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梅：导师朱维铮先生教我念书

▲朱维铮先生（1936.7.14—2012.3.10）

2012年春天，窗外的桃树和石榴没有开花，绿色树叶绕着枯褐的枝干缓慢伸展，植物仿佛也懂得人间的悲喜。3月10日，导师朱维铮先生在亲友学生的守护下，因病辞世，享年76岁。

悲恸笼罩心灵，二十三年前初次听课的情景历历在目。读本科时，就从学兄学姐口中知道了朱先生的博学与严厉。大家越传越神，把朱先生说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不巧的是，从1987年到1989年年初，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朱先生一直在加拿大、美国和德国访问。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有幸见到朱先生，聆听朱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必修课“中国史学史”。

朱先生是一位富有个人魅力的老师。也许是受“温良恭俭让”传统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身形略微前倾，用以表达内心的谦逊。朱先生却与众不同，腰杆笔直，像冲天的修竹。我在现实中，再也没有看到第二人像他那么挺拔。他的动作矫健利落，板书之后转身非常迅速，宛若一道闪电。他讲课时思维敏锐，旁征博引，洋溢着“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的逼人气势。多年以后，当我得知他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时，我才意识到，挺拔的身姿，正是他“做我自己”、“谁也不能代替我思考”的内心写照。

▲1980、1990年代，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讲学期间，在北美各地游历时的留影

朱先生的学识深深征服了我们，那个学期几乎没有人逃课。更重要的是，他能唤起你奋身跃入学术海洋的激情。上课地点是三教东头一间朝南的教室，下午，金褐色阳光常常洒满房间。在我印象中，整个学期阳光灿烂，那是内心的光明和现实光明的交相辉映。

虽然耳闻和目睹的朱先生都非常威严，但年轻人就是喜欢挑战自己，崇拜有学问有个性的人物。史学史课程上到一半，系里通知报名攻读研究生。这是1989年秋季，1990年的应届研究生招生取消考试，改由学校考察后直升读研。我在下课后告诉朱先生，想报读他的硕士生。他并不多言，也不问长问短，仅仅不苟言笑地表示，如果我通过系里的选拔，他愿意接受。这是朱先生对待学生的一贯态度，不管你毕业于历史专业或是理科专业，不管你是专科学历还是本科学历，不管你出自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只要通过考试，有心向学，他都愿意收为学生，为年轻人提供深造机会。我攻读研究生以后，知道朱先生每年都会接到各地学生的考研咨询函件，他嘱咐我以研究室的名义代回每封邮件。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对于在考研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外地学生，一封欢迎报考的回信，也许能够给予他们莫大鼓励和温暖。我的许多师弟师妹，入门以后都会告诉我，收到过研究室的回信。朱先生外表难以接近，内心却平易近人，没有等级观念，更不会看人做事。

朱先生年轻时曾得到两位导师的悉心指导。一位是周予同教授，热情开朗，和蔼可亲；一位是陈守实教授，性格严肃，寡言少语。两位教授对待专业极其认真，尤其是陈守实先生，布置任务一星期后，见朱先生还没有上交读书报告和资料摘抄，就带话给朱先生：我不要你了！年轻的朱先生受到严格训练，度过一段苦行僧般的生活，最紧张时每周要向两位导师汇报三次学习情况，他只能挤压休息时间，逐渐养成了彻夜工作的生活习惯，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终生受益匪浅。待到朱先生自己带教学生时，延续和发展了两位导师的治学态度和教育方法。有句话，朱先生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说了几十年，因为讲话的时间不同，可能语序稍有变化，那就是：我不相信名师出高徒，我相信严师出高徒。这是几代学者从亲身实践中得出的真知，历史只会眷顾勤奋的人。

▲陈守时先生与周予同先生

在性格脾气上，朱先生恐怕更接近严肃的陈守实先生。不过，朱先生不像陈先生那样讷言，他言语犀利，常常手燃青烟，高谈阔论数个小时，不见丝毫疲倦之色。往往客人学生进门时日照中天，不知不觉便已暮色四合，朱先生一支接一支抽着香烟，小屋或者研究室里早已烟气缭绕，众人仿佛置身云雾山中。天长日久，朱先生固定座位上方的墙壁，熏染得如同泛黄的旧时照片。陈独秀和周予同先生的老师钱玄同先生是公认的健谈之人，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陈独秀“精力过人”，“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而钱玄同，学生谢兴尧回忆道，“其他先生下课后都有点疲倦，静静坐着，抽烟喝茶，他还有余热高谈阔论，声震四壁”。朱先生的健谈，可以和这两位前辈媲美。他重视材料，却又超越材料，打通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的壁垒，描绘出一幅纵横交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往往令听众豁然开朗，如饮醍醐，如坐春风。

进入研究生学习后，朱先生命令我，首先去图书馆熟悉各种字典、类书、书目、引得、职官表等工具书，以便将来知道如何查找相关资料。他说，很多前辈学者都是从阅读书目起步，比如陈垣、余嘉锡等等。要我们常翻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和《四库全书总目》。朱先生还提醒大家，《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提要和《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提要并不完全相同，将来引用时一定要核对清楚。他又命令我们把复旦图书馆古籍部的目录卡片全部翻阅一过。在图书馆四楼阅览室，这些书籍和目录似乎沉睡许久，遍布尘埃，我每天看完书，两手染得灰黑，但内心十分充实。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家新的图书馆、阅览室或者书店，先花些时间把全部书架浏览一遍，通盘把握该处的藏书概况。如今已是电子检索时代，引得退出历史舞台，但书目、职官表等工具书仍是年轻研究生踏上学术生涯第一步时必读的基本书籍。

第一年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中国文化史要籍选读”，每周阅读一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或数篇论文，从先秦诸子一直读到清代学者，写作两千字以内的读书报告。朱先生开出书单，严格规定了阅读版本，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王弼注《老子道德经》、孙诒让《墨子间诂》、焦循《孟子正义》、王先谦《庄子集解》和《荀子集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曹操等《孙子十家注》，等等。这使我懂得，读书必须挑选好版本，要善于利用和继承前代学者的工作，站在巨人的肩上前行。《论语》和《朱子语录》都记载了孔子和朱熹师徒之间的问答，唐代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问学就是有问有学的解惑和思考过程。朱先生借鉴了这一传统教育中的问答教学方法，采用讨论班形式上课。先由学生阐发读后感，然后老师提问，共同讨论，每周都让学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准备不周思考不全。朱先生说，采用这样的方式，是希望同学们利用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在年轻时好好读点书。几年后，我到日本和美国访问，常听中国访客惊讶赞叹，说日本的“席名那”（Seminar）和美国的读书讨论班很值得中国大学学习。我想，这不正是恢复高考以来朱先生一直坚持的授课方式么？虽然不能说，今天复旦讨论班的盛行全归功于朱先生，但朱先生和其他复旦的优秀学者们确实站在学术和教学的前列，继承传统菁华，更继承前辈学者的风范心血，扎扎实实推动着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他们的坚守和努力，赢得了认真治学的同道、后辈们的赞同、景仰和效仿。

▲朱先生的书房

朱先生曾半开玩笑说，《墨子閒诂》的“閒”转为简化字，可以写成“闲”也可以写成“间”，用在孙诒让的书名上，就该是《墨子间诂》。间者，缝隙。引申为从缝隙里望外看，“发其疑牾”。如果今人的著作将这部书写成《墨子闲诂》，那就证明此公不懂常识，其书的学术性值得怀疑。朱先生笑着说了这番话，我们也跟着哈哈一笑。但笑过之后，我意识到，细节折射了作者的广度和深度，也能反映作者的治学态度。一个治学态度不够严谨的作者，是不能赢得学术界的尊重的。

朱先生的严谨还表现在亲自为学生修改文章上，这是他的习惯，很多学生都保留着他修改过的文稿，往往写满天地左右，用红色、绿色和蓝色等各种颜色区别正文、注释和写给学生的解释评语。我曾意气挥洒地在论文中写道：“1898年夏天，随着热浪而来的……”，朱先生用红笔批道：“怎知此年非‘冷夏’？虽小处用形容词也要查核！”短短两句批语让我明白：第一，在历史研究中，大或小、重要或不重要的细节，都要一视同仁。第二，任何一个关于事实的判断都要核查史料。第三，谨慎使用形容词，切忌以辞害意。“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修改文章是朱先生的教学方式之一，通过修改，他把治学的方法和规范深深揳进学生心中。

短则三年，长则六、七年，我们跟随朱先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春雨润物细无声，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养成“斤斤计较”的治学态度，养成了不苟且的习惯。

毕业出门后，我们不少人身上都带上了导师的某些烙印，拥有一两处类似的性格特征或处世风格：认真，执著，在外人看来有点迂腐或者书呆气，但是值得信赖。这些在青年时期形成的品质，将伴随我们一生一世。导师虽然魂归道山，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摘自《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

▲朱维铮先生过世时，复旦学子制白色千纸鹤敬表哀思

廖 梅

1986至199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中国文化史硕士、中国古代史博士。朱维铮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国内博士生，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