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波字第8604部队

大家知道今年是什么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国将隆重庆祝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历史教育、摸清抗战文物家底和加强抗战文物系统保护等工作。所以今年笔者的号也将重点介绍一些有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

我们在以前介绍过侵华日军系列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等罪恶部队。笔者讲过，他们所谓的生化部队还有很多个，不光是有名的哈尔滨731部队（以前叫做659）和北京的1855部队，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都有这样的机构，只要你看到“防疫给水部”，或者号称养马防疫部队，都是跟制造细菌战武器的有关。除了以前提到过的之外还有516部队和长春关东军100部队，还有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等63支以上（仅限我国战场）细菌战的部队机构……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我国或者其他战场的重要地区设立的！另外这些属于特种部队，是直接隶属于天皇的，是反映了日本的国家意志的，可以说这种所谓的特种作战是当时的昭和天皇的亲兵所为，都是由他直接批准的。因为大本营下的批示给陆军的叫做大陆令，给海军的叫大海令，有权发布大本营令的唯陆海军大元帅天皇莫属。这些批示都是要天皇签字的。并不是后来人们开脱罪责的那样，说是派遣军自己决定。1925年11月14日，还只是摄政的皇太子裕仁就明确表示：“欧洲大战以来，随着新型武器的进步，化学武器（毒气）的研究已成为军事上的关键。”

1926年裕仁正式登基亲政后，不仅要求军部加快化学武器的研制，而且批准了细菌武器的研发计划……1927年7月，陆军生产化学毒气武器的“忠海兵器制造所”率先成立，厂址设在广岛附近的大久野岛。1931年，日本陆军省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起了细菌研究室。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部队，“做日本国内不能做的事”，就是用活人活体研制生产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热等细菌的实验。天皇直接敕令建立的部队是731（石井）和100（若松），之后又发展出其他很多部队。

例如广州有一个沉寂了很久的波字8604部队，他们的罪行一直到90年代才被揭开。

8604部队检索班长丸山茂曾经坦白说：“日本军方为了保证广州市区的治安，把来广州的难民安置在滩（南）石头收容所，但由于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就命令南水部用细菌杀死他们。”后来他良心发现，到广州的粤港难民墓地忏悔。

广州的这支细菌部队属于日军的“南支/那派遣军”，正式名称为“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或“华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波字8604部队成立于1939年4月，前身为日军第21野战防疫部队，后改编为“华南防疫给水部”，名义上负责防疫与净水，实为细菌战部队。其本部驻地位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下设6个课，人员约1200人，包括100余名将校级军官，该部队第四课专门从事鼠疫跳蚤培养与活体解剖，实验设施用铁丝网隔离，内部存放大量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器官标本。大家知道，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而且当时经济也比较不错，还由于广州在南方，有很多蚊虫，这对于日军来说，和东北的实验材料不一样，他们很兴奋，他们也制造了很多细菌和毒气战。据日本《化学战史》不完全记载，广州沦陷期间，日军还对广东先后实施了20次毒气战。该部队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同属日本陆军生物战体系，但因隐蔽性更强，其罪行长期未被国际社会关注。

曾经也有一些资料显示，南部派遣军比关东军要战斗力差一些，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在完成任务这个方面，8604部队做得真“好”。虽然8604部队编制只有1200人，但是他们做的恶比一些军事作战的单位大多了。

他们也有很多细菌战与活体实验行为。

例如，在难民收容所投毒！1941年香港沦陷后，大量难民被驱赶至广州南石头难民营。8604部队将伤寒杆菌、肠炎沙门氏菌等掺入难民食物或饮水中，导致大量死亡。根据后来的证言，日军发现当地人不喝水井的生水。所以他们一开始投到水井里的菌群没起作用。所以他们灵机一动，发放稀粥和喝的汤。据幸存者肖铮回忆，其7岁的弟弟在食用“救济粥”后病亡，难民中流传“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子饥，食了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的民谣。还有一部分人由于抵抗力稍微强一些，没有当场死掉，但是他们成为了带菌者去传染其他的难民，这样子日军就正中下怀。其他有些场合，日军是直接诱骗民众打针或者服用一些东西。包括在云南的滇西和缅甸等区域也这样做，直到1946年以后还在有大规模鼠疫和霍乱流行。

还有根据资料，1939年6月1日，敌特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而里面则含藏着霍乱鼠疫病菌，试图将其散发于我军阵地水源当中。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次。到了1942年，广东还一直都有鼠疫发作。除了在广州，日军在广东省其他地方也进行了细菌战，比如说1937年11月7日通过飞机向广九铁路沿线等地区投弹，爆炸之后里面的病原体就出来了。当时的人们看到了有白色，绿色，黄色的药粉洒落在地上。后来经过我方人员取样化验之后，发现这些粉末都带有病原体比如结核菌等等。

活体解剖与病毒实验：部队成员井上睦雄证言称，每日解剖4-5具尸体，包括男性、女性、儿童及抗日游击队员，甚至对尚有生命体征的活人进行解剖观察。整个机构，每天至少要解决掉几十具尸体。

鼠疫跳蚤生产：每月生产10-15公斤携带鼠疫的跳蚤，并通过空投或汉奸投放至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引发区域性疫情。比如有些汉奸故意蓬头垢面装成乞丐到村里讨水喝，他们很警觉，很少停留，趁人不备的时候到水井里下毒。

在尸体处理与掩盖的问题上，他们也是煞费苦心。

化骨池与万人坑也是铁证，为销毁证据，日军在南石头难民营附近修建两座容积各80立方米的化骨池，用于溶解销毁尸体。后因尸体过多，改为集体掩埋于南箕路一带，形成长达百余米的“万人坑”，尸骨层层叠压至地下2米多深。

根据幸存者证词，还有广州造纸厂基建时多次发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无主白骨，证实日军暴行。

死亡人数，和其他受害者规模非常大。根据幸存者还有当时被强迫埋尸体的人和日军的老兵的证言，保守估计整体粤港难民死亡人数超过10万以上，实际可能就是更高的。因为仅仅南石头难民营的死亡人数便达数万至10余万。当时香港的港英政府被日军打败之后，很多港人向广州逃亡，结果就踏进了鬼门关。从1941年到1945年前后，有100多万香港难民去到广州，他们不少人都落入了南石头难民营。

所以，这个在南石头的广州难民收容所实际是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的细菌武器实验所。

广州难民收容所前身是广州惩戒场，建于1912年6月，是利用河南南石头西边珠江白鹅潭畔的旧镇南炮台旧址改建为惩罚罪犯之用，面积47亩多(约31000平方米)。场分内外两部，外场西通河岸，筑码头以泊轮船。

后利用其原有之深壕厚壁，又于场外四周，开辟巡逻路线，铺水泥路面，共长1000余尺。犯房全部用井字形，当中为运动场(或称地堂)，东西南北建四楼，楼上楼下两层，各房建在楼之四翼，又成十字形，中隔铁闸，以便管理。计四楼上下统建犯房304间，除暗室不计外，可共容千人左右。

内有作业工厂6座，建于犯房四角及两旁，组织犯人参加劳动生产。1941年4月在其北边设立“粤海港检疫所”。所长是日本人岛义雄(曾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为5级医官)。细菌专家医官岩濑祜一(前台湾卫生技师、8级医官)，还有中国和日本医官、技术官、兽医官、检察官、事务官、雇员、汽车夫等总共78人，其中日本人12人。

据当时曾从香港乘大轮船到南石头河面被截留船上，而后设法逃出的香港难民何琼菊及其长子冯芳标揭露：日军侵占香港后，1942年初(春节前)她们一家4口乘船从香港回广州，船抵广州南石头后，被日军拦住不准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大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检疫所传染病室。船上原来有难民480多人，到她们先后设法逃离时只剩下40余人。那些进了传染病室的，听说都死了……

当时的目击者黄有揭露：“1942年初(天气很冻)有许多香港难民坐船返广州，先在检疫所检验，结果将大部分难民收入难民收容所，不久许多难民病死了。”

据附近村民吴伟泰、梁檬、范有生、何金、黄有、钟瑞荣等目睹：当时有6名左右的抬尸人每天从难民所运出尸体和一些未死的人到附近的南箕路邓岗埋葬。建国后，此处建房时曾挖出许多遗骨。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写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中曾记载：“广州霍乱(注)流行时候，最棘手的是处理尸体……所以选择在河南南边6公里，远离居民的地方进行土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越来越窄小，与此同时，人手和搬运车辆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改为火葬，再考虑到火葬用的燃料(汽油、木柴)也不容易到手，最后决定实施‘E式尸体处理法’，即是用水泥造一个占地2.5平方米(按：这个数字有误，可能应为25平方米)，高约3米余的无底四角梯形池，从上面投入尸体，让其自然腐烂。这样的建筑物造了两个，堆放了50-60具尸体，过了一段时间，首先使该处的尸体开始腐烂，水份渗透到地下或者蒸发后，再堆放50-60具尸体，这样子交替进行，到最后尸体收放完毕，才封闭上部投入口……然而，由于顺风，附近的村庄经常闻到难以忍受的恶臭，人们十分厌恶，于是，不能再用此法，必须考虑别的方法。”上述日本军方组织编写的书，除难民死亡原因、难民数字缩小等之外，其他基本情况与日人丸山茂和中国知情人所谈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另外，日军把停在珠江面上的难民乘坐的那些风帆船也不放过，这种风帆船前面一般刷有两个眼睛，俗称大眼鸡，这些大眼鸡上也有很多冤魂。那些无法上岸暂时住在帆船上的难民，经常会发现他们的船上有跳蚤，老鼠，然后就是一船一船的人得病倒下……有些幸存者几十年以后说，原先是满满一船人，七八天以后就剩了1/3……而这些无辜的同胞本来是拖家带口在逃难，结果都是基本全家被灭门了……

【注：1942年8月，伪广东省卫生处专门编印了《广州市流行时疫症状及预防法》“卷首语”称：“伤寒、赤痢与流行性感冒、登革热病等，为本市最近流行之病症。”没有提到霍乱。同年10月，伪广东省卫生处发出公函指出：“查市内迩来发生肠热、痢症颇多。”这种情况正好与丸山茂所揭露的1942年2月-5月，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长佐藤俊二下令用伤寒菌、副伤寒菌杀害大批难民相吻合。又从当时他们所处理尸体的手法，以及当时目击者提供的情况，时间大体也是在1942年左右，所以可以证实，1942年广州主要流行的是伤寒而不是霍乱。】

在战后，部队负责人佐藤俊二在伯力审判中仅简单提及该部队，未深入追责。

事情就是1949年，在伯力审判法庭上，曾担任8604部队长的日本细菌战犯佐藤俊二军医少将供述：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是在1939年间建立的”，这支部队“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我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当时在国际审判的法庭上，731的石井四郎根本就没有被审判，我们说过美苏两大国也是对细菌战和化学战非常感兴趣的，他们对一些战犯是进行了利益媾和的！广州主要实施的战犯如的场守喜（改名加藤）派到新几内亚作战，后潜逃回日本，不敢回老家，后来就客死异乡了。还有部分军医利用实验数据，回日本成为医学界权威。当然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日本政府也是长期否认罪行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们也是避重就轻的。一直到1993年，原部队成员丸山茂公开揭露了投毒的细节，真相才逐步被揭露出来。井上睦雄在1995年用文字描述了该部队的犯罪事实，所以他的证言以及相关的史实相互印证，进一步揭露了波字8604部队以及他们的罪恶。

波字8604部队的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铁证。其利用难民和战俘进行实验、系统性销毁证据的行为，比纳粹集中营的恶行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纳粹如果用毒气杀人的话，大家都是可以知道的。细菌战的“高明之处”是伪装成为瘟疫死亡，正好就在战乱之时，疫病流行一点儿也不新鲜。香港在沦陷的时候还有150万人居住，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剩60万人不到，这里边有90万人缺口，不可能都逃走了吧？更不用说广州本地的人……

然而，由于资料销毁与右翼分子的掩盖，许多细节仍待进一步考证。铭记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告慰，更是对军国主义罪行的长期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