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获文学奖：我替他尴尬

你们好，我是歪歪

4月19日，董宇辉因“在直播中推广文学”获得人民文学奖新设的“传播贡献奖”。在一片祝贺声中，一股不和谐的质疑迅速蔓延。

如果带货卖书也能获得文学奖，文学的评判体系是否正在被“话术”与“人设”重新书写？

“文学传播者”现在已经变成主播与选品官了。

董宇辉得奖，是一次文学话语权的转移信号：话语从“写作者”转向“讲述者”，从“内容”转向“流量结构”。

01|人民文学奖变了什么？

人民文学奖的设立源自《人民文学》杂志社，早期多颁发给在文学创作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作家，说白了，这个奖含金量挺高的。

它是“创作导向”的象征，也是官方文学标准的一部分。

人民文学奖的历届获得者有：

• 陈忠实《白鹿原》：史诗级长篇小说，描绘白鹿原上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恩怨与历史变革。
• 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阿来《格萨尔王》
• 贾平凹《带灯》、迟子建《白雪乌鸦》、韩少功《日夜书》

其中不乏有咱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品。

但传播贡献奖的设立打破了这一传统：它不评作品，只奖“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本质上并不关心文学文本。

2024年新增奖项“传播贡献奖”，其目标人群不再是写作者，而是“传播者”。

在董宇辉的颁奖词中，“两次直播”“1785万元销售额”“百万册杂志售出”是关键词。

文学作为内容本身几乎隐身，成为被挂名的“产品”。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功能异化：

文学奖不再奖励“文字至上”的创造力，而开始向“商业路径”的成功示好。

这是一次从内容奖赏到渠道致谢的明显转向，换言之，它更像是给董宇辉发的一张荣誉发票，而不是文学世界的一次欢迎。

但这张发票，抬头却写着“文学”。

02|谁在定义文学？

让一个主播获得文学奖，问题不在于他的身份，而在于他所被赋予的象征意义。

文学奖代表着某种专业性判断，当传播者获得这一奖项，潜台词是：他传播的，不只是内容，还有标准。

他的话术、选品、表达风格乃至价值观，正被默认为文学的“新容器”。

而当这些表达中，频频出现如“羽扇纶（lún）巾”误读、“辗转反侧”错用越王勾践剑等知识性错误时，我们必须追问：

是传播力重要，还是准确性重要？

当这些错误被包装成“文化亲和力”，甚至变成“接地气的传播力”，其实是在悄悄改变公共文化的底线。它不再要求“准确”，而只要求“动人”；不再在乎“理解”，而只追求“转化率”。

文学的阈值，就在一次次“走心文案”中被冲刷。

长期看，这种模糊标准的后果是深远的。

它不仅影响公众对于文学的认知，也反向塑造着作者的写作策略。

如果未来文学的衡量方式变成“是否适合直播推广”，那真正沉静、复杂、难以速食的文学，还有存在空间吗？

03|文学的焦虑

从出版行业角度看，这场颁奖几乎是一场“意料之中”的应急公关。

过去几年，《人民文学》的订阅量持续下滑。

年轻人远离纸媒，传统文学失去话语平台。直播间成了为数不多仍能快速引爆销量的场景。

2024年，《人民文学》通过董宇辉直播间实现历史性突破：1月直播首秀吸引895万观看量，全年订阅量超印刷量的80%。

数据确实漂亮，但也说明纸媒的现实困境：

没有流量，哪怕文学再“人民”，也只能独语。

从这个角度看，董宇辉提供的确实不是文学，而是一种“文学场景”：

精致话术 + 高情绪共鸣 + 文化滤镜。

文学被重新包装为“情绪慰藉型商品”，迎合着人们在碎片化时代的微妙情感需求。

但文学可以接受流行手段，却不该放弃内核。

如果奖项本身也开始“追随流量”，那文学将彻底失去最后的评判维度。

它会变得像快消品一样，以销量与话题热度为准则，最终成为话术工业的延伸。

历史上，文化的普及从来都伴随着标准的维护。

叶圣陶做语文教材，不是因为他会带货；冰心影响青少年，不是因为她擅长短视频，而是作品具有穿透代际的力量。

今天，传播成为“第一价值”，内容成为“传播的附属物”，我们该警惕的是：

当“受欢迎”变成唯一的正当性，原本难以消化、需要时间沉淀的文学是否会被彻底边缘？

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反主流、反效率的气质。它不为被接受而写，而是提供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话语被迫“包装成能被理解的样子”。

复杂的东西要变通俗，长句要改短句，讽刺要改成“暖”，批判要转成“治愈”。

这是算法时代对表达方式的同质化处理，而文学，恰恰是为抵抗这种同质化而存在。

04|奖项是象征，不容偷换

传播贡献奖的设立不是原罪，董宇辉也不是问题的根源。

但将这一奖项并入人民文学奖，并用“人民文学奖获得者”的说法对外宣传，则显得刻意且混淆。

它是一次价值观的公关。

它在试图将“带货能力”与“文学品质”划上等号。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象征挪用”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今天是文学奖项，明天可能就是艺术展、科学基金、历史讲坛。

一个真正的文学奖项，应该保持审美的尺度与表达的独立性；

哪怕它边缘、它冷清、它难以包装，也不该沦为传播数据的代言。

它的意义，往往不在当下，而在未来十年后那个清晨醒来的读者心里。

而那些真正传播了文学的人，也许永远不会站在领奖台上，但他们把文学放在心里，而不是推向货架。

董宇辉的努力不容否认，但文学的奖项，不能只奖励“谁能卖出去”，更应该追问“谁能留下来”。

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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