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到海南 种地为生

对于很多租地人来说，土地是租来的，但家却不是。

三月初的一天，余日长站在一片平整的荒地前，用手机拍下视频，画面一边是已经被推倒的木瓜树，另一边，伴随着挖掘机的长臂在地块上不断翻整，泥土翻起深红色的“波浪”，仿佛平静的大海上波光粼粼。

“挖机一响，黄金万两！”当天，余日长给视频写了一句振奋人心的配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从这片120亩的地块再走约20分钟车程，就是海南省陵水县最繁华的海滨景区之一，香水湾。“寸土寸金的地方，找这么一块地不容易。”前两天合同刚落定，他马上开工，把前一户留下的作物彻底拔除，作为自己扩大规模的种植基地，种红心木瓜。

余日长走在租种的木瓜基地里。陈艺娇 摄

在余日长这样来岛上租地的“外地人”眼中，海南这个地方“只要肯干，就会过上想要的生活”。在他的老家江西省，早在2007年的新闻资料里，有一篇《勇闯天涯的辣妹子》，就记录了当地一名叫黄火秀的农村姑娘放弃在深圳打工，转而来海南种植辣椒，成为“百万富姐”的真实案例。她从白手起家的开荒种地做起，用4年时间做到规模200亩，年收入达到400万元。

十几年过去，数不清的黄火秀选择“漂”到这里，海口、三亚、乐东、陵水，北纬18°上下，环岛的黄金位置勾画出热带高效农业“竞技场”，吸引着大批外来者到此投身农业。据海南省政府发布的一份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9月底，外省输入海南的农民工有71万余人。“尤其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行业，用工量日趋增加。”

来海南近十年，余日长的身上依然能看到很多“创业者”的特质：纯靠自己摸索着干的“野蛮生长”；一边凭经验练就对市场的敏感度、把控力，另一边又不免低估风险、误判市场、被中介坑，在一番番生活的磋磨里“交学费”。但被问起当初的选择，他说“没想过后悔”，因为就像所有选择来到这里种地为生的“外地人”一样，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机会，还有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在农业这个变数很多的行业里，用确定的勤劳获得应得的财富，把生活紧紧握在手掌中。

“热土”

第一次来海南的时候，余日长的老家赣州还没开通到三亚的直飞航线，他从上海出发，三个多小时后，降落在这个满目葱郁的土地上。

初到异地，余日长最大的感觉就是“热”。这里常年酷热，到处生机盎然，给他一种与故土完全不同的感觉。

在这之前，37岁的余日长对土地没概念，也从没做过和农业有关的事，只知道自己在老家开饭馆的时候，村里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在海南种水果。听说很多都赚到不少钱，他忍不住过来看看。“没来的时候想象不到，满园子的树上全是木瓜、香蕉。”回想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他开玩笑说，那时候在自己眼里，“树上挂的哪是水果，全是钱。”

多年后，他在陵水县已经有了4个水果基地共800余亩，种植木瓜、香蕉和百香果，对于这片土地馈赠的价值，他已经有了切身体会。

初春的早晨，走进余日长位于三才村的木瓜种植基地，视野可见的有限范围里，密集地种植着一排排木瓜树，碗口粗的主干顶端，十几个滚圆硕大的青木瓜结在上面，加上肆意伸展的茂盛枝叶，倒反衬出树干的纤瘦。基地并没有明显的入口标识，沿着蜿蜒的土路走200米左右，一个砖石搭建的简易棚子下，七八名工人把刚摘下的果子分类装箱。在这个100多亩规模的基地里，每天白天都会有两辆大货车把9000多斤木瓜销往各地；到了晚上不摘果的时候，还有一两个电商团队在这里直播。

余日长走在租种的木瓜基地里。陈艺娇 摄

“这个基地主要供应电商客户，我们就选的大青、中白两个品种，红心鲜艳，在镜头里也好看。”走在木瓜地，余日长的话变得多了起来，由于木瓜没有特定的收获期，从种下开始结果算起，三个月一个生长期，一茬摘完以后，下一茬就快熟了。果树像是一台不停歇的机器，“只要没有断层，就可以一直长，一直摘。”

然而，即便如此，余日长每天仍然感到一种压力。租地合同两三年就要签一次，每次重签，价格都要再谈，“一直在涨，每年都涨。”他说，“可以租的土地一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贵。”

在乐东县的佛罗镇，金钱树种植大户余小宝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主要是地理环境太好，把价格不停往上翻。”2008年，他以每亩地300元的价格租到永德村22亩土地，租期10年；2018年续租，价格就涨到了1500元，还有三年就要再签，“听说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每亩了。”即便如此，附近的土地仍然非常抢手，“你看周围，不是种槟榔，就是芒果，根本没有闲下来的。”

余小宝来自湖北黄冈，1996年，十几岁的他跟着亲戚来到海口打工，慢慢接触到鲜切花产业，逐渐过渡到盆栽的金钱树上。2007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乐东县来的几个福建老板找他买苗，看过他的基地之后说：“你这个种得还可以，但是没我们那边的好。”乐东县西南临海，位于海口东南方位230多公里。

好奇心驱使下，余小宝跟着他们来到了乐东县的佛罗镇考察，“真是一下就心动了。不管是叶片外形、植株质量，还是管理方式，这边都比海口好太多。”回去以后，余小宝毫不犹豫地卖掉原来的花厂，夫妻俩举家搬迁到了佛罗镇。从做这个决定到搬到新家，他花了不到20天。

“这里就是最适合种植金钱树的，北纬18°。”走在余小宝的种植基地里，一簇簇枝叶饱满的绿色“钱串”接连成片，像一个个昂首挺胸的孩子等待检阅，“到了冬天，别的地方还在用薄膜保温，这里就可以完全在自然条件下生长，长得就更茂盛，枝条更多，叶色也好，株型也漂亮。”他解释道，“这个位置再偏一点，不是气温低了，就是雨水多了，只有这个地方就是刚好的。”

余小宝走在金钱树种植基地里。陈艺娇 摄

“过关”

寸土寸金的位置，找地几乎是每个外来者必经的第一道关。

记得刚来海南的时候，因为资金不足，余日长先在老乡比较多的乐东县卖农资，第二年又到了陵水县的英州镇开水果店。有次碰到附近一个村干部，听说他也想种水果，就问他，“村里有地，要不要租？”去了才知道，由于土地比较零散，一块100亩左右的地块涉及三四十户村民，由村委会组织整合成一整块出租。余日长和几个朋友合伙入股，自己投了20万元，租种80亩木瓜、100亩香蕉。

“没有村委会，这个事儿肯定干不成。”后来，他又找过一些土地中介，“一般都是本地人，一年四季就靠这个吃饭的”。他说，这类中介确实帮忙不少，但没什么保障。有次，一名中介带他看好了一块地，交了两万多元中介费，后续却迟迟“拿不下来”，“人家村里有一户不同意。”拉扯了一段时间，地没有找到，中介费也打了水漂。从那以后，余日长不管通过什么渠道找地，都要亲自去趟村委会，亲眼看到村委会的“红章”盖到合同上。

和余日长合伙租地的老乡里，郭小萍是合作时间最长的。在她眼里，这个大她几岁的老哥虽然经常寡言少语，但却是个可靠的生意伙伴。在这里，同乡互帮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风险，还能在议价或解决纠纷的时候，抱团取暖，增加一点主动权。“外地人在这里要有一席之地很难，做农业为生更难。”

“有时候因为雨季有台风，有时出岛交通堵住了，都会受影响。做农业的就是这样，靠老天赏饭吃。”余日长说，一般过年前后是全海南农产品运输的高峰期，“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到了海口要是过不了，待个十天一礼拜，再新鲜的东西也卖不了了。”

印象里，最近一次比较大的损失是在前年，“暴雨下了一天一夜，木瓜的小苗大片泡水死掉。”当时投入120万元的木瓜地，收入只有100万元。“香蕉也最怕台风，如果是挂果期遇到，那基本上种多少就亏多少。”最严重的一年，他租种的380亩香蕉地“全军覆没”，前期投入的300多万元血本无归。

“一夜回到解放前。”再谈起那段经历，余日长平静的语气已经听不出波澜，但郭小萍记忆犹新，“有一部分银行的贷款赔进去了，下一茬水果还没上市，有那么半年的时间，他过得挺艰难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但好在也都过来了。”

如果说投资热带农业的创业像是一场“豪赌”，那么余小宝那次与极端天气的遭遇，就是他在这张“牌桌”上，交的最昂贵的一笔学费。

2013年，余小宝在乐东县的金钱树基地正做得风生水起，最初在佛罗镇租种的22亩产值已经超过10万元/亩，为了扩大规模，他不仅在原地块附近增加了20多亩的面积，又在附近的黄流镇租下一块50亩的土地。地块分散带来管理上的问题，“管得就没那么精细”，事后复盘，他认为这也是导致损失的原因之一。

当年11月，台风海燕强势来袭，“那天10号，上午十点左右，我还记得第二天是光棍节。”他回忆道，“柱子被打断了，盆栽整个趴下去，一整片看过去没有一盆是站着的。”因为高压线被打断，村里有20天左右断电，地里的树苗泡在水里，没多久就烂掉了。“100亩地打掉了70亩，基本上收获全无。”

余小宝的爱人黄秋苹记得，那段时间家里的每项支出几乎都缩减了，“花钱都小心翼翼的”，原先买的一辆车放在门口，但谁都不敢开，没过几天也卖掉了。转让了两个镇扩建的基地之后，余小宝只留下了最初的22亩地悉心管理，保持小规模夫妻档“稳扎稳打”的经营一直到现在。“也算经历了大风大浪了。”他微微一笑，“那个时候还是盲目自信了，人有点飘。”

生计与生活

余小宝和黄秋苹的家，就在金钱树基地里，一排三居的小平房。旁边两间屋子放置农具，中间一个大屋子被前后分成三个小隔间，被用作厨房、卧室和厕所。小屋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空间不大，但被收拾得利落整齐。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种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种树。除了出货旺季的时候会雇一两个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夫妻俩一起管护，浇地，放肥，切枝条，“自己能干的活都是我们自己上。”余小宝说，“每天做这些事，看到这些树就觉得踏实。”

距离佛罗镇140多公里之外，陵水县的陈淑岚也正在体会生计的压力。但与余小宝不同的是，她的生活并非辗转在土地中，而是在供应链的仓库里。

海南岛热带农产品出岛销售的巨大体量里，供应链是重要的一环。在英州镇的主街英州大道旁，一处不起眼的岔路入口往里走，能看到几垛一人来高的货箱，上面印着“树上熟”“贵妃芒”“红心木瓜”的字样，彩色水果箱子把本就不宽阔的小路挤得更窄。再往里走，一座两三层楼高的巨大铁皮房闯入视野，二十多名工人穿梭在各式货箱垛中间，让千余平方米的仓库显得拥挤非常。

上午九、十点钟正是忙碌的时候，隔一会儿便有一辆九米多长的大型货车驶来，停下来装得满满当当。在旁边挂着“星真田农业”牌子的拣货棚下，负责人陈淑岚匆忙走来，手上攥着的手机平均5分钟响一次，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嗓子已经沙哑的她就接了3个电话。今年公司进入快速成长期，她的压力随之陡增，忙碌、焦灼的情绪时刻写在脸上。

“星真田”的名字来自女儿“星星”的名字。10年前，陈淑岚在老家福建福州结婚，婚后就和丈夫一起来到了海南，丈夫租地种了芒果，她继续做幼教行业，在一家幼儿园里做管理工作。有了“星星”以后，她辞职专心照顾家庭，也和丈夫一起看管芒果地。

“有一年海南芒果价格特别低，卖果子的钱不够雇人采摘的，就出现了滞销。”她一边回忆一边讲，“我就想着，地头卖不出去，能不能全国发货，就想到去市场上碰碰运气。”

一开始没有客户资源，陈淑岚开着一辆两轮的电动车来到镇上，当时清水湾附近常有农民工聚集，她就把芒果捂熟了，拿到工地附近的市场上卖。她一边热情招待，一边留心加了很多微信，就这样积累了第一批客户，“那时候一说是‘星星妈妈’的芒果，大家都知道。客户信任我，把朋友也介绍过来，慢慢两三年的时间就做起来了。”

“刚开始的阶段真是难。”回忆起摆摊的那段时间，陈淑岚一下子感慨起来，“你能想象一个一直坐办公室的人，赶集的时候推着车和摊贩抢位置，被市场管理人员赶来赶去。”她说，有一次自己正在低头称重，突然听到有人叫她，“一个以前幼儿园的家长认出我来了，说陈老师你怎么在这呢？”

经历了创业初期的艰难阶段，陈淑岚手上有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刚开始只是想把自家的果子销出去，后面是真的想在供应链上做点自己的事业出来。”2021年前后，她接触到了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第一年就做到了该平台“同品类价格最高”，销量也比较靠前。2024年，她开始正式注册公司，租仓库运营。到了今年，公司又增加了两个仓库，工人从20多人一下增加到快100人。

前期的顺风顺水给了她信心和底气，但体量增大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神经真是紧绷的，晚上好久睡不着觉，睡的时候不管多晚睡，早上7:00或者6:00准时醒。”她说，整个人的状态就像挂在了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

异地的家

对于很多租地人来说，土地是租来的，但家却不是。

在陈淑岚心里，眼下最让她担心的事并不是卖货，而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前我做幼教，天天给家长开会，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现在到自己这里却经常做不到。”连轴转的工作节奏下，她留给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不由得生出一股由衷的愧疚。

面对孩子，陈淑岚心里是有疙瘩的。怀老二的时候，仓库的事她一点没放手，甚至搬货卸货，骑电动车都照常做。“那时候是真的有热情，又爱这份事业，又有自己的执着。”但小儿子出生以后一直听力不好，一直到9个月都没有正常。那段时间，全家的气氛凝重起来，陈淑岚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她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开始打算买人工耳蜗。幸好后面的检查里，孩子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她才慢慢释怀。

相比于陈淑岚，生活对余小宝的馈赠似乎更多一些。一家人的户口都已落在海南，大女儿在海口上大学，儿子上了同城的高中，这片土地不仅给了他生存的资本，也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妻子黄秋苹是海南本地人，两人相识于海口。“那时候年纪太小了，啥都不懂，让我骗过来了。”余小宝开着玩笑，笑容爬满了眼角。刚认识时，余小宝在一家建筑企业打工，黄秋苹和姐姐在附近开了一家小卖部，买东西的次数多了就熟识起来。问起“为什么看上他了”，黄秋苹只说，“就是觉得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在黄秋苹的印象里，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外地人”被叫作“大陆佬”，从海口刚搬到佛罗镇的时候，也听到过周围人说“大陆佬”的坏话。但十几年过去，随着互相了解得越来越深，这些说法和叫法也都逐渐烟消云散了。“刚来的时候，这些村子都还没有路灯，很多地方都荒废着，也都是很多外地人来了才改变的。”黄秋苹说。

虽然来的时间不算长，但从外表来看，余日长和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每天到四个基地转一圈，在微信工作群安排摘果、发货，管理工人。“看他们有没有按照标准施肥，用量是多少；采购一次农资大概能用多少，都要心里有数。”大到货品数量核对、各种原因的订单退回，小到今天工人餐吃什么，有没有鱼和肉，每件事都要在心里“过一遍”。

除了工作以外，余日长在村里慢慢交到了一些朋友，几个人有空就跑来基地里，有时探讨经验，聊聊怎么种得更好，更多的时候就是一起打打牌。“前两天有一家家里的羊生崽了，还让我过去喝酒呢。”他笑着说。由于每年春节前后是订购旺季，余日长也有两三年没有回老家，“就在这里和他们一起过年。”

“这些人都愿意跟着我，在我这干活待遇是最好的。”谈话间，余日长接到两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询问基地还用不用人了，表示自己马上可以过来干。“一般一来就是一家子，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有从外地来的，也有海南本地的。”他简单问了两句，让对方过来“见个面看看”。

日头转南，到了午饭时间，基地里原本闷头干活的工人们活跃起来，几个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棚子里能听到混杂着各种语调的陌生方言，远处飞机经过不时拉响一阵轰鸣，大家端着饭碗站起来仰头看一会儿，又回到屋里继续说笑起来。余日长交代好几件事，就往下一个基地赶去。

比起看木瓜地里的飞机，不种地的时候，余日长更喜欢一个人去海边，“刚来的那时候特别喜欢看海，听听海浪的声音，心里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隔了一会儿，他又低声补了一句，“现在听多了好像也就那样，不新鲜了。”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雍敏 邓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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