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 机器复制时代的生活

▲《稻香园随笔》封面

作者 田 松 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 博士，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科学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任教多年，在北京大学作博士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涉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环境哲学、科学社会史、科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与艺术研究等。近年出版专著有《哈佛的图书馆与博物馆》、《科学史的起跳板》、《学妖与四姨太效应（增补版）》（与刘华杰合著）、《警惕科学（完整版）》、《稻香园随笔》、《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传统宇宙观、自然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之变迁》等。

导读

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否也表现出了类似于生命个体的集体智慧？作为个体，作为现代机器的标准件，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够知道人类这个整体在做些什么？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庞大的现代机器，要开到哪里？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到底有多少是自由的？

▲田松教授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2日，为专栏“稻香园随笔”第19篇。收入田松《稻香园随笔》（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6））

有一次去中央电视塔，开电梯的是一位穿制服的小姑娘，电梯门一关，小姑娘就开口说话了：“各位游客，欢迎大家到中央电视塔游览观光，您现在乘坐的是……”语调平稳，不起丝毫波澜；语气中正，不带丝毫烟火，完全是机器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连岳先生曾经写过的段子，不免担心这辆电梯会直达火星。电梯里的乘客不知所措，不知该做何种表示。晓原兄忍耐不住，对小姑娘说：“这个，嗯，你能不能不这个样子说话啊。”然而，该姑娘语调依然稳，语气依然正，目光依然平——完全是啥也看不见的架式，弄得晓原兄讪讪的。建民兄又说了一句什么人性化之类的东东，然后我们就一律失语，只剩下该姑娘标准的机器声，在飞升的电梯里回荡。

▲中央电视台（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真的是一个机器在说话，我们可以听，可以不听，当然也可以交头接耳或者大声喧哗。但是现在说话的是位活生生的姑娘，而且似乎专门在向我们这三五个人说话，不听是不礼貌的，窃窃私语也是不礼貌的。然而，该姑娘却又如机器一般，无论我们提问什么，她都不停止他的播音，不改变他的表情，那又不是在对我们说话，她只是完成她的上司给她的指令而已。我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性，比如我们几个都是聋子，一进门就比比划划咿咿呀呀；或者我们忽然有一位肚子疼，疼得蹲在了地上；或者我们也向她学习，一同做蔡明状对她念唐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她中止播音，和我们有几句人之间的交谈，而又不违背她的职业规范，被扣掉奖金呢？

这几天……

这几天电视里一直在播一个广告，一个女孩子略带羞涩略带迟疑的画外音说：“这几天……”然后她出现在体育场上，坐在一个男孩子身边，成为体育场上无数挥舞着双臂的全同不可分辨的观众的一员。这时，产品信息恰到好处地进入了画面和声音，使我们知道，这个产品不但具有其同类的轻薄能容，还有一项特殊功能——消除气味。这是一项新的广告诉求点，与口香糖好有一比。

人类的生存已经越来越远离自然，也远离了自然的节奏，只剩下不多的残余。以往人们对那几天的女人有一些特殊的禁忌，不许坐这里，不许做那个，据说更古的时候还会让她们专门住到一个房子里去。教科书上说，这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我忽然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如果回到当初的语境，我想恐怕不是歧视，反而是重视。那个房子应该是一种炫耀，表明这里面住着的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同样针对那几天，现代人的产品则致力于消除它的一切外部特征，可以跑步，可以打球，可以游泳……仿佛没有那回事儿似的。在人的动物特征被现代技术遮蔽之后，显现的便只有人的文化特性了。

去年，或者是前年再前年，一位陈年老友在电话里向我介绍了一种神奇的药品Prozeck，它的奇妙功效就在于，服用之后，立即使你消除郁闷，变成一只快活的小小鸟。据说Prozeck已经成为欧美女性手提袋中的常备物品。上班之前吃一粒Prozeck，可以保证自己在公司里做一个心平气和、镇定冷静的好员工；而下班之后吃一粒Prozeck，可以使自己免于过度郁闷，跳出十八层楼的窗外。

▲药物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技术不但要消除人的生理特征，还要消除人的心理特征。它把人打造成一个个闪耀着金属光泽的螺丝钉，打造成现代机械社会中的一个个标准件，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佩带着象征着合格的铭牌。这时，所谓的个性，就成了现代人表演出来的符号，就如身上的品牌服装，必要的时候，可以彻底更换。在《手机》中的费老思念的农业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着的人。而在现代社会的公司里，只有一个个职位，那个职位需要的是被机械复制出来的执行某些功能的螺丝钉，而不需要具有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的具体的人。一个人离开一个职位，就会有一个新人填上这个职位。就像一个标准件替换了另一个标准件。而我们各种各样的学校，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机构，就如一个个模造标准件的加工厂。甚至大学也是这样，大学不是把有思想的人聚在一起，让他们思想；而同样是把人填在一个个位置上。甚至我们的大学管理机构预先确定了一个被称为“世界一流”的标准，于是我们的学者就开始对文献进行来料加工，把加工出来的不管什么东西，包装成世界一流。加工思想，而不是思想，已经成了大多数学者的生存方式。

人类的现代社会越发像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机器吞吐着能源和资源，产生着垃圾。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机器中找到一个位置，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某一个标准件，才能从它吞吐的资源流中截取一部分，使自己的躯体获得生存，进而获得拥有更多物质的生存。那些被这个机器抛在外面的人，则永远地沦为边缘，不得不依靠这个机器的垃圾来生活。

刘易斯·托马斯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白蚁能够完成复杂的工作，比如它们能够建造迷宫般的蚁穴。它们能够分别建造起一个个拱柱，并在空中实现准确的对接，搭成美丽的拱券。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发号施令承担指挥的白蚁。每一个白蚁都似乎是凭借本能，加入到这个工作的。如果你把某一个工作中的白蚁拨开，弄走，就会有新的白蚁填上这个位置，每一个白蚁个体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作为一个集体，白蚁却表现出了整体的智慧。或者说，你可以把蚁群当作一个生命个体来看，而每一个白蚁，都是这个个体上的细胞。

▲刘易斯·托马斯（图片来自百度知道）

人类社会和白蚁社会有多大的相似和差异呢？这样想有些毛骨悚然，却由不得我不想。从更高的层面看过来，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否也表现出了类似于生命个体的集体智慧？作为个体，作为现代机器的标准件，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够知道人类这个整体在做些什么？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庞大的现代机器，要开到哪里？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到底有多少是自由的？

▲《稻香园随笔》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