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大厂都不卷了，我却还不敢休息

“我就是停不下来！”

为了过上“美好而积极进取的生活”，当代人努力工作，也努力塞满工作之外的时间。

体面的爱好总得有一两个吧，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睡觉”会显得很不上进；各种热梗、热歌、热剧、热书总得略知一二吧，因为你可以宅，但不应该是跟时代脱节的“废宅”；网红城市和网红去处总得去打个卡吧，不然你的节假日就是干巴巴的“今日无事发生”，都没有发朋友圈的价值……

将工作外的时间称为休闲也好、休息也好，在功绩主义的调教下，人们甚至像完成工作KPI那样去规划这些时段。实际上，这叫“假装休息”，与真正的闲暇——也就是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所定义的“一种精神的现象、一种灵魂的状态”——毫无关联。

皮珀指出，闲暇的态度不是干预，而是自我开放；闲暇也不是攫取，而是释放。“我们唯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也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

这种“隐藏的焦虑”，并没有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而有所舒缓，反而愈演愈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4小时随时在线的状况，让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工作与休息的界限消弭。

你不需要时刻证明自己“有用”，也不需要标榜自己有“松弛感”。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遵从你的身体和内心，累了就去休息。甚至，你可以宣布，自己不再沉迷于优化的、成功的人生，而认为“休息是为了更好地活着”，是为了“人之为人”的体验。

学会休息，是现代人需要面对的一门必修课。

到2030年，人们会比1930年富裕8倍；人们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会为整天无所事事而烦恼——95年前，经济学家凯恩斯如此预言21世纪。
今天，我们并未如愿进入“闲暇时代”，而是似乎进入一个工作过劳、身心疲惫的时期。5年前，《新周刊》便在《当代放空指南：紧绷时代的放松之道》专题中写道：“我们走得太快，失去了慢的能力。我们活得太紧，失去了松的能力。”
乔纳森·克拉里认为，清醒和睡眠的界限正在被侵蚀，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界限的消失，比如，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工作与休息。

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为“996”打工人构建了一个能随时随地在线工作的“格子间”，人人同时是剥削者和自我剥削者、施暴者和受害者。“一味的忙碌并不会产生新事物，它只会重复或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韩炳哲曾写道，“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将导致心灵的梗阻。”
2025年是中国实施五天工作制30周年，但实际上，很多人并未真正实现正常双休和“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休息”。
有一种贫困，叫休息贫困，中国上班族长年过劳，不能休息，不敢休息，不会休息。成为“休息贫困户”的人们，亟待“脱贫”。
在强调结果的功绩社会，因为工作产生的焦虑、倦怠和连带后果，成为一种无法被忽视的时代综合征。当世界不正常时，一个准点上下班的人反而成了异类。
今天，我们必须强调，休息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休息、离线与“必要的消失”，并非懒惰和放纵，而是生活必需。在休息的过程中，最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正如迈克尔·弗洛克所说：“有意义的交谈、深思熟虑的思考、无拘无束的笑声、人与人的真正联系，很少发生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中。”

我们应该向“聪明的一休”学习，“嗨！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儿”。
因为，没有高质量的休息，就没有高质量的工作；没有高质量的工作，就没有高质量的消费；没有高质量的消费，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

不能休息：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入职之前，HR往往会向应聘者提出两句灵魂发问：“你的承压能力如何？你接受加班吗？”
勤劳勇敢如你，当然知道这份考卷的“标准答案”。
加班成灾的一大原因，其实是有太多的时间没有被浪费在正确的事情上。作为一种肉体性的服从，只要领导没下班，就算“摸鱼”（战略性松弛+战术性忙碌），也要摸到让领导先走。

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最近撰文感慨，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场“忙碌症”。
他发现，最近50年，全世界都加快了速度，时代感染了“速度病毒”。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首演时长60分钟，到1987年，43分钟就演奏完了。每个个体扣除吃饭、睡觉的时间，其他时间全部用来工作，久而久之，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
在人们的观念深处，不允许任何低效率行为的存在。“我们一旦看到手下的工作不够熟练，一旦看到事情的进程有些缓慢，就会内在产生焦虑，不由自主地发飙。”宁向东认为，“按道理说，速度时代的来临，可以为我们创造更多闲暇，但事实上，却引发了更大程度的匆忙。”
许多人拼命追逐，却并没有在金钱和物质上找到自由和平等，甚至越忙越穷，越穷越忙。
“外卖诗人”王计兵一度困在系统和“30分钟魔咒”里，他在成名作《赶时间的人》中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早在2010年，《新周刊》就在《急之国》专题中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我们发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赶时间的中国人”，看剧,最爱“快进”； 评论，要抢“沙发”；寄快递，最好是即时达；点外卖，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坐飞机，最好是直飞航班；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不耐烦：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
其实，欲速则不达。克尔凯郭尔曾说：“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急的心态往往会带来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全球开始实行每周40小时工时制。
1995年，中国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3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5小时，成了事实上的“六天8小时”工作制。
2024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睡觉休息活动的平均时间为9小时46分钟。央视财经发布的《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2022—2023》则表明，2022年中国人工作日平均休闲时间仅有 2.76小时，比2021年少了7.2分钟。
没有人不想好好休息。但人们通常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到凌晨2点才愿睡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要一躺下，这一天就结束了，于是想用更持久的休息和娱乐，来补偿一天劳作带来的损耗。

不敢休息：

肉体不在工位，精神还在上班

列宁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但老板们不这么看。马云说“996是福报”，刘强东说“不拼的人不是我兄弟”，张朝阳说“睡多了对人是一种伤害，我建议大家少睡，4个小时就很完美”……
在中国，“辛劳文化”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中国人的客厅和书房里都挂着“天道酬勤”，孟子也提醒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如果在城里打拼的儿女总是说自己很忙，春节也回不了老家看父母，他们很容易能获得谅解——父母最担忧的是孩子终于有一天不忙了，那很可能意味着面临降职、降薪或失业，还有一大笔无法按期归还的房贷。
在强调刻苦付出、人尽其责的“汗水型经济”里，企业需要的是24小时在线、多线程运转，能隐藏个人情绪和强调功用的“效率机器”，所以人们常常“身体在工位，精神在远方”，或者“肉体不在工位，精神还在上班”。在工作这件事情上，有人甚至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老板有一天不PUA了，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一旦不工作，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和失落感。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居然会产生休息的“愧疚感”和“不配得感”。休息，异化为一种恩赐的福利，一种稀缺的奢侈品。
河南农业大学讲师郑小雪在《当代青年为何“休而不息”——迈向关系时间的解释》中指出：“休息是暂停工作、劳动或其他活动以恢复体力和精力的过程，是被广泛认为维护健康和平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中工作的长臂在延伸、侵占乃至控制休闲时间。”人们甚至患上了“星期六综合征”，即在双休日出现焦躁不安、百无聊赖甚至莫名其妙生病等躯体反应。
朱丽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中提出一个“工作—消费”恶性循环理论：人们以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来抚慰长时间工作后的疲惫，为了支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不得不投入更长时间的工作，从而导致自由时间在工作与消费的关系两端被吞噬。

这两年，中国开始“反内卷”，国家在下大力气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许多企业直指恶性加班是“扭曲市场秩序的毒瘤”。有企业开始提倡弃用“华而不实”“浪费生命”的PPT，员工如果加班要提前报备，公司甚至到点就“赶人下班”，有大厂员工惊呼“人生第一次被赶出公司”。
近年来，“四天工作制”在英国、爱尔兰、美国、新西兰等国的企业试点成功后，开始在全球流行。中国有些企业也开始跟进，尝试推行“4+1”“3+2”的混合工作制。
人们发现，真正有效率的工作，是用更少的时间干更好的活，当然，前提是拿一样的钱甚至更多的钱。

不会休息：没有比刚刚度过假的人更

需要假期的了

2025年，人人需要补一堂休息课，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会休息。
当医生和朋友劝你“好好休息一下”时，很少人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西班牙语大辞典》说，休息是“停止工作，安静地恢复体力”，暂时忘记责任，享受安宁。
美国睡眠专家桑德拉·道尔顿-史密斯在《神圣的休息： 恢复生活，恢复精力，恢复理智》一书中将休息分为七种：身体休息、精神休息、感官休息、创造性休息、情绪休息、社交休息和心灵休息。

英国心理学家克劳迪娅·哈蒙德在《深度休息：在焦虑时代治愈自己的10个心理学方案》一书中指出,“我们的休息目前处于赤字状态”。很多人其实是假装在休息，或者进行无效休息，甚至是损耗性休息。比如报复性熬夜、过度补觉、过度锻炼、忙于应酬、带娃补课、躺着刷手机、进行“特种兵旅游”……

事实就是如此，在长假开始之前，你就开始疲惫了：你像一名数学家一样精妙地安排调休，恳求公司准假，搜集旅游攻略，列出打卡清单，一边避开“算法陷阱”，一边不断比较机票和酒店价格。
终于开始“特种兵旅游”了，结果却在人群中挤到骨头散架。正如埃尔伯特·哈伯特所说：“没有比刚刚度过假的人更需要假期的了。”

人们甚至开始害怕过年，因为春节假期就是“人情假”。
《新周刊》在《不想过年》专题中总结过“过年九怕”： 怕年终奖少、怕春运、怕催婚催育、怕亲戚邻居问工资、怕送礼、怕外甥侄子、怕堵车、怕同学聚会、怕提年龄。有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过年经历，居然是“发烧躺在床上，听到客厅的亲戚说我坏话”。
郑小雪提及：“捍卫闲暇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分配问题，关键在于青年如何处理与他人、社会、当下、未来的关系，以及在时间中建立的联系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增加休闲时间的数量。”
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一个观点：现代人常常担心做事不够迅速会损失时间，但当他们省下时间后，却往往不知道如何合理利用，结果只是将其打发了事。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休息，可以学作家李娟，用身上仅剩的一点力气，在阿勒泰的荒野中睡觉：“这山野里，能睡觉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随便找处平坦的草地一躺，身子陷入大地，舒服得要死。”

或者，可以尝试成为一名“闲学家”，所谓幸福，就是有点钱、有点闲、有所期待。
真的，如果有机会，就好好休息吧。有一句话叫“着力即差”，意思是，做事情如果用力过猛，反而可能会办砸，无论这件事是工作，还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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