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一个问题，关税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问你一个问题，关税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关税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很多人知道美国制造业不行了，但不清楚它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甚至特朗普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可事实上，美国制造业是被美国人自己亲手毁掉的。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凭借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以及大规模移民带来的人口红利，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两次世界大战更让美国成为军需品的主要供应国，当时美国制造业产能占全球40%以上。紧接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输出资本和商品，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制造业的出口优势。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觉得大局已定，美国构建出了良性循环的霸权体系。简单梳理一下其中逻辑，大家就能明白为何总统会这么认为。首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得以全球流通；然后，马歇尔计划绑定欧洲市场，欧洲人购买美国制造，拉动美国制造业持续扩张，增加美国企业利润，资本便会流回华尔街，美国就能进一步掌控全球经济命脉。

然而，出乎所有美国人意料的是，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能源价格暴涨，直接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成本上涨300%，原本以能源为主的重工业彻底失去利润空间。而且，由于美苏冷战，美国和苏联都想向世界证明自身体制更优越，工会发展壮大，工人工资和福利持续提高。比如197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实薪是墨西哥的8倍、亚洲的20倍。

美国工人拿着高工资、享受着好福利，资本家自然难以承受。高工资和高福利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工人赚得多，资本家就赚得少。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外包制造业。大部分企业通过离岸外包，把低附加值、低成本的中低端制造业都搬到了海外，仅在美国本土保留研发和品牌等高附加值部门。

比如耐克将鞋类生产全面转移到东南亚，在美国只留下设计中心；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美国汽车产业把组装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墨西哥；2001年，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优惠和宽松监管，以市场化技术吸引外资，承接了全球制造业。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越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美国把制造业转移出去，必然会导致本国制造业衰落，让其他国家制造业崛起，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核心就是减少政府干预，放开资本流动，不仅不管，还鼓励企业把生产搬出去。经营阶层也基本达成共识，毕竟把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和中国后，股价开始飙升，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制造业衰退是进步的必然。甚至克林顿时期劳工部长都公开宣称美国不需要制造电视机，只需要创造知识产权，于是美国资本家轻易地把工厂搬了出去。

肯定又有人要问，资本家把工厂搬出去后，本土工人失业了，政府难道不管吗？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科技、法律等行业的精英掌握话语权，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与本土蓝领利益不一致。换句话说，精英阶层享受全球化红利，靠剥削其他国家工人赚得盆满钵满，根本不考虑本国工人死活。所以，即便铁锈地带蓝领工人失业、罢工抗议，也丝毫影响不了精英阶层赚钱，这也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巨大、社会极度撕裂的根本原因。

美国把赚钱速度相对较慢的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后，本土制造业岗位流失，市场分化为高薪金融业和低薪服务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中产群体也集体返贫。从1979年到2019年，美国中等收入岗位占比从60%降至45%，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减少11%，而收入前1%的人均财富占比从10%增至20%。就连被誉为“汽车之城”的底特律，也因三大车企外迁，人口从1950年的185万锐减至2020年的63万。失业率暴增导致这座城市犯罪率与贫困率常年高居全美前列。

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制造业外流让美国失去基本生产能力，从出口大国瞬间变成进口大国，长期贸易逆差又使其成为债务大国。1980年美国还有60亿美元贸易顺差，到2022年，贸易逆差膨胀到1.19万亿美元。

由于美元霸权地位，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填补国内消费与生产的结构性缺口，国家债务从1980年的9300亿美金增至2023年的33万亿美金。不断超发国债给了金融业套利机会，银行以接近零利率从美联储借入短期资金，购买收益率更高的长期国债赚取利差，投资银行将国债作为抵押品，通过回购协议加杠杆。

如此一来，美国金融业崛起，经济却走向脱实向虚的恶性循环。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房地产企业和用于金融投机，比如2006年美国商业地产贷款激增至3.2万亿美金，而制造业贷款只有8000亿。著名的华尔街将全球资本吸入美国楼市，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房价上涨124%，营造出一片繁荣景象。美国家庭通过房贷再融资套现美元用于消费，推动GDP增长。这种债务驱动增长模式让美国家庭负债率从1990年的75%飙升至2007年的130%。

在全民高杠杆模式下，2007年次贷危机最终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GDP萎缩1.7%，全球股市市值蒸发33万亿。危机导致全球贫困人口新增6400万，儿童失学率创下20年新高。美国作为危机源头更是损失惨重，工业生产指数暴跌17%，退回到1997年水平，2600万人失去工作，平均每5个家庭就有一个断供。美国房产均价暴跌33%，1200万家庭沦为负资产，法拍房屋数量高达800万套，街道遍布“鬼城”。这场经济危机让美国足足花了6年才将就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其实早在1950年，美国就爆发过经济危机。当时美国制造业GDP占比25% - 28%，有钢铁、汽车、机械等产业支撑就业和出口，形成高工资、高消费、高生产的良性循环。所以尽管经历三次大衰退，但GDP跌幅均不超过2.5%，原因就是制造业对经济衰退起到了缓冲作用。

制造业提供的岗位工资相对稳定，消费需求不容易崩塌，内需有足够韧性，经济危机影响相对可控。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破坏性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就是因为美国本土制造业流失，金融业高杠杆和金融衍生品突然失控，引爆了这枚“金融核弹”。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前五大银行资产占比从2000年的25%增至2020年的47%，系统性风险不降反升。危机还加剧了贫富差距，政府救市资金让美国最富的1%人群财富增长80%，而底层50%人群仅增长4%。量化宽松释放的4.5万亿美金中，82%流回股市和楼市，只有6%转化为实体投资。

工人失业问题未得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至今不仅没解决，反而愈发严重。长期贫富差距催生出民粹主义，高喊“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因此被底层“红脖子”一票一票投进白宫。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口号恰好击中底层蓝领痛点，比如他在竞选集会中称中国偷走了美国工作，还承诺上台后对华加征关税、重振制造业，本质就是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底层人有工作，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所以，看明白了吗？都是哪些人在支持特朗普，而美国精英阶层为何既看不起特朗普，也看不起支持他的选民？本质还是因为资本无国界，底层人的艰难处境影响不了上层人的奢靡生活。

那么话说回来，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真的能让制造业重回美国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现在的美国已失去完整工业生态，单靠关税无法重建供应链。如果企业想重回美国建厂，首先要解决劳动力成本与技能短缺问题。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实薪是中国的4倍、越南的10倍，即便关税提高进口成本，企业仍难以承受美国的高人力成本。而且制造业衰退半个世纪，职业培训体系也受影响，企业回流会面临用工荒。

其次，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本土零部件供应商、模具厂、原材料加工厂大量关闭，即便企业回流，上下游也很难找到配套供应商。此外，受制于基础设施老化，美国物流成本极高，港口拥堵，铁路效率低下，进一步削弱产品竞争力。

而且，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最后由美国消费者买单。由于产业链空心化，生产什么都需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以自行车产业为例，即便组装线迁回美国，仍需从中国进口轮胎、刹车等零部件，关税叠加使整车成本激增30%。现在特朗普大厦销售的马克帽也因关税影响，从50美元涨到77美元，“红脖子”直接承担50%涨幅。

最后，美国自身也存在问题，长期畸形发展金融业让美国经济彻底金融化，企业更愿意把钱用于炒股、搞并购，而非投资生产线、开工厂。而且社会分化半个世纪，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尽管关税政策使1.2%的制造业回流，但同时导致当地消费品价格上涨23%，反而加剧了民生问题，失业者依然找不到工作，工人阶级并未真正得到拯救。所以，关税只是止痛药，而非解药。根本问题不解决，加再多关税也无济于事。

如今，二次竞选的特朗普依然在推特“治国”，口号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逻辑依旧是关税、移民、搞孤立。但这次美国面临的危机比2016年更严峻，社会更分裂，经济更脆弱，这些问题不是换个总统就能解决的。换句话说，无论谁当总统，美国工厂都很难真正回来，制造业也无法真正复兴，特朗普也难以让美国再次伟大。正所谓“关税筑墙终作茧，袖带空悬百丈缘。世界潮流奔涌处，花落何苦怨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