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后记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李骛哲 著，中华书局 2025年3月

老师的长女，现在柏林念高中。我听说她在德国学过拉丁语，便将手中一封无法辨认的拉丁语信件交给她，希望她能助我略释大意。未曾想她办事极其认真，竟将该信交与学校的拉丁语老师辨认。但19世纪的手稿晦涩难懂，就连德国的年轻教师也难以悉释。这名老师又将此信交给学校数学教研组长，请这位老师业已退休却研习过拉丁语手稿的母亲帮助辨认。两页文献，辗转大半个地球，叨扰三代人，才最终得以释读，每念及此，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感激。

这是2018年，我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所撰后记的一部分，也是这本《郭实猎与“开放中国”》从搜集文献、释读内容，到最终成文艰难过程的见证。诚如王维江老师所言，在接受他的建议把郭实猎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之际，我便知道自己是在冒险。“首先面临的挑战是第一手文献搜集、整理和外语知识储备的不足，不只是已知英文、德文的运用和未知的荷兰文、日文的学习，同时还需掌握手稿辨认和阅读的技巧。”而另一个挑战则在于，“如何打破学界已形成的对郭实猎的固有看法和学术之外的观念禁锢”。回想研究起步的最初两年，陆续收集的文献超过十个语种，尤其是英、德、荷、汉四种语言高频切换的研究状况，和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条条框框，确实都令我迷惑、困顿，甚至苦不堪言。

△ 身着福建水手服饰的郭实猎

普鲁士人郭实猎（Karl Gützlaff）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个性倨傲狷急、行事夸张高调。凭借超常的语言天才，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最先突破清政府海禁，又在之后一直扮演着鸦片商人、英国商务监督、侵华英军及港英政府的翻译、参谋、情报官、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等多重角色。他是中国境内第一本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是中国最早的内地传道会——汉会的创始人。他以中、英、德、荷等国语言撰写论文和游记，极富影响。他是后人理解19世纪上半叶中西碰撞过程的关键线索，但他的行为和形象却充满矛盾、迷离难辨。关于他的争论至今未消。

作为彼时中外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郭实猎身上所背负的争议，不知凡几。倘若我们将这些争议，进一步放大到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研究的学术史上，便会发现，这类争议，本就构成了一部迅速变化着的观念史。自20世纪初叶，近代来华西人进入学界的视野以来，无论将他们视为殖民者的爪牙、鸦片商的掮客、侵略者的帮凶，抑或上帝的信徒、文明的种子、科学的使者，任何一种论调都深深地錾刻着时代的烙印，却与事实本身保持着似近而远的距离。或可说，所谓的人文学科、历史著作，真正反映的问题，并非纯粹事实，而是后世论者的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著史者常言求真，尤其我身边四〇、五〇、六〇后的前辈师长，这自然是对“影射”之弊的痛定思痛。但需承认，历史真实固然重要，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反思和批评更弥足珍贵。还是克罗齐的那句老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承担不起教化的功能，只是教认同者聚集，再教反对者尽速离去。

这本《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在实证方面，是竭尽全力的。答案须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清理出来”。19世纪的英帝国已显出极盛之势，但那毕竟还不是英文主导全球的时代。文献语种的多元，已经呈现出此间中西碰撞过程的复杂形势。当我将研究聚焦于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的“开放”问题时，就必然需要在全球视野之下，重新审视郭实猎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身为普鲁士人的郭实猎，奉荷兰传道会所派，来到东方，向马来人传教，又为英商、英军、英国政府所用，最终突破中国的海禁。他的背后，是自大航海时代起逐渐形成的殖民贸易体系，是英帝国在殖民扩张时代的强大势力。他在中国的突破和成就，却又得益于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积累数百年而成的华人华侨人际、经贸网络。而他在汉会问题上的折戟，也清晰地折射出，那些知名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在争夺利益版图过程中的复杂博弈过程。

重新揭示郭实猎矛盾复杂的人格和经历，可使他摆脱过往几近脸谱化的僵化叙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些基本历史事实的清理，陆续涌现的海量西文文献，已经提示出，19世纪上半叶的中外关系史，尤其是鸦片战争史，还存在着一系列更为复杂、重要的面相。我们需要回到全球史的视角，系统性地重新审视此间中英双方，乃至东西方两个世界对彼此的认知情况、知识储备，以及相应的人员交往、贸易网络和政治需求。

直到不久前，华语学界研究鸦片战争的主旨，仍多集中于对王朝昧政的批判，着力强调中国自身“开眼”或“开放”的价值。可如今，曾经号召开放门户的列强，已经转变了姿态。早已视“开眼”为常识的中国，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势随时变，时代话题的变化之快，叫人猝不及防。当鸦片战争的相关研究，在事隔近30年的清冷之后，再次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时，新一代学人的价值取向、读史心境、现实关怀和他们所感受到的世界大势都已变化。后人，还能一如既往地赞成近代中国从王朝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吗？旧论似已松动，新说尚未现身。我不禁好奇，变局发生的时代，将变化出怎样的学术？

这部《郭实猎与“开放中国”》的主体，是我于2018年6月在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三、第八两章则陆续草于毕业之后。2024年5月在本书定稿之前，我又将原有的第七章“郭实猎与鸦片战争”以原标题推翻重写，内容作了较大改动。文前两篇序言，一篇得自王老师，一篇受赐于吴义雄老师。两位老师的序言，多鼓励之言，却叫我惶恐而不知所措。

我不应该回避本书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和争议。诚如吴义雄老师所说，“郭实猎的一个重要身份是香港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对于这个方面，有关研究一向很少，本书亦未予梳理和论述”，这并不是我“自有考虑”，而是近年来因精力分散，无暇顾及的遗憾留白。还有王老师提到，郭实猎在欧洲的拥护者群体、人脉网络，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立面，也因为文献存量过大，而没能来得及做系统梳理。这些遗憾都只能留待来日从容续写了。此外，韩山明主持汉会工作阶段的状况，也就是本书第八章“汉会‘丑闻’再探”的相应内容，也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此章成文后不久，我即呈予苏精先生批阅。先生极认真，迅速传来严肃的批评。邮件很长，概而言之，认为我在文中引用新发现的《何八禀》属于轻信，不可仅以此证，便毁掉韩山明的声誉。信中充满护惜古人之意，令我动容。根据先生的批评，我修改了文中对这份何八供词的部分分析，使文章更趋严谨。但直到发表之时，还是感到，汉会一事实在过于复杂，现有研究仍不够充分。近期，我已着手重新系统梳理巴色会所存相关档案，希冀能在不久之后，再有新的发现。

遇到能够认真批评学生的老师，是一种幸福。

王老师，自不必说。回忆读书的时候，每每被老师骂得狗血淋头的场景，我便会联想到魏达志老师追忆朱维铮先生带学生时的样子：“朱老师批评的严厉，训练的残酷，可以摧毁你所有的自信，摧毁你所有的自尊，然后让你在一种深刻的反思中，让你通过艰苦卓绝的训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直到你能够重新寻觅生命的起点，重塑你自己的信心，重塑你自己的知识和价值体系，然后才有点希望，才有可能获得新生！”我时常疑心，老师就是想在我的身上复制朱先生当年在他的学生身上所制造的一切磨难。这种“既让人胆战心惊，又让人受益匪浅”的学习经历，可遇而不可求，同样使我受益终身。如今手捧老师写下的序言，读不出当年令我时刻畏惧的威严，那紧锁的眉头似乎也全然化解，满纸尽是温情。是啊！当年答辩的情景宛在眼前，可我离开复旦已经六年了。

吴老师说，在我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就曾和他“数次分享过”我在文献上的发现。实际情况却是，吴老师在用他寻得的珍本或档案，接济我这个初入此道的学界新人。也不止是文献。自《宗教与世俗之间》起，到《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和《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我对19世纪30年代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乃至不少文献的使用和分析方法，都是从吴老师和他的著作中习得的。记得写作博论的时候，案头常备的几本吴老师的著作，因为反复翻阅而屡次散落脱页的情形，正是我大量汲取营养，增长见识的最好例证。有位吴老师的博士后，私下和我聊天，说她这几年，仅仅是每周参加吴老师读书班的收获，便使人感觉，像是又读过一个博士。这也是我每次读书迷茫之时，向吴老师求教之后的同感。2021年，我来到中山大学工作，从吴老师问学之余，又添上了小西门外的旺京鸽和江淮尚品的臭鳜鱼。于严肃儒雅的学者形象之外，才发现他和我一样，也同是喜爱美食之人。研习学问的乐趣，自此又平添出不少。

其实，这些年来，接济我文献、指点我文章的，还有苏精先生和周伟驰老师。当年苏先生来上海讲学，每到复旦，便会请我到街边小店各吃上一碗面。一面分享他在整理档案时的进展，一面为我答疑解惑。我有文章呈送，先生的批评也从来不会客气。尤记得，我在博士论文选题初定的时候，先生就曾鞭策我，像郭实猎这样的选题，“要大题大作，不要大题小作”。这大抵是拙作最终能够成书的最初一方基石。还有，周伟驰老师的那句提醒，“要以热血写冷文章”。有了前辈学人的谆谆教诲，才有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难忘周老师打包向我传送传教士中文著作时的情形。那些全都是来之不易的稀有文献。而周老师传给我时，一次就是数十上百本。如今，这些珍本也被我连同近年来收集的郭实猎相关档案，逐次转赠给不少共同切磋的学界同仁，使公器能不断生出新论，使学问能在师友间，生机盎然。

2018年博士毕业后，我转至德国图宾根大学，跟随闵道安（Achim Mittag）教授学习。闵老师好酒，在中德两国学界都极有名。德国高校没有禁酒令，如果机会凑巧，你甚至能在他的讨论课上喝到香槟。闵老师曾戏言，他平生最得意的成就，不在学问，而是把当时的图大校长教成了二锅头的粉丝。最难忘的经历，是我和闵老师讨论论文，每次来到他的办公室，都需要面对柜子里数不胜数的汾酒。一斤白酒，两篇论文，虽然高妙之意迭起，我却总会在谈完之后，走不动道。这是老一辈德国汉学家的风骨，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着的别样体验。如今，汉学研究在西方已见整体萎缩之势，名师渐老，新人难济。整个社会的对华兴趣下滑多年。已经荣休的闵老师，却仍旧坚守在他的教学岗位上，希望德国学生仍能像从前一样，以“开放”的眼光，回望中国。读书人的使命，便是在逆境中，破除偏见，还社会以明智。这令我心酸，也令我感同身受。不错的，所谓的“开放”话题，曾经是中国专利，却早已放之西洋而皆准。如今，我坐在杭州魏源墓前，提笔撰写后记，面对这位曾经自诩“以西洋人谭西洋”，实则半窍都不通的“夷务”专家，怅然之间，竟不知吾何所归。

这些拉拉杂杂的思绪、记忆和情感，是我志学十几年来的成长历程，也是一个学生，对老师们的无限感激与敬意。还有中华书局的罗华彤、葛洪春两位先生，以及协助我校对书稿的袁鸿、储伟、李溢澎、张昕悦、占佳君几位同学。本书得以按时出版，离不开他们的心血和付出。说实话，除去上述师友，需要感谢的友人还有很多很多，难以一一照顾周全。我曾开玩笑，后人研究21世纪的中国学术生活，只消打开论著的后记，将致谢名录悉数统计一番，便很容易能绘成一幅巨大的人际网络图谱。为了不让后人在研究中躲懒，此处谨将本该一一谢过的那些，天南海北，激扬文字，把酒言欢的老师、朋友们悉数略去。心照神交，本在肝胆，光彩耀目，无须名状！

2024年8月15日，草于杭州南屏山麓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