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二代”5套房近4000万元灰飞烟灭 当心“杠杆重锤”砸向更多人

顾明华，上海人，“拆二代”。十来岁时，家里拆迁后分得两套黄金地段房产，月租七八千元。而立之年连中两次彩票大奖，一次 500 万元、一次 270 万元，小奖不断，总奖金近 800 万元。

这样的运气，放在任何时代都堪称“被命运追着喂饭”。

可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他先是被“杀猪盘” 诱入澳门赌场，输光 20 万后仍坚信 “下一把翻盘”；父母卖房替他还债，反而激起他 “再挣一套房” 的赌徒执念；2022 年再次中奖 800 万，这笔本可终结债务的巨款，却成了他继续挥霍的底气。

最终，他以投资展会为名骗取亲友400 万，连亲戚三套房都搭了进去，直到锒铛入狱时，仍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 “具备还款能力”。

“上海拆二代败光5 套房近4000 万元” 的故事，也就此上了近日热搜。

财富突降，往往不是祝福，而是考验。顾明华的问题在于他不懂“棘轮效应”。

所谓棘轮，原指机械中只能单向转动的齿轮，一旦转动便无法回退。1949 年经济学家杜森贝里提出，人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便具有刚性：当收入骤增时，消费水平随之跃升；即便收入锐减，消费也难以回落至从前。

就像顾明华，拆迁款和彩票奖金让他习惯了豪赌、挥霍，当债务逼近时，他宁可骗钱也不愿回归节俭生活，“由奢入俭难” 的心理机制，正是 “棘轮效应” 的底层逻辑。

但棘轮效应并非只困住顾明华这样的“拆二代”。

将镜头拉远，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社会，曾上演过一场全民级的“棘轮困局”。1985 年 “广场协议” 后，日元升值、低利率政策催生经济泡沫，土地价格年均增长 14.4%，东京地价在 1991 年底较 1985 年暴涨 2 至 3 倍。

企业和居民的财富一夜膨胀，消费行为彻底异化：企业热衷海外并购，斥资8000 万美元买梵高画作、8.5 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

居民则陷入奢侈品狂欢，1990 年日本贡献了法国皮革制品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1995 年独占全球奢侈品市场 68% 的份额。

更荒诞的是，普通民众也开始模仿富豪生活，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日本上班族会花30 万日元定制一套高级西装，只为在银座酒吧里被 “妈妈桑” 多看一眼；家庭主妇们争相购买 LV、香奈儿，背的包越贵，在社交圈的地位就越高。

但平成时代的前十年泡沫，最终无法维系。1991 年泡沫破裂，地价暴跌、企业破产潮来袭时，这群人的消费一时间却降不下来。企业即便亏损也要维持海外并购的 “面子工程”，居民宁可负债也要购买最新款电子产品。

就像一个被棘轮卡住的齿轮，日本社会的不少人陷入了“高消费 - 高负债 - 破产潮” 的恶性循环。

顾明华和日本泡沫时代的消费者，本质上是同一类人—— 财富来得太快，认知却没跟上。他们误以为运气是常态，把偶然当必然，最终被欲望反噬。

若将视野转向当下，中国社会正站在相似的十字路口。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让无数家庭坐拥“纸面财富”。以顾明华所在的上海为例，2000 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3327 元 / 平方米，到了 2020 年，上海新房均价为 51201.83 元 / 平方米，相比 2000 年累计上涨约 14.4 倍，年均涨幅约 27.5%。一套房的增值可能抵得上普通人半生积蓄。

财富幻觉让许多家庭开始模仿日本泡沫期的消费模式：年轻人透支六个钱包购房，中年人借钱投资学区房，老年人将毕生积蓄投入P2P 理财。

社交媒体的“炫富文化” 也在复制日本的奢侈品狂热，小红书上，00 后晒爱马仕包包的笔记点赞动辄过万，教人“如何用月薪 5000 活出月薪 5 万的精致生活”。

但经济增速的换挡，毫不留情地戳破了幻梦。2021 年后，全国房价涨幅收窄，部分城市二手房价格甚至跌回三年前；互联网大厂裁员潮、教培行业整顿，让中产家庭的现金流骤然收紧。

截至2023 年 6 月底，我国居民部门债务规模（指居民的房贷、消费贷款（如车贷、信用卡欠款分期、经营贷款等））达到 78.56 万亿元，再创纪录新高。

一方面，居民部门深陷债务重负，家庭资产负债表如履薄冰。

另一方面，偿债压力已成经济“加杠杆” 的 “断流阀”，购房、消费、创业等内需引擎集体失速，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顾明华在赌场与彩票中输掉了人生，而还有多少人在房贷断供、信用卡透支、创业失败的泥潭中重蹈覆辙？

一个人由奢入俭难，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日本上世纪经济泡沫的主因，可归结为无节制的加杠杆行为。

在金融政策方面，1986年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息，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的历史低点，导致1987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突破10%，大量资金涌入资产市场。

金融自由化政策放宽管制后，企业通过债券市场低成本融资，这些资金又集中流向股市和房地产，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

政府长期实施的产业政策干预，包括行政指导、税收优惠等措施，使企业形成扩张惯性，在80年代出口受阻时将过剩资本转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

杠杆不加节制，终成经济社会稳定大患，去杠杆就会挖肉补疮。

1990年大藏省突然出台《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进行金融紧缩，叠加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转向，导致长期信用体系崩溃，使本已脆弱的泡沫经济加速破裂。

由政策推动的加杠杆行为，最终因政策急刹车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充分暴露了无节制杠杆扩张的危害性。

1991 年泡沫破裂后，日本家庭负债率从 67% 飙升至 95%，中产返贫潮席卷全国。“杠杆狂欢 - 债务深渊” 的轨迹，与顾明华 “赌场借贷 - 诈骗亲友” 的堕落曲线何其相似。

更危险的信号是“债务代际传递”。日本年轻一代被迫继承父辈的房贷、养老金缺口与消费主义惯性，催生出 “平成废宅” 现象。他们拒绝买房、拒绝生育、拒绝消费升级，用 “低欲望” 抗议父辈的 “高负债”。

作为近邻，我们，以及我们的后背，能避免同样的厄运么？

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重拾“俭” 的哲学。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调整心态，从追求高增长、高消费，转向稳健经营、理性分配资源。

中国经济，目前至少面临三大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央行数据，2024 年三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 298.1%，虽较峰值略有回落，但仍处于全球中高水平。这一数字背后，反映出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达174.6%，显著高于主要经济体。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含城投债）规模估算在70 至 120 万亿元区间。

上述数据都凸显出当前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风险。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关键节点，不能再依赖债务驱动的粗放增长，不能再忽视投资效率的持续下滑，不能再拖延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

日本泡沫破裂后，社会经历了痛苦的调整，但最终形成了更健康的消费观和商业模式。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转变，从依赖投机和杠杆，转向注重可持续增长。否则，纵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也难逃“国家版顾明华” 的悲剧。

我们每个人，以及身处的这条巨轮，都需要验证：能否真正以他者覆辙为镜，淬炼智慧，而非重复乃至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沦为文明长河中警世醒目的“新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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