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在深圳遇见比较文学 | 王士跃

一九八五年十月，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周的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的130名学员参加了这场文学盛会，我也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在国内正值兴盛。改革开放推动了学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引介与研究，希望借此拓展视野，不但让外国文学走进国门，也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当年许多文学研究者纷纷投入到这股热潮之中，希望能够赶上这场改变学术生态的升级换代。

当时的深圳还未有今日的繁华，不少地方仍保留着渔村的痕迹，还能看到低矮的砖瓦房与高楼大厦新旧交叠，街头巷尾充斥着各地的口音，显露出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特色。深圳大学刚建校两年，校园崭新，一切都显得富有朝气。

讲习班的课程安排丰富，每天都有密集的讲座和学术活动。讲员则是汇聚了当时国内外比较文学界的顶尖学者，包括国际知名文学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R. Jameson）、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艾德礼（A. Owen Aldridge），两岸三地及海外华裔比较文学名家叶维廉、乐黛云、袁鹤翔、胡经之、黄维梁、黄德伟等，可以说群星荟萃。

第一场讲座由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担纲。她当时兼任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乐教授是一位思维前瞻、不断探索和突破的创新型学者。她做了一场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及其研究范围”的报告，她的演讲风格高屋建瓴，为学员们梳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脉络，并讨论了其在中国的未来走向。我曾在辽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过她的讲座，觉得她擅长化繁为简，将复杂的学术问题讲解得清晰透彻，既深入，又不失亲切感。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潮中乐教授可以说是一个符号性的学界文化领袖。

另一次重要的讲座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的袁鹤翔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中西文学关系的探讨。他学问渊博，对中西古今文学理论如数家珍，同时善于由浅入深地引领大家进入学术殿堂。他提到自己从香港新界乘车来深圳，一路上看到荒凉的海滨渔村逐渐变成繁华的现代城市，这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还记得他在课堂上说道：“深圳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这让我想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与未来——它同样需要不同文化元素的碰撞、融合与再创造。”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与世界交汇的重要窗口，经济发展如此，文学交流亦然。

讲习班课程介绍了许多最新的西方文学理论，对我们来说充满了新鲜感，有些名词和术语更是从未听闻，比如“基型论”“启悟主题”“接受美学”等等。讲员们课堂上旁征博引，信息量极大，课余时间我们这些学员们便凑在一起温习笔记或讨论，试图在几杯清茶的功夫里尽速消化新知。

欧美文学理论究竟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运用，这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并非任何的西方理论都能原封不动地适合中国文学的分析，如果一味生搬硬套，恐怕适得其反。课堂上讲员讲了一个流传于文学圈子的笑话，有人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解读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硬说那是一首描写男女欢爱的艳诗，其实是断章取义，完全背离了诗作的本意，也显露出一种走火入魔似的学术偏执。

在此期间主办单位还专门展出了大批国外和港台的比较文学出版物和专业资料，这些都是大陆学者较难见到的资讯，我们自然十分珍惜如此良机，如饥似渴地借阅和复印，记得我自己就带回去很多有价值的复印材料，回到学校后同事之间争相传阅，反响热烈，对后来的学习研究不无裨益。

学术交流并不局限于课堂。有一次，乐黛云教授在家中设小型座谈会，邀请艾德礼教授及部分学员参加。夜里华灯初上，乐教授的家中灯光柔和，四周摆满了座椅和沙发，大家或坐或站，畅谈文学研究的种种话题。

艾德礼教授作为主宾谈到了美国比较文学界的近况，也表达了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看法。他特别提到，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投身这一领域，感到十分欣慰。他那时已届七十岁，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在谈到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时，他说到了正打算撰写一篇关于乾隆的诗歌在欧洲翻译与传播的论文。

“乾隆皇帝的《盛京赋》曾在欧洲引起关注，伏尔泰甚至亲自致信乾隆，以表达对其诗歌的欣赏。”

在说到盛京一词时，他用的英文单词是Mukden，这是满语盛京，今天的沈阳。

“伏尔泰居然曾写信给乾隆？”有人讶异地发问。

艾德礼教授当时微笑答道：“是的，只可惜乾隆并未理睬他。”

此言一出，众人哄然大笑。乐黛云教授也摇头笑道：“这就是文化交流中的趣事了。”

艾德礼教授是讲习班的特邀讲员，他对欧美十八世纪文学关系的研究极为精深，因为他学识渊博，被同行称为“一座行走的图书馆”（a walking library），晚年又转向对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关系史的探讨，深受中西比较文学界的敬重。

那一晚大家谈了很多，从古典诗歌的英译，延伸至当代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再及中西文学传统的异同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突破，座谈会的气氛热烈，成为那一次讲习班活动中不可多得的难忘记忆。

两周的讲习班不仅让我们在学术上受益匪浅，大家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在这里结识了令我敬重，后来多年保持师友之谊的刘以焕先生。他当时是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精通古希腊语、拉丁文及多种外语。刘先生平易近人，常常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介绍我们与学界的前辈认识，提掖后进不遗余力。

还有我的比较文学引路人刘介民教授，他当时是辽宁省比较文学学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国内研究比较文学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当年他给予我很大帮助，常常给我以学术上的指导，并寄信与资料，及至我远离故土负笈美国，他还写信勉励和关心我的留学生活，让我心存感念。

除了白天的课程之外，讲习班在晚间还安排了一连串的自由学术活动，其中包括了多场学员与讲员的对话。我们的讲员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许子东教授，当时已经凭借《郁达夫新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今天因为常出镜《锵锵三人行》而广为人熟知。白天他为我们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的文学渊源，晚上他又参加我们的自由讨论。我们这一群年龄差不了多少的同代人围坐在长桌旁，自由轻松地畅谈当今文坛的种种现象。许子东本人也曾写过出色的小说，但是因为他的批评文章更出名，淹没了他的小说家的名气。他谈了很多文坛的的轶闻，他的口才和文笔一样的好，明快、透彻。

还有一天晚上，几位朦胧诗代表人物突然现身，为我们的文学沙龙带来不小的骚动。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人一起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徐敬亚的沉稳深刻，吕贵品的慷慨激昂，王小妮的娴静细腻，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敬亚当时任《深圳青年报》的文学副刊编辑，他除了谈论诗歌之外，还谈到了深圳的发展，他说深圳并非一片文化沙漠，虽说是一个新兴城市，因为地处港澳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它变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十年后回顾深圳的发展，无论经济成长还是文化变迁都不能与四十年前同日而语了，不但晋升到中国最强GDP的城市之列，在文化版图上亦占据着日益显著的地位。

八十年代是一个各种观念交锋、思潮激荡的时期，社会洋溢着变革的气息。比较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以跨文化的视角拓宽了学术的边界，也为思想的解放提供了新的契机。四十年匆匆而过，虽说当年的比较文学讲习班已成往事，然而那股深圳金秋的气息仿佛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