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签的协议，法律上认可吗？遗产继承律师解读案例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及其他信息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梳理

（一）当事人信息

原告：

张建军，被继承人李素兰之子

张建国，李素兰之子

被告：

张芳，李素兰之女

张丽，李素兰之女

被继承人：

李素兰，2022 年 5 月去世

张卫国，李素兰之夫，1997 年 9 月去世

（二）案件背景

李素兰与张卫国育有四子（张建军、张建国、张芳、张丽），张卫国先于李素兰去世。李素兰生前购买朝阳区华庭小区1 号房屋并登记于其名下。2019 年 3 月，张建军主张李素兰签署《房屋赠与协议书》，将房屋赠与张建军与张建国各占 50% 产权，但未办理过户。李素兰去世后，张建军诉请确认赠与有效并分割产权，三被告以李素兰生前存在认知障碍为由抗辩，主张按法定继承均分遗产。

（三）关键事实与证据

赠与协议争议：

原告证据：

《房屋赠与协议书》（代书，李素兰捺印及人名章，张建军代签受赠人）；

证人周某证言（称协议签署时向李素兰宣读，其表示“没意见”）；

李素兰2018-2019 年照片（证明精神状态正常）。

被告证据：

2019 年 2 月 医院诊断证明（李素兰 “认知障碍”）；

2019 年 4 月就诊视频（李素兰无法正确回答姓名，医生怀疑阿尔茨海默症）；

李素兰2021 年失能补助领取记录（证明长期失能）。

房屋权属：

2006 年李素兰购买华庭小区 1 号房屋，登记为个人所有，属其个人财产（张卫国已去世，无夫妻共同财产争议）。

法律关系争议：

原告：赠与协议有效，应按约定分割产权；

被告：赠与协议因赠与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无效，应按法定继承由四子女均分。

二、争议焦点

（一）赠与协议是否有效

原告主张：

协议由证人周某在场见证，签署时李素兰对内容知情且同意，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照片显示李素兰外观状态正常，足以证明其精神状况适合签署协议。

被告抗辩：

李素兰在协议签署前（2019 年 2 月）已被诊断为 “认知障碍”，签署时（2019 年 3 月）处于失能状态，无法独立作出意思表示；

协议非李素兰本人书写或签名，捺印及人名章不能证明其真实意愿，且未办理过户，赠与未生效。

（二）房屋遗产的分割方式

原告主张：若赠与有效，按协议约定张建军与张建国各占50%；若无效，则作为李素兰遗产由四子女均分（张建国支持原告）。

被告主张：赠与协议无效，房屋作为遗产由张建军、张建国、张芳、张丽四人各继承25%，且张丽因尽较多赡养义务应多分。

三、案件分析

（一）赠与协议效力的法律要件

民事行为能力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143 条，民事法律行为需行为人具有相应行为能力。被告提交的诊断证明及就诊视频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李素兰在协议签署时已存在认知障碍，无法正确认知赠与行为的法律后果。原告仅以照片及证人证言（单一间接证据）反驳，不足以推翻医学诊断的专业性。

代书协议未遵循《民法典》第135 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及代书遗嘱的严格形式要件（如两名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且李素兰未亲笔签名，无法确认其对协议内容的充分理解。

意思表示真实性：

赠与协议涉及重大财产处分，需赠与人主动、明确作出意思表示。本案中，协议由原告书写并代签受赠人，李素兰仅捺印及加盖人名章，无证据显示其主动提出赠与意愿或对条款内容逐项确认。证人周某虽称“宣读协议后李素兰同意”，但未提供录音、录像等直接证据，证言效力存疑。

李素兰生前未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典》第209 条（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赠与物权尚未转移，进一步削弱协议真实性。

（二）法定继承的适用条件

因赠与协议被认定无效，房屋转为李素兰的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四名子女）法定继承。被告虽主张张丽尽较多赡养义务，但未提交具体证据（如照料记录、医疗支出凭证等），法院未支持多分请求，依法均等分割。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原告作为赠与协议主张方，需举证证明李素兰签署时具备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被告通过医学证据完成初步抗辩后，原告未能提供相反的鉴定意见（如行为能力司法鉴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四、裁判结果

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因李素兰签署协议时存在认知障碍，且协议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依据《民法典》第143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1 条，判决协议无效。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房屋作为李素兰遗产，由四名子女另案主张法定继承分割（本案未处理继承份额，因原告仅诉请履行赠与协议）。

五、办案心得

（一）行为能力抗辩的证据优先策略

核心证据组合：

诊断证明（直接证明认知障碍）+ 就诊视频（直观呈现意思表示能力缺失）+ 失能补助记录（长期失能的旁证），形成 “医学诊断 — 行为表现 — 生活状态” 的完整证据链，全面证明赠与人无行为能力。

针对性质证：

针对原告的照片证据，指出“外观正常不代表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强调医学诊断的权威性；

质疑证人证言的关联性，指出周某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未明确，但可暗示），证言可信度低。

（二）赠与协议形式瑕疵的精准攻击

法律要件拆解：

强调代书协议未满足“行为人亲自书写或签名” 的基本要求，且缺乏公证、律师见证等强化真实性的程序，直接动摇协议效力基础。

物权变动规则运用：

结合《民法典》第659 条（赠与财产转移前可撤销），指出未过户情况下赠与人可能反悔，进一步削弱协议约束力。

（三）程序策略的灵活运用

争议焦点引导：

在庭审中主动将焦点引向“行为能力” 而非 “继承分割”，避免原告转移话题至赡养义务争议，集中资源击溃赠与协议的合法性。

后续诉讼铺垫：

在赠与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提前准备法定继承的证据（如亲属关系证明、遗产范围清单），为另案分割奠定基础。

启示

本案凸显赠与协议类案件中“行为能力证明” 与 “形式合法性” 的关键作用。当事人若需订立重大财产赠与协议，应确保赠与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建议附医学鉴定报告），采用公证形式或律师见证，避免代书、代签等风险操作。同时，及时办理物权变更登记，防止因未转移权属引发效力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