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婆母“懒”引发的血案，1996年云龙县民建乡儿媳杀害婆母案始末

1996年12月11日，云龙县民建乡边江村下丙栗社67岁傈僳族老太太陈桂秀向儿子张能富索要10元钱，理由是12月15日松坪寨的一家傈僳族远亲今天办喜事，她要去“凑热闹”，10元钱是随礼的钱，但是张能富担心老母亲一个人走去不安全，因此没有应允。

如今的云龙县傈僳族婚礼

12月12日，张能富去漾濞县龙潭乡大湾子村帮忙操办喜事，12月13日回家的时候发现母亲不见了，妻子杨何英告诉他：“你前脚刚走，婆婆就闹着要去松坪寨，我劝她不听，说什么也不听，自己就走了。”

“松坪寨的婚事不是还有三天吗？”张能富问。

“她说脚程慢，提前些走，顺道走访几个老姐妹。”杨何英回答道。

“我还没给她礼钱呢？”

“她说她把一道银指箍卖给了张应明，换了10块钱当礼钱。”

“她走前可说下什么话没有？”

“哦，我差点忘了，她留下这个镯头要我交给你，还说她干脆在亲戚那边住几天，年过后才回来，家里杀年猪也不用等她了。”说着，杨何英取出一只银手镯交给张能富。

12月16日，张能富的姐姐张凤珍从松坪寨参加完婚宴回到下丙栗，张能富问姐姐是否在松坪寨见到过母亲？然而张凤珍一脸懵逼的表示：“没有啊，没见到啊！”

这下张能富急了，立即外出赶到松坪寨寻找母亲，但一无所获；12月17日，张能富得知唐房坪的吴家在办喜事，就去查访，但依然一无所获。

回村后，张能富又找张应明询问母亲是否将银指箍卖给他换礼钱，张应明一脸懵逼的表示：“没有的事啊。”

随即，张能富和张凤珍姐弟俩发动了一帮亲戚乡邻四处寻找陈桂秀，在随后的半个月时间内，姐弟俩和众亲戚好友找遍了方圆十里的山坳，依然毫无结果。

12月30日，张能富前往木耳山找有“神算子”之称的铁匠胡某处算卦，胡某先说陈桂秀已经远游，一时半会回不来。过了一会儿又说陈桂秀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尸体还是能找回来的。这一番话把张能富吓得一身冷汗，但是对胡某的话也是将信将疑。

90年代的铁匠

2月27日中午，下丙栗社的何文生、何绍伟父子在和张能富家的豌豆地乡邻的自家的地里种田，结果何文生从地边缘的一道沟里的一堆包谷杆下发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开始以为是一头死猪，就用树枝将埋在上面的苞谷杆拨开后吓了一跳，这哪里是死猪，分明是个被烧焦的死人！

尸体被烧得四肢不全，手指和脚趾被烧到根部，五官已经看不清楚，何文生突然联想到本村的陈桂秀失踪已久，于是立即让儿子何绍伟将张凤珍、张能富姐弟俩叫来进行辨认。

姐弟俩匆忙赶来看了半天，当张凤珍发现尸体手腕上的一只银手镯时，立即嚎啕大哭起来；张能富不久后也跪地痛哭起来，这就是他们的母亲——陈桂秀。

哭完后，姐弟俩将母亲的遗骸收殓起来，让母亲入土为安。

2月28日，何文生父子继续下地干活，结果又在地内苞谷桩上挂着一绺长发，再一寻找，又发现几处地方挂着同样的长发。除了头发之外，还有几块衣服的碎片，以及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何文生凑近一看，顿时又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原来这团黑乎乎的东西的一颗心脏！

冷静下来后，何文生在每处遗留物上插了一截木棍作为标记，然后告诉儿子何绍伟守着这块地不要动，然后通知张凤珍和张能富姐弟来收拾。

张凤珍收拾母亲的遗物时发现这些遗物恰好成一条线路穿过何家这块地，通往东面一堆烧过的草灰，这里距离张能富的家只有20多米。那就意味着：母亲就死在张能富家附近。张凤珍思来想去一番后，跑去民建派出所报案。

接到民建派出所的报告后，云龙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邵宇平带着侦查员杨生福、法医艾利标乘坐一辆“通工”警车来到现场，将2月27日刚刚下葬的陈桂秀的棺材又挖了出来，由艾利标对其进行尸检。艾利标很快就在尸体右侧颞骨上发现一处极为明显的凹陷性粉碎性骨折，很明显这是由钝器击打所造成的。换句话说，陈桂秀老太太是被人打死的。

“通工”警用吉普车

90年代出现场的法医（穿白大褂者）

现场勘查中，在苞谷杆灰堆里没发现任何可疑线索，只在发现尸骨的干沟内发现了少许苞谷杆以及散落着的数块已经钙化的手足残骨，另外还发现了一条长2.2米的帆布带。

经验丰富的邵宇平副大队长的脑海里此时已经勾勒出案情的大致轮廓：死者死亡后，在火堆中经过焚烧，然后被挪到空地的另一头干沟内，经两个多月的腐化和动物啃食，成为残缺不全的骸骨，而那根2.2米长的帆布带很可能就是移尸工具。

经张能富辨认，帆布带是他家的物品。而陈桂秀失踪当天张能富不在家，因此最大的嫌疑对象就集中在张能富的妻子杨何英的身上。

经查实，陈桂秀和杨何英这对婆媳长期不和，杨何英嫌弃陈桂秀不能为家里干活，是个“吃干饭”的，而且陈桂秀作为傈僳族老妇，一闲下来就成天缩在凳子上抽烟袋锅（这在傈僳族老太太中极为常见），其弥漫的烟味更引起了已经怀孕的杨何英的极大反感。

抽烟袋锅的傈僳族老妪

但仅仅因为这个婆媳矛盾并不能轻易给杨何英定罪，还需要别的证据来佐证。

是谁焚烧的苞谷杆？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烧的？这是需要搞清楚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带着这两个问题，侦查员们深入村内挨家挨户地进行走访调查——

村民何英、陈桂英、王玉仙反映：去年12月12日大湾子村办喜事的那天黄昏，她们三人在吃完婚宴后在村口闲聊，远远望去看见前方有一堆火，火光照见一个身背小孩的女人不断往火堆里头扔苞谷杆。三人判断那里是张能富家的地头，进而看清那个女人是张能富的妻子杨何英。不过，当时她们并未往心里去，因为在当地烧包谷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是，12月12日不正好就是陈桂秀失踪的日子吗？这难道是巧合吗？

于是，邵宇平副大队长在3月1日提审了杨何英，虽然此时已经怀胎六个月的杨何英不断撒泼狡辩，但依然架不住邵宇平的尖锐提问，最后杨何英向邵宇平反问道：“告诉我，如果人是我杀的，我是不是非要抵命不可？”

邵宇平回答：“一般情况下是，但如果你坦率地讲清楚全部犯罪事实，不隐瞒罪行，不推脱责任，认罪伏法，仍然能够争取宽大。”

“好吧，我交代，是我干的。”

1996年12月12日，张能富前脚刚刚离家，杨何英就找茬叫陈桂秀淘米做饭，陈桂秀老眼昏花，在淘米的时候不慎将一些米粒随着手指缝漏了出来，掉在水沟里。杨何英立时就瞪着眼睛破口大骂：“老 不 死的，这么不中用，煮不来饭就罢了，淘米都不会，你以为家中的米是天上来的吗？白吃我们苦来的饭，你还这么糟践，你咋个不撒泡尿自己个淹死呢？！”

陈桂秀一边弯腰从水沟里捡漏下来的米粒，一边小声骂道：“死没良心的烂婆娘，我儿子真是瞎了眼，娶了你这么个妖精，别以为肚子大了就能把脚翘老娘头上，小心‘夹儿死’，没得好下场！”

虽然陈桂秀骂得声音不大，但架不住杨何英耳朵灵，骂出来的话一字不差的全被她听到了，气急败坏的杨何英抄起一根柴棒照着还在捡拾米粒的陈桂秀的头部打去，一下子打在陈桂秀右边太阳穴上，陈桂秀哼都没哼一声就颓然倒地。杨何英还不解气，举着柴棒照着婆婆身上又是一顿乱打——

然后，杨何英丢下柴棒，走进陈桂秀的卧室，取走了枕头下放着的一个银手镯和三个银指箍，又出来查看陈桂秀的尸体一番，确定她已经死去后，从一只背篮上解下一根帆布带子，打了个结扣，拴在陈桂秀尸体左手腕上，一口气将她拖到自家豌豆地和何文生家空地相接处，然后解下帆布带，抱了几捆苞谷杆将尸体掩盖住。然后照常回家干家务活，带孩子（杨何英和张能富已有一个2岁的孩子，此时她又怀着二胎），做午饭——

午饭后，杨何英将孩子背在身后，来到抛尸处，点燃覆盖尸体的苞谷杆开始焚烧尸体，从下午一直烧到黄昏，直到将自家的包谷杆几乎烧光也没能将尸体烧化。天黑后，待火堆冷却下来，杨何英发现陈桂秀尸体的手、脚都被烧成焦炭，肚皮已经裂开，五脏六腑被挤出体外。于是她又用那根帆布带拴着尸体的手腕将尸体拖到何文生家空地的干沟内，又抱来一捆苞谷杆将尸体草草掩盖，连帆布带也不收回就匆匆回了家。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杨何英因为怀有身孕不便羁押，先是取保在家，由云龙县人民医院派人做流产手术，然后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最终在1997年6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为彼时新刑法和刑诉法已经在3月14日通过，前者明确对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后者明确羁押后强制引产，依旧不适用于死刑。在新刑法和刑诉法已经获得两会通过，且在1997年10月1日就会施行的情况下，6月份的审判再“突击杀人”显然不合适。但此时新法毕竟尚未正式实施，出于要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的考量，在新法和旧法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判了死缓）。

资料出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公安局编《苍耳利剑——大理州重特大案件侦破纪实》第三集P65~P68《山坳沉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