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 买书经验杂谈

近年来写了些讲买书玩版本的文章，现在我再写点买线装好书的经验。

经验，当然总有一点，因为从十三岁向母亲讨钱买石印本《文选》开始，至今也逾六十年了，只是不曾总结过。清夜自思，无非是“见多识广”四个字吧！见得多了，什么书有哪些版本大体能记得住，一部书随便打开来也可以说出是什么本子。识广，也就是知识面要广，这样才会喜获好书而不致交臂失之。

今天，先讲点凭知识获得好书的事情，这比较有趣味。不过也只能就记得起的往事中随便挑出一些来，没有什么条理，于是用了个“杂谈”作为题目。

上一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家住常州，其时有家还算像样的古旧书店叫传古斋，先开在南大街，后移至双桂坊，是我常去看书买书的地方。大概是我上郊区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时名私立青云中学高中部的时候，一次回城，在这店里发现四册黄旧的书，书根上用宋体字写着“仪礼校定本”，心想总有点花样，取下来一看原来是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的坊刻本，刻得虽粗率，却从头到尾用朱笔小楷校过，有跋语题“乾隆甲寅孟陬辅之老人校宋本毕因记于后”，又有“嘉庆辛酉二月二十七日兆洛录并依所点句读”，还加盖“李兆洛印”白文小印。这李兆洛我早知道是阳湖派古文作家，辅之则是经学家金榜的字，看过《经学历史》和《书目答问》也知道。好在店里不识货，只用低廉的价钱买下来，仿佛是当时的伪中储券七元。同时还买了部合河康氏道光原刻初印的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价钱一样。现在光这《赋钞》的标价怕也得以千元计吧！

其实《十三经》中我最少兴趣的是《仪礼》，迄今不曾通读过，可不知怎么会和它再度结缘。其事已在刚解放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前，从常去的修文堂书架下面发现一部《仪礼注疏》，是顾广圻据黄丕烈所藏宋严州本经注和宋单疏本合编、嘉庆时由张敦仁用方体字精刻的本子，张敦仁还刻了一部仿宋的《礼记郑注》，也很有名，价颇贵还不难得，独这《仪礼注疏》极为罕见。抗战胜利初我曾在吕贞白师寓所见过一部黄纸毛装本，莫棠旧藏还写有长跋，现在这部则是白纸印本八大册，整洁如新。修文堂其时设在原霞飞路后改淮海路的某弄一号，老板孙实君是沪上旧书业的魁首，可对此书偏未注意，只以旧人民币二万即后来的二元卖给了我，行话所谓“卖漏了”。

我对清代的掌故倒是有兴趣的，乱七八糟的杂书看了不少，知道雍正帝为曾静一案编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到乾隆时又成为禁书的事情，也知道因为被禁留在世上极少，只到清末为了宣传反满似用铅印印过一次，仍不多见。可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前后我任教上海交通大学之时，在汉口路苏州人开的来青阁遇到一个衣着破烂的人来卖书，打开报纸一看竟是当初殿版原刻印的《大义觉迷录》，衬装四册加函套上贴小纸写书名，一看便知是陶兰泉的藏书，于是我以二元买了下来。来青阁的店员告诉我，此卖书者当年曾为陶家修书装书，现在潦倒了，这书当是从前偷着留下来的，店里怕他以后来纠缠不敢要。稍后张菊生(元济)老先生想看此书，向顾起潜(廷龙)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借，可馆里也没有，起潜先生就向我借了转给菊老看，所以如今书里还夹有起潜先生写给菊老的便条，可惜我不曾趁此请菊老写几行题跋。其时菊老虽已半瘫痪，还能坐在床上与来客谈话并用毛笔写字。1956年我为征集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曾拜见过他。

我买清中叶藏书家倪模的《经锄堂书目》手稿一事，已记在1992年所写的《记传薪书店》里，近又编入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拙撰《学苑零拾》。而当日传薪老板徐绍樵出示新收此稿本问我，我答以“当然有用”者，是因为我不仅看过葉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记得有倪模的专条，所引的洪亮吉《北江诗话》也看过，前些年还在复兴中路的诵清阁买到倪氏藏过的抄本《帝王宅京记》，并且听顾起潜先生讲过倪氏所藏编刻有《江上云林阁书目》，其书极为难得，起潜先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也只弄到个晒蓝本。于是我把这一大部过去谁都不知道的《经锄堂书目》手稿孤本买了下来。至于《江上云林阁书目》的刻本，我在“文革”后也从广州邮购到，是梁鼎芬藏过的一部，这是仅记书名、卷数、撰人、版本的简目，不像《经锄堂书目》稿本每书都撰有提要。

元才子元稹的《元氏长庆集》，过去一向以明万历时马元调取与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合刻的本子为易得，当然现在也升格为善本贵至万元以上了。但这个本子是据嘉靖时董氏刻本重刻的，虽然从《才调集》等增辑了“补遗”，正文却跟着董刻颇有缺失而妄自填补之处。《元集》传世的真正善本只有钱谦益校过的明弘治时杨循吉抄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过精装本。但就在这年精装本行世之前，我偶然地从汉口路忠厚书庄架上翻到一部善本，它也是马刻，可用朱笔校得满满的，连第七卷《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马刻缺失的文字也工楷抄补了两个整页又半页。诗集的末尾有“甲戌冬仲从守逸堂假得义门先生阅本对临一遍，先君手书二跋述校之渊源以示小子，……己卯三月中浣秋田鸿谨记”朱笔跋语，而此所云“先君手书二跋”则在卷一之后，一录钱谦益跋，一在栏上考钱跋所涉及的张子昭事迹。钱跋后再题了三行，作“义门先生云：‘余先从赵星瞻得陆敕先校本，改正讹字，康熙庚辰阳月复于白下得黄俞邰手校本，前跋在焉。’甲戌冬见鸿儿手校此集，录以示之。宝研老人。”知是沈宝研之子沈鸿字秋田者过录何焯义门的校本。沈宝研名巖，以校书著称，我上初中时看《四部丛刊》最早做广告的目录，附有他用朱笔校世德堂本《南华真经》的书影，可不知怎么《藏书纪事诗》没有他的姓名。我当时沉住气用廉值把这部马刻校本买了下来，大约只花二元半吧！其实这忠厚书庄的袁西江并非外行，可也就这么卖漏了。当时架上和这《元集》配在一起的马刻《白氏长庆集》也是有名堂的，是清前期孙淇号竹乡者的校本，过录董其昌的批校。此君倒进了《藏书纪事诗》，并说《铁琴铜剑楼书目》著录的《元氏长庆集》即此孙竹乡所校。原来当初这孙君是通校了《元》《白》二集，不知怎么后来失群了，《白集》和沈校《元集》配到了一起。于是几天后我又以大约三四元之价把这孙校《白集》买了回来。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的上海图书馆出过几期馆刊，有署名苦竹斋主者在上面写过讲旧本书的文章，其中提到这《元》《白》二集校本，说校者姓名是田鸿，那就荒唐了。

1956年夏天随交通大学迁校来西安，第二年便蒙“扩大化”之厄，但即在困穷中南院门的古旧书店还常去。可珍贵的周桢、王图炜合注本《西崑酬唱集》就是在那里买到的，记得已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看古书买古书合法化之时。那天我去店里，看到刚收来的几十部线装旧书，这清初写刻的《西崑酬唱集》上下两册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我知道这个本子公私书目从未著录过，只有王欣夫辑刻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的《西崑酬唱集》条中说到这周、王注的抄本。现在原刻精本出现了我当然要买，但店里说尚未定价。我想如说替我留下来，则定价必贵，不说留万一被人家买走了怎么办。当时一般较好的刻本一元左右一册，这书我说留下来结果定了五元。贵是贵了一点，我仍很髙兴，挟书挤公共汽车回交通大学时还兴奋不已。其后1985年借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公世的就是我买的这个本子。

地方上平反改正是在1979年年初，其前“四人帮”虽已倒台，我的收人仍很微薄。所以1977年冬天上海古籍书店书友韩士保来西安访书，我把一部嘉靖钱应龙本《白氏长庆集》以三百元让给他，因为其书用黄棉纸印，又打了朱圈，我本不甚喜欢，但我讲明书店得卖一部清刻本好书给我。韩君说:“有一部《说文解字义证》的道光咸丰间连筠簃原刻本，你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因为我看过缪荃孙的《艺风堂文漫存》和葉德辉的《郎园读书志》，知道此连筠簃本《义证》之极为难得，葉《志》且说光绪时仅琉璃厂翰文斋有一部索价银二百两，民国初落价仍要二百元，这岂不顶上一部宋版书。上一年袁行云君自北京来西安旅游，且谈及在长春的于省吾先生曾有此书，近以百元出让给上海古籍书店。所以我又问:“是不是用一百元从于家买来的？”回答说:“是的。你要一定给你，不过一百元是不行了。”我说:“这当然，二百元我也要。”果然，过不了好久书就寄来了，只算了一百五十元钱。书有四大函二十四厚册，还是原装原签条，连订线怕也是原来的，真是所谓“新若手未触”，足见于老先生对此书的宝爱，平时翻看大概只用崇文书局的重刻本吧！1978年我调陕西师范大学，发现图书馆居然也有一部毛装的连筠簃原刻本，周作人旧藏并手抄了缺失的最后一页。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册精装《义证》，就是我把这馆藏本介绍给他们影印的。缺页即用我所得此本摄影补足，我并绐他们代写了出版说明，代编了附录。

1977年寒假我曾自费赴北京看望二十多年未见面的顾颉刚师，以及结为忘年之交而尚未识面的谢刚主(国桢)先生。当时琉璃厂中国书店的线装书和庆云堂的碑刻拓本大体还是“文革”前的价钱，此行我凑了二百多元还可买一些东西。一天在中国书店看到签条上写着《抄报随闻录》的两册巾箱小本书，黄纸印很不吸引人，标价倒是四元，这岂不贵了，其时一部明末闵刻朱墨套印白棉纸本《南华真经》也只标个十四五元。其实不贵，因为我看过解放初纪念太平天国时编印的资料目录以及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八大册《太平天国》，知道这所谓《抄报随闻录》是原名《盾鼻随闻录》的坊间重刻本。《盾鼻随闻录》有光绪时作者汪堃重刻的方体字本，原本极少见，好像北京图书馆也只有个传抄本。而我运气好，50年代在上海来青阁居然以平值大约二元半买到了原本。是写刻的，封面上印有所谓“咸丰甲寅仲冬葉志诜题”的书名签条，我怀疑是汪堃假葉之名伪造的，但成书之尚在太平天国炽盛时当无疑问，内封面题“板存襄阳府新分里东街欣奇斋刻字铺”也许是事实，我曾用据光绪本排印的《太平天国》本对看过，发觉光绪本已把这原本作了多处改窜。这个《抄报随闻录》既出自原本，而且书也不多见，于是把它买了下来。回西安后细看，发现卷八咸丰本所有的《独秀峰题壁诗》被这《抄报》本删去了，改收了题为曾国藩的《哀江南赋》和讲镇江被太平军攻占的《一唱三叹竹枝词五十首》，后者还颇有些史料，如辱骂巡抚杨文定的“都统参将早离城，武官惜命有同情。归根总怪杨文定，失守京江此畜生”，别的文献里怕是见不到的。我又发现，这书每卷卷首“抄报随闻录卷X”的“抄报”二字是剜补过的，本来仍叫《盾鼻随闻录》，内封面题“同治癸亥新镌”是同治二年，太平天国尚未覆亡之时，自系书坊中人刻了来炫世牟利的，不仅点划粗劣，而且脱误极多，个别地方还互相错乱，不堪卒读。

改革开放，我回到本行，正经地做点教学科研工作，收人多了，可线装书价涨得更高。不过每次到北京，总仍得去琉璃厂，成了中国书店的熟客。大约在90年代前期吧，当时机关服务部尚在街东大院，我看到架上有部《古文辞类纂》，是翻刻合河康刻的黄纸印本，本不值得留连。可全部经朱墨圈点，书眉还间有墨笔小楷批注，钤有“杨氏钟广”（白方）、“梓厪”(朱方）、“子厪点勘”（白方)等印，审是杨钟羲字子勤者用过功的书。杨氏撰写过《雪桥诗话》，我上中学时买过这《诗话》的初集，解放后又有用嘉业堂刻版新印的《诗话》全书。当年胡适探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事迹，也曾向他寻问《四松堂集》的下落。于是我照标价六百元把它买下来。过了几年，又在海淀的中国书店看到一部也是翻康刻的黄纸印本，过录了七家的评点，同样是前人用过功的本子，可惜没有印记题识姓名无从查考。当时标价已四百元也不算贵，仍旧买了下来。顺便说一下，前人用功批点或过录的书如今还颇有流传，我见过批得最多的是钱谦益注的《杜工部集》即所谓《钱注杜诗》和王士慎的《渔洋山人精华录》。《钱注杜诗》在乾隆时虽成禁书，但因为注得实在好，刻本和批点过的照样都在社会上流传。《精华录》的批本我也见过好多种，辛德勇同学最近就得到过一部丁晏批点的，50年代我在上海还见到过录《两当轩集》作者黄景仁批的，可惜没有买。

在刻本书中，我向来不敢买小说，因为经马廉、郑振铎诸公提倡争购后，稀罕点的已价高宋元，压低点也不止一部明版书，我辈何敢轻易问津。所以篋藏至今只有一册我认为是出自“说参请”话本的《济颠语录》和一部《宣和遗事》。《语录》是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上海古籍书店架上以廉值检得的，已写有专文并收入《学苑零拾》，这里不再介绍了。《宣和遗事》则是1984年在苏州开会逛古籍书店时见到的。原先苏州最古的旧书店文学山房早就公私合营，在古籍书店我见到山房旧主人江澄波君，是抗战胜利后就相识的老友，承他引导到楼上专藏好书的房间看书，我一眼就注意到这金镶玉衬装过的四册《宣和遗事》。因为我上大学时买到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有张政烺先生的文章《讲史与咏史诗》，其中讲到该所有葉德辉旧藏的吴郡修绠山房梓四卷本《新编宣和遗事》，书尾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后来我还从《郎园读书志》看到过葉氏为此书所写的题跋。现在这一部正是同样的本子，每页版心下方还有“修绠山房”四个字，遗憾的是江君说这房间的书暂时还不让卖。过了十年，1995年初我到上海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的学术会，曾抽空和辛德勇同学及周振鹤、傅杰诸公去苏州古籍书店买书，重见到江君，回西安后想起这《宣和遗事》，去信问江君居然还在，于是立即汇款买下让寄了来。仔细査看，书中道光帝旻寧的“寧”字尚未缺笔避讳，知刊刻在乾嘉时，较过去商务印书馆所印明王氏洛川刻本颇有胜处，尽管因是坊刻文字难免有脱误。试检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1年修订版《宣和遗事》条，这修绠山房本仍未著录，说明也够得上不易见到的善本书。

信手写来已超过五千字，就此打住。好在今后如有需要，尚可再写，人虽日见老化，记忆力还未完全丧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