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武将经商普遍存在，那么“宋代武将经商”有何特点？

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势力拥兵自重，军阀为了增强自身的建设，普遍开展经商以扩大财源。

在有关宋代官员经商的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宋代官僚集团，在参与商业经营活动时有诸多共性呈现，将宋代官僚集团分为武将群体和文官群体来看，二者在参与经商活动时的差异性也很明显，这些差异性，也正反应了宋代武将群体经商活动的特殊性。

武将经商活动规模庞大

在宋代，参与经商的官员受职务所限，必然无法在商业运营的全过程中亲力亲为，将经商的事项，交付他人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文官和武将都是如此。

乾德四年五月，太祖曾下诏禁止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擅自经商：“自今其勿复令部曲主掌事务，及于部内贸易，与民争利。违者论如律。”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又下诏禁止“文武官僚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这两道诏令中的“令部曲主掌事务”，“遣亲信于化外贩鬻”可窥见委托代理人进行贸易是官员经商时的普遍模式。

文官经最常见的委托对象是僚属、仆从、家人、民间商贾。

宰相赵普“遣亲吏诣市屋材”，赵普在秦、陇二地贩运木材时派遣的人员是其亲吏。

真宗时期，身兼市舶使的广州知州张鉴委托对象商贾替自己走私海外，“以资付海贾，往来贸市”。丁谓被贬到崖州后雇佣一海外贩夫，“辄与数百络任其货易”以博取厚利。

仁宗朝，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萧固在桂州任职期间差遣僚属长途贩运，“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挥入两浙，商贩私物。”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称“臣访闻陆师阂，去年自成都府移治永兴，仍取成都供给，有本府衙前杨日新者为之卖酒。”陆师阂指派衙中当差的杨日新为自己卖酒。

对比文官，武将掌握兵权，有军中士兵可供调度，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具有触手可及的便利。

仁宗朝，庆历四年二月，滕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辆，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在提及北宋时期武将经营商业活动的历史资料中，这是信息最详尽的一条记录，从“百余人，四十辆车，三百余笼货物”的记载可知，滕宗谅组织的这场贩茶贸易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前文中委托数名僚属、仆从、家人、商贾的文官经商时的组织。

神宗朝，保州有将领组织军人烧炭、卖炭，“诸路州军多差兵级营置杂物，……所差兵士打柴烧炭，不任重役，往往投贼。兼先有保州烧炭，军员以纳课不充逃走。”从军人不堪劳役、无力纳课可知，将领将这些军人组织成生产队伍，分配劳动任务和赢利指标，烧炭卖炭俨然已是军中成体系的产业。

相比北宋，南宋的边境之患更加严重，武将在朝廷的地位大大拔高，武将集团的迅速崛起，使武将行事更高调张扬，随之带来武将经商规模的膨胀。

宋代，盐、酒作为受众群体广泛的国家禁榷品，商业利润极为丰厚。

也是武将组织贩卖活动时最常见的物资。

南宋武将利用军队中有大量劳动力的特殊性，从事走私贩卖盐酒等活动，其阵势之猖獗，民间尽知。

以致百姓都打着军方旗号，大肆贩盐。

此外还出现了“百姓依籍军兵声势私贩”，“军人、百姓结集徒众买私盐”的军民勾结卖盐现象。

可见军队平日里贩卖私盐时集体出动，阵势逼人，在民间影响极大，以至百姓中有不法者贩盐时，以冒充军队为策略。

因此，两宋的文官经商时多以委托僚属、仆从、家人、民间商贾若干名为主要经营模式，而武将动辄调度“百余人”乃至“八千人”参与经商活动，规模之巨，文官力不能及。

武将经商活动呈现常态化

在宋代，文官对于从商的态度各有不同，有文官希望成为商业经营者，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也有文官保持清廉的态度，拒绝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但宋代文官不管是否有意参与商业经营活动，都很难形成规模化、集体化的行为。因为文官在当时受政府管制、道德批判等压力过大，所以不少文官在从事商业经营时，都会三思而后行。

不过，宋代的武将却与文官群体不同，在当时，武将成为商业经营者已成为常态化。

宝元年间，元昊公开叛宋后，宋廷对西夏用兵多年，与辽国之间的形势同样紧张。

战事的频发导致用兵需求量激增，宋廷大量招兵，军费开销陡然增多。

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分拨专门的回图贸易资金给将领，任其组织商业活动获取收益，并且这项专门款项有逐年增额之势。

由此激发了边境将领们，商业贸易的规模激增。

军队在这些贸易中获利丰厚，所得利润可达本钱的数倍。

嘉祐三年初，朝廷因考虑到“边事久宁”，曾一度对武将的经营活动叫停。

但在大量戍兵且军士衣食缺口严重的现实压力下，宋廷还是不得不复用旧法，出资给武将经营，助其牟利以贴补军用。

嘉祐三年初朝廷发布停止沿边各路回易的诏令，同年十月便下拨河东转运司绸绢十万“助籴军储”。

反映了在各军经费不足的窘境下，赡养军队是武将经营牟利的合理由头，朝廷即便有心整治也无可奈何。

纵观仁宗朝，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十分活跃，这是由战事增多直接导致的。

高宗南渡初期，武将经商活动的活跃度可谓达到两宋间的顶峰。

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与吴璘兄弟、刘锜等各家军营皆“赡军回易”，具体事例在前文中已有提及。

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在被罢兵权时，其军中财产陈列如下：回易利息及收簇趱积军须现在钱一百万贯，耕种并樁管米九十万石，在镇江府、扬州、楚州、真州及高邮县、江口镇、瓜州镇有正赐公使酒库、回易酒库、激赏酒库等共十五处。

可以看到，杭州城里军士酿酒、贩酒，民众和官府都习以为常，这一情景已融入杭州河岸的日常景象中，与寻常“商贾买卖骈集”无异，成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

对比文官经商时动辄引发同僚抨击、民间非议，经商行为在武将群体中已成定式，不足为道。

相比普通民众经商，官员参与商业活动本身占据着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官僚集团中，相比文官，武将以国家资本为资金来源，以军中兵士为劳动力，占据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且在法律约束和公议舆论两方面，都享有更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