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书越多，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

书越多的时候，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

文：莫言

我是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辍学回家。但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阅读能力与对读书的渴望。当时农村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能够找到的可读的书籍屈指可数。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

记得我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经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让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种劳动，因为它非常单调，没有任何趣味。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学老师，他收藏了十几本革命小说，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些书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当时我们家养了两只羊，放羊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书后，我往往钻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两本书看完。书读完了，天也黑了，羊饿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难免要受到家长的惩罚，即便这样心里也不后悔。

现在回忆起来，像我刚才提到的红色经典小说，它们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讲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童年确实是一个读书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记忆力特别强，读书的热情特别高，读过了也能够记得住。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来一本书确实不易，因此对得来的机会格外珍惜。

让我收益最大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学语文教材，每逢雨天无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读这些课本。当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教材，汉语教材主要讲逻辑、语法、文言文；文学教材主要选录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铺子》《骆驼祥子》《说岳全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

这些教材虽然很薄，但它们打开了农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铺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走过的艰难道路，《雷雨》让我知道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形式，老舍的《骆驼祥子》让我知道了北京车夫的艰苦生活以及生动活泼的北京方言。

《骆驼祥子》中有个细节讲到，车夫祥子饱喝了一顿凉水之后，肚子里发出的声音就像刚饮了水的骡马一样。这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们当时在农村非常累了之后饱喝一顿凉水，活动之后肚子就会发出“吮当吮当”的响声。这种描写非常生动、准确、独特，这对我后来走向文学道路进行人物描写产生了很大的榜样作用。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是非常广，而且都是精读；因为读物非常少。所以，对中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还是让我受益终生。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我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农村的，干部战士加起来就十几个人。作为人民公社的饲养场，没有人来查岗，这样我就在岗上偷偷地读书。当时我们一个战友的未婚妻在县城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三年间读的，这三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三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还是读了不少书。

后来学校让我当政治教员，教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内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首长还有观摩的教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还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简单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十年读书的过程，阅读对我人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的刊物。虽然我从事的是小说创作，但我的阅读范围反而更广，有一些小说之外的好读物也能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让我燃烧起当年有过的阅读乐趣。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如果确实有创作的才能，不妨让他写写诗歌、小说，鼓励他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的学生都写小说。

一个人是可以既写出很好的小说，又能够成为屈指可数的优秀学者的，比如钱钟书先生。他一方面写出了《围城》这样优秀的小说，一方面他又是博通古今的大学者。像我这样的作家，没有上过中学、大学，最终还是成为一个被人认可的作家。

假如让我重新走一遍我的人生道路，如果能有一个像大多数孩子一样进入中学、大学学习的过程，我宁愿不要作家这个头衔，因为通过自学成为作家的过程太艰苦，而且这种作家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尤其在外语方面，几乎等于空白。假如我们能够打开另一种语言的窗口，用外文去阅读，我相信我们的写作会有很大的改观。语言也需要比较，只有几种语言在参照比较之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母语的奥妙。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这时候思想界、文艺界、美术界等各个领域都在创新，也都在大胆地向西方借鉴学习。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虽然这些都是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但它让我们认识到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们恪守的传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选题和创作原则让外国作家感到非常惊讶。这时候一方面是大量阅读，一方面是积极模仿和创作。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创作受了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对此我也坦然承认。不过直到去年10月份，我才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当时读不完是因为刚翻开书看了几行，就有了创作的冲动。小说里的人拿着磁铁在大街上行走，把每家每户的铁盘、铁钉子都吸出来跟磁铁走。这么夸张的细节，我们生活中太多了。这种魔幻主义创作把我在农村这些年的积累给激活了，因此没等把这本书读完就放下来写小说。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年轻人的阅读应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精读；一是泛读。人类的阅读物浩如烟海，就算从刚具备阅读能力开始一直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分为精读和泛读就非常重要。对那些已经被确认为经典的读物，我们应该认真读；对于现在的网络作品，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大概知道在讲什么就可以了。

有了精读和泛读的基础，要想进行小说创作的话就从模仿开始。当然模仿对一个成熟作家来讲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模仿不是耻辱，而是捷径。鲁迅早期的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迹，他的《狂人日记》就是模仿果戈里，但这并不妨碍鲁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慢慢他就超越了模仿阶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模仿是培养我们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是跟个人对语言的感受相关的。初中阶段对培养一个人的语感至关重要。如果在初中阶段没有培养起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那么后来的努力可能会事倍功半。掌握了一种很好的语感，就好像一个从事音乐的人很好地掌握了一种乐感一样。当时在农村有一些二胡演奏者，他们并不懂乐谱，但他们照样可以拉起琴来演奏一曲委婉动听的乐曲。这种感觉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爹说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家里有二胡，你练练二胡吧。刚开始拉的时候，只有“吱吱”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后来发现我己经能够演奏出《东方红》了，我的手、耳朵和《东方红》的旋律建立起一种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间艺术家虽然不识乐谱却仍然可以拉出自己心中的旋律的原因。

我的创作也分为几个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创作，一开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这时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比如《春夜雨霏霏》，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模仿，但他们还是发表了，因为里面己经出现了自己的东西。第一，里面表现的都是中国内容；第二，语言有自己的特色。

真正摆脱模仿状态形成自己文风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跟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非常熟悉。当我描写深更半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桥洞里边，一个铁匠炉边，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的时候，我们能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

所以，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风，只有他的风格在丰富语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或小说匠的阶段，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与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

在艰苦的岁月里面，尽管前途渺茫，我们还是要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