的哲人，他感兴趣的是世界如我们所见的样子。在跟随柏拉图学习了20年之后，亚里士多德得到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必定建立在我们的五种感官之上；他以缜密而善于分析的头脑将事物分解成其组成部分，包括那些表面上很含糊的元素，如幸福和美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献给他的儿子尼各马可）是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最佳体现。他的科学著作如今主要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但《尼各马可伦理学》则持续地产生影响，因为它为好生活提供了一种诀窍，这诀窍现今仍被讨论和使用；例如，他的至善（eudaimonia）的概念（粗略而言，即“幸福”）就决定了当代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形成。虽然这本书是由演讲笔记编纂而成，看起来多少有些不完整和缺乏润饰，但它读起来并不太费力。

我们的职能是什么？

与柏拉图暗示事物潜在真实的“形式”概念不同，亚里士多德对于“形式”的使用仅仅指向事物的秩序或结构。若要了解一件事物是什么（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人），你必须知晓其职能。比方说，我们欣赏一条船，并不是将其作为绑在一起的几条木头来欣赏，而是将其作为某种能载我们过河的东西来欣赏的。

然而，我们能否说出人类的职能是什么？人类的职能不单单是生长，因为这会使我们等同于一棵植物。也不单单是看、听、闻，因为这一点上我们同牛马也没有什么不同。亚里士多德说道，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遵循理智采取行动的能力。一件事物的本质在于它如何被组织起来，而人类的本质，由于其组织自己大脑和行为的能力，在自然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归根结底是他所养成的品德以及他所做出的选择，因此，一个依据最崇高美德来组织自己生活的人会成为伟大的人。

我们并非通过将一个人看作无数细胞的集合来抓住这个人的特点，而是通过将其区别出来的东西。正是通过欣赏人们的品德、或是其毕生打磨的艺术或技艺，我们才得以抓住他们的本质或职能。亚里士多德说，一名长笛手或雕塑家，若是将长笛演奏得极为出色或是在雕塑中体现出极大的力量，那么他就会成功。成功取决于职能的实现。

获得幸福

亚里士多德伦理理论的出发点是幸福，因为他相信人是理性生物，会做出为其带来终极裨益的决定。虽然至善通常被翻译为“幸福”，但它也可以被解读为“美好”“成功”或是“繁荣”。

作为理性生命，我们的最大幸福来自于那些我们出于理智所做的选择。我们找到长远看来对我们最好的东西，然后在追寻它的途中幸福就作为副产品降临。仅有享乐的人生不会令我们幸福，因为它使我们丧失了在有生之年为某个目标所做的理性而有目的的行为。最崇高的幸福之路是那条给予我们最真实的（而非短暂易逝的）快乐的道路。比方说，阅读言情小说或惊悚小说带给人的快乐就比不上阅读托尔斯泰时人们所能收获的深意与满足。

许多人仅仅寻求生活的满足，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没比“食草动物”强多少。为了拥有一份“完整的生活”，我们必须将行为与美德相结合，不断完善自己并改进自己的技能。真正的幸福会随着我们在时间中打磨自己、追寻目标而浮现出来。“因为一燕不成春，一日亦不成春。”亚里士多德说道，“同样，一天或是很短的时间不能使我们享福又快乐。”他将时间本身形容为“发现之路上的好搭档”，这既揭示了我们自身的本质，也揭示了世界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说，友谊是美好而完整的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促进理性与思想的分享。通过合理的、有建设性的行为，我们帮助友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在此过程中，我们自身的理性品质，或者说我们的性格，也有所拓展。这自然会使我们幸福。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生活其中的社区或城邦。通过努力使其改进，我们自然会加强自身的品格，我们的幸福感也因此增强。

最后，亚里士多德将学习视为幸福的伟大来源之一——假使它不是最伟大的。因为学习使我们能够充分表现我们的理性本质。在欣赏哲学或科学真理，并将之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的过程中，我们抵达了人之为人的顶峰。

亚里士多德得出令人愉快的结论，那就是，幸福并非由命运或神明预先决定，人们可以通过在工作、努力或学习中有意识地将一种品德高尚的生活表现出来而经常地获得幸福。“[我们]通过建筑，”他说，“成为建筑者，通过演奏竖琴成为竖琴演奏家。那么同样，我们通过公正的行为而变得公正，通过节制的行为而变得节制，通过勇敢的举动而变得勇敢。”换言之，我们是在习惯中获得成功的。

评价一个人的生活，不应以其起伏的状态为依据，而应通过其发展与表现出来的持久性品德进行判断。这才是衡量成功的真正标准。一个成功而快乐的人，他在培养美德上是坚定的，他使命运的无常变得无关紧要。正是这种坚定、高贵与气度最为我们所敬仰。“与美德相一致的活动控制着幸福。”亚里士多德说。

行为与决定

柏拉图认为，仅仅欣赏美德就足以令一个人高尚。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份好生活务必是将美德体现于行为之中：“正如奥林匹克奖项并非要颁给那些最好与最强的，而是要颁给那些竞争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是赢家——这也同样适用于生活；在优秀与善良的人当中，只有那些行为得体的人会赢得奖项。”

他对自愿行为同非自愿行为进行了区分。小朋友和动物会做出自愿行为，但并不会做出真正的决定，因为这需要有意义的理由或思考。由于成年人具备审慎考虑和做出决定的能力，使用好这些能力（如追求一个要求我们限制本能欲望的目标）就将使我们感到我们正如所应当的那样活着——像理性生命一样专注于创造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渴望某事，但为了实现它我们必须决定采取特定的行动。而同样，我们可以相信某些事情，但形成我们性格的还是行为。“无法自制的”人，亚里士多德说道，其行为是出于欲望或悦人之物。相比之下，“自制的”人则“恰恰相反，其行为出于决定而非欲望”。

亚里士多德还在行为和生产之间做了有趣的区分。生产的目的是一件物品，一件我们以外的东西，并且它要求运用手艺或是有技巧的操作。然而行为得体就是其自身的目的，且不需要带来任何特别的结果。生产制造物件，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导致其质量更优或更劣，而行为，基于其品质，则能使一个人更好或更糟。因此，行为更加纯粹也更加高贵。

尽管亚里士多德区分行为和生产的观点是由他在社会上的较高地位所决定的，但这一观点亦有其当代含意。正如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所提及的，将我们自己想成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当代独有的事。可我们的存在并非为了生产，而是为了对我们的社区或社会有所贡献。这也正是为什么《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本表面上关于个人品德的书，却有这么多涉及友谊与公民责任感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今希腊北部）出生，其父是马其顿国王的一名医生。他17岁时开始在位于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并一直留校直至他的老师在公元前347年去世。之后他游历至土耳其与希腊的莱斯博斯岛，自行进行我们今天称之为海洋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以及地质学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娶了他在柏拉图学院时的同学皮提娅为妻，但他的儿子尼各马可却是他的情人、奴隶赫尔匹里所生。

在亚里士多德的有生之年，腓力及其子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是一股征服的力量，拿下了希腊城邦与波斯王国。亚里士多德享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庇护，并作为他的贴身顾问，直到这位帝王当政的最后几年，其因他的马其顿血统而失宠。他死于优卑亚岛，终年62岁。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三分之二已经丢失，但他的文集覆盖了很大一批学科，而他则被认为是其所在的时代最为重要的博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形而上学》《解释篇》《灵魂论》（或《论灵魂》）、《修辞学》，以及《大伦理学》。

结语

如今在政府间很流行关注“国民幸福指数”，而不再仅仅是经济产量。他们的顾问希望能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好生活以及至善的思想中获得指引，制定出可能为最多数人谋取最大幸福的政策。这是一种高尚的努力。不过，对于为个人幸福开出处方，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每一个人，依据其所要发挥的属于其自己的独特潜力，都将会有一条不同的通往好生活的路径。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将幸福本身当作一个寻求目标，而在于去追求对我们而言最富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此过程中，幸福将自然会随之而来。

亚里士多德常常因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些言论而遭到批评，因为他提到，间接因素如金钱、地位与家庭对幸福有着重要的贡献。不过，他对于有意义的生活的关注却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必拥有这些条件才能对生活感到满意或兴奋。假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为实现自己的幸福而行动，我们就很难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