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加坡中央警署的报案记录中出现了一组特殊数据：过去三个月内，警方累计受理了23起针对房管公司“李德”（LEADER PROPERTY）的经济纠纷投诉，投诉者均为中国留学生，涉案总金额达7.5万新元（约合41.7万人民币）。
这场纠纷的导火索源于一项被双方称为“陷阱合同”的租赁协议——留学生指责公司扣押押金、随意终止合约，而李德公司则坚称“租客违约在先”，并强调已履行法律义务。
从签约到驱逐
27岁的留学生户嘉豪（化名）是这场风波的典型当事人。
2024年2月，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联系到李德公司，以每月1200新元的价格签下一套组屋的一年租约。
合同显示，若租期选择半年，月租为1800新元，而一年租约的租金优惠近三分之一。
户嘉豪预付了1200新元押金，并按要求提供了护照、学生签证等材料。
然而，2025年1月，李德公司以“在房内吸烟导致烟味残留”为由，要求户嘉豪搬离。
尽管他解释“烟头仅存放在阳台”，但公司提供的三次房屋巡查记录均标注“卧室存在烟味”，并据此扣押了1.1万新元（含押金及未退还租金）。
类似遭遇的留学生超过60人，其中24人提供了详细的扣款凭证，金额从1050新元至1.18万新元不等。
另一名当事人丁小姐（化名）的案例更为复杂：
她在支付1.7万新元租金与押金后，仅入住5个月便收到通知，称屋主与李德的合约将于2025年2月5日提前终止。
李德要求她支付5200新元“逾期滞留费”以换取新住址安排，否则将面临法律诉讼。
合同条款的模糊地带
李德公司向《新明日报》提供的标准合同显示，租客需承诺“配合换房或退房”，但条款未明确界定“配合”的具体责任。
例如，若屋主与中介合约终止，租客需在多长期限内搬离？搬迁费用由谁承担？这些问题均未在合同中体现。
此外，押金扣除规则仅笼统标注“用于房屋损坏赔偿”，但未规定需提供第三方维修报价或照片证据。
法律专家指出，新加坡《房地产租赁法》要求合同必须列明押金用途、退还期限及争议解决方式，但实际操作中，中介公司常利用信息差制定“倾向性条款”。
例如，李德合同中提及“若租客行为导致屋主扣罚公司款项，租客需承担连带责任”，但未说明何种行为构成违约。
一名参与维权的法律系留学生分析：“‘烟味残留’是否等同于‘房屋损坏’？这完全依赖中介的主观判断。”
从微信群到法律程序
事件曝光后，留学生们自发组建了62人的微信群，整理了超过200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及房屋照片。
部分学生尝试向新加坡小额索赔法庭（Small Claims Tribunal）申诉，但因语言障碍和对流程不熟悉，仅有5人提交完整材料。
根据新加坡司法机构数据，2024年小额法庭受理的租房纠纷中，73%的原告因证据不足或程序错误被驳回。
警方介入后，三次协调均未达成和解。
李德公司声明称，已向租客发出14封律师函，要求其停止“诋毁公司声誉”，并强调“若调查证实租客违约，将追究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留学生“谨慎选择中介机构，留存合同及付款凭证”，但未直接提及此次事件。
留学生租房市场的灰色链条
新加坡房地产代理委员会（CEA）2024年数据显示，当地注册房管公司超过1200家，但仅有35%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
留学生群体因语言障碍、租期短（通常为1-2年）且流动性高，成为部分中介的“目标客户”。
一位从业10年的房产经纪人透露：“许多公司利用留学生不熟悉本地法律，在合同中设置模糊条款。押金纠纷是最常见的投诉类型，占比超过60%。”
李德公司的运营模式亦暴露行业潜规则：其通过小红书、微信等平台投放广告，宣称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每周保洁、免费维修、灵活换房等。
但留学生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签约后维修请求平均需72小时响应，而“灵活换房”实际需额外支付500新元手续费。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德与部分屋主签署的是短期托管合约（通常为6-12个月），一旦屋主收回房产或涨价，租客便被迫承担风险。
押金制度的执行难题
根据新加坡现行法律，押金上限为两个月租金，且须在租期结束14天内退还。
若产生争议，房东或中介需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或维修收据作为扣款依据。
然而，李德公司扣留丁小姐押金的理由仅为“屋主索赔逾期滞留费”，且未出示任何法院判决或律师函原件。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纠纷的核心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
租客需自行证明未损坏房屋或违约，而中介仅需提供内部检查记录即可主张扣款。
2024年修订的《消费者公平交易法》虽规定“中介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但“逾期滞留费”是否合法仍取决于个案证据。
例如，丁小姐案例中，李德公司声称屋主索赔5200新元，但未提供屋主与公司之间的赔偿协议。
截至2025年4月，李德公司仍在社交媒体投放广告，其官网显示“服务超过3000名租客”。
纠纷事件并未影响其业务规模，但新加坡租房论坛中，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租房攻略”已新增一条高亮提示：“慎选中介，逐条核对合同细则。”
另一方面，涉事留学生群体面临双重压力：部分人因押金纠纷被迫挪用生活费，甚至延迟缴纳学费；另一些人则在社交媒体遭到攻击，被指责“不守合约”“破坏新加坡租房秩序”。
户嘉豪在采访中坦言：“我们并非完美租客，但至少应有申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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