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纪念逯耀东先生

睹书伤逝

纪念逯耀东先生

田余庆

三联书店的朋友来家叙谈，提到三联正在印制逯耀东先生《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一书。我们由此谈论到逯先生的为学与为人，随便聊天，没拘束也没目的。我与逯先生交往较久，常存怀念，多说了一些话。事后，朋友把我聊到的话追记下来，交给我看，还带来了逯著的清样，说是想把谈话作为逯著序言。这是我未曾预料的。经过一番焦心，我知道不便再作婉拒，只好把追记文字编联一下，顺了一顺，把交谈语气改成叙述语气，还给三联朋友听由处理。我说，这不是对逯著的序跋，而是对逝者的追忆，如果要放在书里，也只能当个小摆设，表示睹书伤逝之情。

我结识逯先生，已经二十多年了，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中间。他是从香港来的。那天他邀约年辈差不太多的同行朋友晚间到外面喝酒，后来因故改聚在饭店房间里，记得有蔡美彪兄在内。房间不大，有点挤。寒暄让坐之际，逯先生忽然拿起沙发软垫扔到墙根，自己先坐下去，说声“好，都有座了”。一个不假思索的小动作，一句随便的开场白，一两秒钟的事，立刻拉拢了新朋友之间的距离，也无意中表露了他不拘小节、豪爽豁达的性情。这个初次印象很有特点，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台湾还未开禁，两岸中国史学同行直接交往还不够多，所以都想了解一些情况。逯先生健谈，自然成为沟通的主角。其实他那时对大陆史界的了解也还不像以后那么深广，自然也有不少话题要提出来。他的态度始终是亲近恳切的。限于初识，那晚只是泛泛交谈，没有涉及深度的学术内容。

约会由逯先生发起，酒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晚只用了一点本地酒，是色酒，淡淡的，点缀点缀，没起助兴作用。逯先生的文章里，曾多次提到在台北下酒馆，一瓶大曲两人对酌，酣畅之极。这次我们晚叙，可没有机会体察逯先生在“名士与酒”场景下的率性表现。以后再见，我已基本忌酒，与逯先生虽同餐而不能共饮。不过，每当听刘欢高唱《好汉歌》，总会幻现一碗酒的场景，泛起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好汉形象，那不是绿林好汉，而是学林好汉，逯耀东。

说到好汉，我也只有泛泛的直观感受，与逯先生自己写的《那汉子》相比，就显得浮浅多了。《那汉子》是逯先生最真切的自我画像，是素描，是漫画。虽说写得虚虚实实，并非全真，但虚是实的升华，比实还实，只是经过他自己的艺术加工，有意把形象模糊化了。

逯先生的吃，更是有名，他写吃的作品，有论文，有纪行纪事之作，后者居多，读来颇有味道。有同行朋友称说逯是美食家，我看不全对。我周围所见的美食家，有的是尊显家庭的前辈人物，他们原本有养成美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有的是世家子弟，从小得到这方面的熏陶，时代和家庭状况变了，素养犹在。他们都有美食文化的长期实践。像我自己这个年龄层次和经历的人，果腹之余，但有一张馋嘴，却不理解美食文化，养不成那种好尚。

逯先生比我年岁略小，据他自己说，青壮年时生活也是比较艰难的，何从得到这种文化熏陶呢？也许这样提问题是由于我们对美食文化所知太少。逯先生写过一些关于美食佳肴的文章，有谱系，有特色，有调法，甚至亲手操作，得其口验。这当然是可以写进饮食学教科书去的好资料，只不过阳春白雪，能领略的读者可能不多。倒是他从街头巷尾循风问俗得来的“吃”，应当也是，甚至可以说更是真正有文化涵义的吃。譬如看画，听乐，受众得到愉悦，得到修养，但是否能够体会到作者审音辨色的真工夫，却是难说。

逯先生在街头巷尾觅“吃”，认真品尝，我看不是为了饱口福而真是在细辨土风土味，同音乐家审音、画家辨色一样。神农尝百草，逯氏品百味，意蕴有点近似。逯先生的吃，更多的是舐，舐其味而弃其余。他在辨味中思考知识。他的味蕾大概特别发达，吃得出知识来。“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逯先生兼采成味，一定会以这种知识充实他的中国饮食史，说不定这类美味知识比烹调知识有同样的甚至更可贵的价值。总之，逯先生的吃，主要不是馋嘴的吃，吃得另有门道。我猜如此，对不对不知道。

说到这里，不由得不想起逯夫人李戎子。有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汉子蹲在街边，只顾用筷子向嘴里送东西，神情专注。卖食的摊主问那汉子还想要点什么，那汉子站起来说，这碗剩下的，不要了，那边那种，给我来一碟。汉子身旁跟着李戎子，一直没动，一脸的无可奈何，只是提醒那汉子，尝尝味就够了，把嘴里的吐掉。她还打开手提包，看看治泻药带够了没有。这是一幅读逯文时构想的画，如果还能传神，可当作逯文配图来看。

戎子夫人，我见过，在北京我家，得知她原本是岳阳人，那里是我小时居处的邻县，方言、土俗、河山，我都知道一点。她说他们本考虑到岳阳置产，想以后常来住住。后来变了主意，另有安排。我读过逯兄伉俪偕访岳阳的文章，内容一般，大概是岳阳的吸引力并不足够。我也去过台北兴隆路他们家里，那次只有逯先生“留守”，戎子去加拿大了。想来戎子要照顾一个生来任性执著、喜爱闯荡的汉子，不是容易的事，够她费心费力的。

逯先生在他的书序里说，戎子是他学术写作最好的听众和助手，帮他誊抄、制表、校正古籍引文和操作电脑。我还知道戎子工于篆刻，《结网编》封面印章和诸书所钤“糊涂斋史学论稿”等刻，都出于戎子之手。如今戎子夫人独处台北，孤单的日子已过了两年多了。她为人贤淑，逯先生人缘也好，想必随时都会有亲友眷顾关切。逯先生的遗著也是戎子自娱的丰富精神资源。逯氏门下亲近甚多，多在台北近处，他们都是戎子夫人随时可以呼应的子弟。

逯兄教导学生的方法高明，不主张他们死守一家，而是各自“结网”。两部《结网编》所列篇目，显示各有所专，范围较广，不是泛泛之作。这与大陆近年所见，弟子一般只是跟着导师做题目，怯于独辟蹊径，少见新题新意，是有所不同的。逯兄对学生有时也很严厉。我亲见他责备一名学生，这自然易伤面子。但他们亲如家人，没有听说影响长远的感情。

逯门弟子我见过一些。他们来大陆访学时逯兄有时介绍与我晤谈。最后见过的一位是陈识仁君，是逯门新进。我与识仁君有过一点学术因缘。我写《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时，正好逯先生把《结网编》寄赠给我，其中有识仁君《北魏修史略论》一文，我受到一些启发，引用了此文，并特意标出“青年史家陈识仁”，以示尊重。

后来王汎森先生来京，座中偶然谈及，他在台北“国科会”工作时见到识仁君一份关于学术申请的论证书，引述我对他前述文章的评论之词。看来识仁君对自己的论文及时得到大陆同行的反响，是在意的，高兴的。识仁君二〇〇六年来京访学，与我晤谈逯兄近况。万万想不到，第二天一大早识仁从寓处给我电话，说半夜得台北告知，逯先生刚刚在高雄逝世，识仁自己停止在京活动，已购妥立即返台的机票，马上动身。真是晴天霹雳。我想到刚从台北与逯先生餐叙后返京的葛兆光先生，商请他发出我们共署的给戎子夫人的唁电，以志哀悼。

一条汉子忽然间走了。识仁匆匆告别，我觉得他的心情极似亲子奔丧。师生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对毕生从教的逯兄说来，应该足可慰藉。这样的学生，对戎子夫人也自然会敬奉如母。

前面拉杂叙谈，已经涉及许多逯先生为学的事了。逯先生为学，文史均长，但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史学著作方面。我们认识以后，每有新作，几乎都会互赠，只是他多我少，他丰我瘠，他博我馁。他的史学研究领域，先是在魏晋的社会、民族、政治诸方面，后来由史料、名著、名家的研究逐渐进人史学史，重在秦汉魏晋。其间，他做过中国现代当代史学发展的研究，发表过著作和不少史论文字。总之，他是一位业精于勤、思想敏锐、手不释笔的学者。以国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来说，从大陆看，老一代的大手笔多已迈过鼎盛之年，我这一代则多长期陷身混乱而难得正常发育。这个阶段，逯先生不误青春，沉潜翰墨，展示才华，奉献学界，是大可珍贵的。

大陆同行获悉逯兄成就，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逯先生留意与大陆同行学术联系，广有交游，所以他在台、港所出著作也较快流传大陆，甚至在大陆出版。眼下所见的这本《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是他亲手辑集、尚未杀青的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是他在其长期酝酿的史学史研究思路中，关于汉代史学的最后成果。逯先生的书，较早到手的，我都过细拜读过，深得启发之益。不过时间久了，体衰脑钝，只留隐约印象，可以说是得其意而忘其言。较晚到手的书，更是阅读困难，勉力过目，即读即忘。虽然如此，逯先生的思路文风，总还是留在我脑子里，不会丢失。

斯人逝矣，斯文长在。学林中人，不止是我，都知道糊涂斋主人是位极聪明的人，“糊涂斋”的糊涂，只能视之为使用“难得糊涂”的旧典。读糊涂斋主的书文，都会细品那种醇厚的味道，都会长久地记住学林中自成一格的这条潇洒的汉子。

二〇〇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