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让我们再次想起了当年的南京彭宇案！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司法裁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民众的行为准则。南京彭宇案与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这两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却在司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深刻地揭示了司法裁决一旦偏离公众的普遍认知，将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

回溯到2006年，南京小伙彭宇在公交站台扶起摔倒老人徐寿兰，这本是一件体现社会公德的善举，却演变成一场长达数年的诉讼。一审法院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依据“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这样的“常理推断”，判决彭宇承担40%责任，赔偿45876.6元 。尽管最终双方在二审达成和解撤诉，但这一判决如同一场风暴，席卷了社会舆论的湖面。此后，“扶老人”从简单的善举变成了充满法律风险的行为，公众的信任与道德热情被严重挫伤。北师大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因该案不敢扶老人，救助意愿下降43%；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每年4000万老人跌倒，施救率不足30%，80后、90后群体最低。彭宇案将司法判决对社会行为模式的深远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彭宇案后遗症”成为社会信任危机的代名词，让公众对司法公正性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时间来到2023年，山西大同阳高县席某某与女子订婚，次日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奸。2023年12月25日，席某某一审因强奸罪获刑3年，其当庭上诉。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双方订婚的特殊背景下，性行为是否违背女方意志，而证据层面存在诸多疑点，如被害人体内未检测到精液，处女膜完整，法院却以“事后反抗 + 床单精斑”等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判定强奸既遂。这一判决结果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被部分公众视为“女权滥用法律”的体现，加剧了性别对立，甚至衍生出“婚恋即高危”的男性恐慌。“婚前协议公证性同意”“拒绝婚内性行为”等极端自保策略在社交平台扩散，进一步瓦解婚姻信任，司法判决从“定分止争”异化为“风险提示器”，使得公众对司法专业性产生了深度反思。

两起案件，一个发生在公共场所，属于民事侵权纠纷，冲击的是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一个发生于婚恋私域，是刑事案件，动摇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机制。但它们都暴露了法律与民俗、道德预期的错位，均因证据问题引发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挑战，在舆论发酵下，演变成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改变了公众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彭宇案倒逼《民法典》第184条确立“善意救助豁免责任”，试图修复道德滑坡，但负面效应依然持续多年。而大同订婚强奸案后续会推动法律层面的何种变化尚未可知，但其已然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尤其是在婚恋关系领域的信任崩塌，值得我们警惕与深思。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更加审慎地权衡证据与情理，以公正的裁决重塑公众对司法的信任，避免类似的社会信任危机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