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骗都是因为“笨”吗？

夜读 vol.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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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众是轻信和易受骗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让群体的愚昧性深入人心，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也让人们深信大众会盲从权威。可是果真如此吗？法国知名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颠覆性地指出，人类从来都不好骗，他们看似的轻信、盲从甚至迷信，其实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本文摘录自《你当我好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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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人在不能思考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影响。这一研究的对象是惬意观看好莱坞超级大片的观众。在播放的电影中，一些信息会快速闪过，如“喝可乐”。由于播放速度太快，观众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位于人的意识阈之下，所以被称为“潜意识”。潜意识信息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恐慌。

2000年，一则丑闻爆发。在美国共和党赞助的广告中，为了抨击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小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 Jr.），出现了“鼠辈”这个字眼。人们指控共和党此举意在使用“鼠辈”一词影响选民的潜意识。与之相反，也有人为了崇高的事业而运用潜意识信息的力量。一些公司制作能帮助人们提高自尊的疗愈录音带，让人们在睡梦中聆听。人们在熟睡时不会对意识施加太多的控制，这些录音带因而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潜意识，结果是人们觉得它十分有效。

对于洗脑和潜意识影响力的恐惧，来源于我们认为易受骗的特质和较差的认知能力紧密相关，即越不动脑思考，思考能力越差，有害的信息就越容易影响我们。历史上也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易受骗的特质和智力水平有限有关。早在公元前500年，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对演讲者言听计从的人，不考虑身边的愚人和窃贼比比皆是”，他的这番言论针对的是平民，不是贵族。

2500年后，群体心理学家的论述中也充斥着相同的说法。19世纪后半叶，从闹革命的暴动分子到罢工的矿工，群体效应日益有力地影响着政治，许多欧洲学者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得出了群体既暴力又易受骗的观点。时至今日，在像执法人员这样需要与群众打交道的人群中，这种观点依旧常见。

著名的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就曾说：“群体缺乏批判精神，这种特质能在较低级的进化形式的生物中观察到，如女性、野蛮人和儿童。”勒庞的同事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为动机推理提出了一个精彩的例证：尽管组成群体的是男性，但因为群体是驯从的、轻信的，所以群体的性别是女性。

另一位群体心理学家希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补充说，个体在群体中会回到自然状态，就像奴性十足的猴子在相互模仿。大约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马克·吐温笔下的吉姆正好就是一位快乐、易受骗、天真的奴隶。

上述种种都将易受骗和智力水平有限相关联。在21世纪，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令人讨厌的关联性。《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多亏那些轻信和无知的选民，特朗普才得以当选。人们针对英国脱欧也有类似的看法：那些投票要脱离欧盟的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乡下平民，而投票要留在欧盟的，则是聪明、有教养的都市人群。

在当代学术文献中，智力水平有限和易受骗之间的关系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第一种与孩童有关，他们的不成熟认知往往与易受骗联系在一起。一本心理学教科书说，当孩童能掌握更加复杂的认知技能时，他们就会越来越不易受骗。另外一种说法则更彻底，它指出儿童具备广告主们理想的目标人群特质：脆弱、轻信、容易下单。

第二种将智力水平有限和易受骗相结合的形式比较流行，它将我们的思考过程分成了两大类，即所谓的“系统1”与“系统2”。这种观点在心理学上历史悠久，近些年因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而更加普及。根据这种观点，有一些认知过程是快速、轻松、不费力及下意识的，这类认知过程属于系统1。比如，理解简单的文字、对人形成第一印象、在熟悉的街道上行走，都属于系统1。

总体而言，形成系统1的直觉是有效的，但也可能受到系统性偏见的影响。例如，我们会以脸部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或他是否值得信赖。这样的判断可信度有限，当更有力的线索出现时，比如此人的实际行为，这个更有力的线索就会盖过之前的判断，这就是系统2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系统2依据的是慢速、费脑力、反思审视的过程。当系统1失效时，系统2就会介入，用更客观的过程和更理性的规则修正错误的直觉想法；这就是常见的双重过程叙事（dual-process narrative）。在能阐明双系统作用的范例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球棒与球”的问题：

一个球和一个球棒的总价为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球是多少钱？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可以先试着计算，再继续往下读。这个问题让心理学家们深深着迷。尽管它听起来很简单，但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错误的0.1美元。这个答案就是系统1的完美范例。0.1美元，这是大多数人听完这个问题后在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答案。这个答案当然是错误的。如果球是0.1美元，球棒就应该是1.10美元，总价就是1.20美元。大多数人要靠系统2才能纠正直觉性的错误，算出正确答案是0.05美元。

如果说运转迅速且粗糙的机制组成了系统1，系统2则是由运转缓慢且审慎的思考组成的。我们可以预判系统1和易受骗有关，系统2则与批判性思考有关。为了梳理这两个系统在评估沟通中的信息时分别扮演的角色，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绝妙的实验。

在这些实验中，被试会看到一系列陈述，在读完每条陈述之后，被试能看到刚刚阅读的陈述内容是否正确。比如其中一个实验是关于美国原住民霍皮族（Hopi）的语言的，被试会先看到一条陈述，如“ghoren是罐子的意思”，一秒后会看到“正确”这个词，这表明前面那条陈述是正确的。

在看完所有的陈述及其对错之后，被试要重新判断之前看到的陈述是否正确。为了测试两个系统扮演的角色，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会间歇性地中断系统2的处理过程，而又慢又费脑力的系统2很容易被干扰，他们是怎样操作的呢？他们要求被试在听到一个铃声时按下按键，而这个铃声会刻意地在关键时候响起，也就是在被试思考陈述是否正确的时候响起。

无论之前的陈述正确与否，当回忆起哪些陈述为真、哪些陈述为假时，系统2被打断的被试更倾向于相信回想的陈述是正确的。干扰系统2，使很多被试把错误陈述判断为正确的。因此，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开始，我们倾向于接受别人告诉自己的信息，但哪怕是系统2受到最轻微的干扰，也会阻止我们重新思考最初接收的信息。针对这个主题，他们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吉尔伯特把结论拟为文章标题：《你不能不相信你所读到的一切》（You Can’t No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Read）。20卡尼曼将这些结论归纳为：“系统1使人易受骗，偏向于相信他人；系统2则负责质疑、不信任，但系统2有时很忙，经常很懒。如果系统2正在忙，我们几乎会相信任何事情。”

这些结果与研究人员观察到的分析式思维方式（即更倾向于依赖系统2而不是系统1的思维方式）和拒绝经验上可疑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是一致的。在一篇广为传阅的文章中，心理学家威尔·杰维斯（Will Gervais）和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发现，越擅长分析型思维方式的人，比如擅长解决“球棒与球”这类问题的人，越有可能是无神论者。22其他研究也指出，分析思维能力越强的被试，越不太可能接受各种超自然观点，无论是关于女巫还是各种神棍先知，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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