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史学的多元图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史学的多元图景

文 | 李帆

自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为标志的近代史学基本建立起来。由于中国史学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此时面对和引入的西方思潮也纷繁复杂，故而在两者基础上建立的近代史学亦非以单一面目出现，而是呈现出多元性的图景。

自然，多元性不意味着无秩序，内中有所谓“主流”和“旁支”之分。源自五四时期的北大、以胡适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学术纲领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奠基其上的新历史考证学，如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和傅斯年主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便居于史坛主导地位；而对之持有不同看法，代表所谓“保守”势力的“南高史学”，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生所认同和坚守的史学，则成了所谓“旁支”。

后来的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也往往依据时人的这种见解，更倾向于重视对“主流”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旁支”的探讨，令人遗憾。

可喜的是，区志坚教授所著《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一书的问世，将大大改善这一局面。

《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一书主要以柳诒徵执教南高史学部、东南大学史学系及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历程为主线，以1919年至1923年于南高文史地部修读史学部课程为主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尤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及郑鹤声四人的治史观点及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

作者指出，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人，在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及历史教育方面，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在中国史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

柳诒徵的学问出自中国传统的经学，他凭借对中国典籍、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维护礼教伦理的责任，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的态度。他一生著述繁多，被奉为南高史学的“精神领袖”。其弟子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人，皆在学界独当一面，各有不凡建树。

目前学界对于南高“学衡派”已进行过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对于柳诒徵个人的思想、学术也不乏研讨，但对于由柳诒徵及其弟子所构成的南高史学群体却相对缺乏深入讨论，尤其是缺乏在“新史学”演进背景下，以及与北大史学相比较视野下的具体研讨，《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恰是在这方面多所用力之作，其弥补了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在具体论述上，该书不乏独到见解。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化，起自20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史学”分途发展，南高史学代表其中的一种方向。该书首先将这一点明确化，作为论述前提。在此基础上，该书充分论说南高史学的特色与价值。

例如，基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定位，师范教育是南高的办学主体，文史地部师生受此影响，注重借史地研究推动道德教化，故多从宏观及致用的角度从事研究，努力推动贯通性的史地研究、史地教育的开展，实有异于北大“窄而深”的治史理念及方法，即更强调治学的博通而非专精；

再如，基于对以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反思，南高史学更注重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建构和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余，亦“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不仅成为“学衡派”之主张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而且表明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的更多坚守；等等。

此类见解抓住了南高史学的主要特色，阐明了南高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非常值得学界同行关注和借鉴。

总体而言，作为学界首部全面探讨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专著，该书可谓站到了学术前沿，创新性强，而且内容充实，个案鲜明，说理充分，叙述得当。不过尽管如此，该书的个别论述还是有再发挥的空间的。

例如，南高史学与北大史学的分途发展，强调博通而非专精，就关联到民国史坛对于“通史”和“专史”研究取向的褒贬与判断，似应结合当时的讨论多展开一些论述；再如，南高史学对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关系的注重，实则关联到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大问题的思考，即如何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书中对这方面的论述也稍显不足。当然，以作者的扎实功力和雄厚实力，相信他一定会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补充完善。

是为序

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