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长降为团长，他想不通，看到部下后却乐坏了：比当军长都威风

1933年初，国民党集结重兵，意图一举剿灭中央红军。面对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中央红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巧妙周旋，顽强抵抗，最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反击过程中，身经百战的陈赓，却意外地从师长降为了团长，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当他见到自己的新部下时，心中的疑惑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抑制的欣喜，甚至觉得这个团长当得比军长还要威风，这究竟是为何？

1933年春天，蒋介石亲自部署，命令陈诚指挥中路主攻部队，蔡廷锴、余汉谋各率兵自两翼策应。陈诚手下汇聚70个团、16万人，声势浩大。

中央红军虽然人数仅7万，但依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复杂地形，采取运动战、伏击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使敌军屡遭重创。两个多月的激战中，红军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胜利后，红军趁势扩编，吸收了大量扩红人员及俘虏兵，使总兵力迅速增长至十万人。干部职位普遍晋升，然而，陈赓的任命却让他一时心中五味杂陈——他从曾经的师长，降任为一个团长。

陈赓资历颇深，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介石、陈诚等人是同窗。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历经艰险。1931年秋，他被调往鄂豫皖苏区，最初担任红四军团长，不久后随着红四方面军成立，升任红12师师长。当时徐海东、许世友等人还在他麾下任团职。陈赓曾自豪地回忆道：“虽未封帅，但曾指挥过徐大将，威风不减。”

然而，1932年胡山寨战斗中，陈赓腿部重伤，因红军医疗条件极差，只得转送上海治疗。在上海期间，他不幸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期间，敌人对他施以电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也为他日后健康埋下隐患。

被押至南京后，蒋介石得知陈赓背景，亲自出面劝降，意图收编这位黄埔一期生。但陈赓宁死不屈，严词拒绝，坚定了自己的信仰。1933年5月，他在同志们的策划下成功越狱，历经艰险抵达中央苏区瑞金。没过多久，蒋介石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兵力达百万之众。

面对压倒性敌势，新任军事顾问李德（德国共产国际代表）主张红军放弃游击战传统打法，硬拼阵地防御。这一改变极不适应红军实际情况：弹药匮乏、重炮稀少、人员劣势明显。在李德的命令下，红军遭受重创，一年苦战无果，被迫踏上战略转移——长征。

出征前夕，陈赓被任命为干部团团长。这一安排让他感到疑惑。自己早年在红四方面军当师长，如今为何反而“降职”？然而，当他了解干部团的实际情况后，心情豁然开朗。

干部团不同于一般作战部队，虽然兵力仅有1480余人，但成员几乎都是各级指挥骨干。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一个高级干部队组成这支特殊部队。最普通的士兵也是班排级干部，高级干部队的战士更是连长、营长出身。

各营营长、教导员背景显赫。如三营营长林芳英和教导员罗贵波，曾分别担任红35军的军长和政委；上级干部队队长肖劲光，更是曾任红五军团政委，资历卓著。军事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早在南昌起义时就是师长，而当时陈赓不过是营长。

如今，这些曾经的大员都在干部团归陈赓统辖，实际威望远超一般军团司令。他感慨地说：“这个团，比指挥一个军都威风。”

随着长征开始，干部团担负起守护中央纵队安全的重任。周恩来亲自安排，将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四位重要领导交由干部团护卫，并再三叮嘱陈赓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异常激烈。尤其是湘江战役，红军死伤惨重，仅干部团因任务特殊，较少直接参战，但也损失不小。随后在土城战役中，红军误判敌情，遭遇川军精锐郭勋祺部。战局危急，毛泽东果断命干部团上阵。

虽然人数不足1500人，但干部团装备精良，每人配有钢盔，配备大量轻机枪、冲锋枪，战斗力极强。陈赓带领干部团发起猛攻，一举击溃敌军主力，稳住了红军大本营。

数月后，红军二渡赤水，准备重占遵义。敌军死守老鸦山，凭险固守，红三军团第十团几次冲锋未果。关键时刻，干部团急行军120里赶到前线，迅速发起进攻。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与过硬素质，干部团成功拔除老鸦山据点，继而追击溃敌，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两个师，俘虏数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胜利。

长征胜利后，干部团番号撤销，陈赓调任红一师师长，继续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率兵作战有勇有谋，屡建奇功。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陈赓荣膺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