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徐广缙，一连伪造4份皇命，在鸦片战争后为中国挽回颜面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并允许英人进城居住。

在饱受侵略者战火的广州，当地人民坚决拒绝英人入城，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对英方一再妥协，终使事件愈演愈烈。

直至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他凭借着自己的智勇，与广州的十万乡勇，百万民众，共同解决了这场长达七年的中英外交纠纷。

敢想敢做，拥有卓越的外交手段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从上至下都丧失了与洋人打仗的斗志，两广总督耆英更是奉行投降主义，对洋人一再的妥协退让，对于民众的呼声与反抗却是一再的弹压。

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七年，广州人民对于官署的软弱，与洋人入侵家园的仇恨，却一刻未消，徐广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两广总督，接过了耆英留下的烂摊子。

1847年十月，广州城西的黄竹岐村，六名英国人持武器闯入了村中，与当地村民发生了冲突，当地村民一死一伤，英方死亡六人被弃尸河中。

时任总督的耆英闻讯，迅速派兵逮捕了当地村民。

对于耆英的退让，英方并不买账，英方驻华公使提出：“黄竹岐及毗连之滘表，坑滘二村洗平，以昭儆戒。”派出英舰威胁，要求洗平黄竹岐村。

英方为此将英舰开进省河，并扬言要洗平黄竹岐，但根据《大清律》，双方争斗，村民亦是自卫反击，罪不至死。

耆英处理此事惯行其讨好退让的态度，下令将逮捕村民从严处置。

事后，向英国公使回复：“为英人伸冤，亦可谓不遗余国。”对待英方，全然一副讨好的态度。

耆英的做法不仅让当时的广州各界强烈义愤，也让道光帝大为震怒，耆英因此被罢免，由徐广缙出任两广总督。

临行时，道光帝在任命徐广缙时言道：“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

徐广缙在对外谈判中，也的确这样做了。

有了耆英因此事被解职的前车之鉴，他在与英方的谈判中，一改耆英讨好英方的嘴脸，并非一味的迁就英方，反而怒斥英方“非理要挟，意图寻衅。”驳回了英方洗平黄竹岐的无理要求。

黄竹岐事件在徐广缙看来，是英方起事，应该从轻处置，最终徐广缙退了一步，向英方提出“一命偿一命”。

耆英面对英方的武力威胁，手足无措，一味的妥协，遇事均依照英方意见处置，反观徐广缙则站在了国家的立场上，据理力争，展现出了自己卓越的外交手段。

黄竹岐事件归根结底，还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城人民拒绝英人入城所引发的事件，徐广缙就任之后，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如何处理好这一拖延许久的外交纠纷。

大义凛然，亲自登上英船谈判

英方就进入广州城问题，曾多次威胁并恐吓耆英，耆英上奏道光帝后贴出告示，准许英人入城，禁止绅民阻拦。

此告示一经贴出，就被民众撕的粉碎，并痛斥耆英：“赃官误国，甘丧廉耻。”

更有数千名百姓，冲进了广州知府衙门，烧掉了广州知府的官服，耆英这才迫于压力又贴出了拒绝英人入城的告示。

此时，英国驻华公使也见识到了群众的威压，暂时将入城事宜搁置。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隔一年，英国驻华公使又率军舰，闯进珠江，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人民迅速抵抗，正告英人：“不准一步入城”。

有了上次的教训，耆英不敢断然答应英方，却秘密与英方定下了暂缓两年入城的约定。

在这场广州反入城斗争之中，英人之所以执着于进入广州城，是因其自认“高等民族”，作为鸦片战争的战胜方，只能在广州城外围贸易，而不能入城炫耀，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侮辱。

1848年2月，徐广缙接替耆英担任两广总督，在对待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一事，徐广缙否决了前任的做法态度明确，拒绝英方入城，英人入城有害无利。

徐广缙也清楚的知道，想要拒绝英国人入城，只能依靠广州群众的力量，因此在与英方的斗争中他选择顺应民意，充分利用群众的力量。

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文翰，在徐广缙就任之后，对于入城问题进行了谈判，要求其向道光帝请旨表态，履行之前与耆英的密约，徐广缙同意了他的请求，上奏道光皇帝。

对于英方进而提出由英舰运送奏折，徐广缙则警惕的拒绝了文翰的提议，只是承诺以六百里加急送达，但实则以四百里加急运送。

谈判虽然达成一致，但徐广缙也确信，文翰不会就这样坐以待毙。等到与英方约定的入城日期一到，英方必定会再次率军威胁广州。

虎门会谈结束之后，徐广缙立即让地方团练严阵以待，增加了广州城的布防，又修建了城墙和主要路口的岗哨，甚至为乡勇提供了官兵所使用的装备，调动起了一只数量庞大的民兵队伍。

待到约定日期，徐广缙在两岸十万余乡勇的注视与支持下，亲自登上英舰与文翰交涉。在与文翰的会面中，徐广缙当面与他说，他个人并不反对英人进城，无奈民意不可为。

徐广缙表明了自己并不能掌控两岸的这十万乡勇，践行了自己“官应用民以制夷”的思想，使得文翰在会谈中无奈再次落北。

英方也曾想扣留徐广缙，用以威胁广州城，逼迫他们打开城门，对抗英军的乡勇有十万人之众，这样的反抗力量让仅有几千人的英军感受到了压力，只能灰溜溜的离去。

此时就像徐广缙说的，就算他本人代表官方同意他们入城，他们也不能让城里的百姓友好的欢迎他们进城。

最终驻华公使文翰只能再次放弃入城，徐广缙此举既赢得了广州的民心，又成功阻止了英方的入城要求。

但此事过后，英国始终没有放弃进入广州城的想法，这场纠纷还并未结束。

伪造皇命，取得斗争胜利

1849年2月，徐广缙检阅虎门水师之际，再遇英舰，英国驻华公使文翰邀其上舰会晤，徐广缙不顾众将士阻拦，登上舰船。

果不其然，文翰再次提出了入城要求，并言如若百姓阻拦，英方可助兵弹压。

文翰希望徐广缙能向道光帝请旨，以朝廷的名义来压制群众，徐广缙假意同意并承诺以六百里加急递送奏折。

但实际上这封奏折是以四百里加急递送，这样就拖延了英方的进一步行动，让徐广缙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1849年3月，在官方的支持之下，广州最大的纺织品行会组织“锦联堂”，宣布停止与包括美法在内的外国人贸易。

同时，徐广缙又找人暗中联系了广州众商，请他们暂停与各国的贸易，入城危机由此进入了高潮阶段。

徐广缙利用了商人们求稳怕乱的心态，鼓动商民抵制英人的入城企图。

此时，英国对华贸易处于亏本状态，广州的贸易中断属于是雪上加霜，就连美法都因此被波及，就此事谴责英国。

与文翰约定的回复日期将近之时，道光所下达的谕旨也抵达了广州，“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按照道光帝的旨意，势必引发官方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而此时再向道光帝请旨已经来不及，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伪造圣旨。

徐广缙接到圣旨之后，虽再写奏折劝谏道光帝，却将四百里加急的奏折混在日常的奏折之中，这样这封奏折就需要30日才能抵达，徐广缙能以事态紧急、情非得已为由为自己辩白。

徐广缙深知只要广州上下，官民一心，齐心协力反对英人进城，英方的入城阴谋就只能破产，此刻他断然不会背叛广州的百姓，并坚持了自己“用民制夷”的想法。

但他也得知，广州衙署中已经有人被英方收买，因此这道对英方有利的圣旨很有可能已经被英方知晓，为了让文翰相信他所伪造的上谕，徐广缙配套伪造了内阁大臣等奏折，均以“民夷对立”入城必不可行的态度所奏。

徐广缙前后伪造了4份奏折和3道圣旨，这些奏折与圣旨，在道光二十九年正月至三月的《上谕档》和《随手登记档》，均没有任何记载，确认为徐广缙伪造。

英方利用自己安插在广州衙署的情报系统，得知了道光帝的上谕，和徐广缙伪造的系统更为周密的情报，英方在两者之间选择相信了后者。

文翰在自认为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之后，在收到徐广缙会照的次日，4月2日宣布罢议进城。

尽管文翰宣布了罢议入城，但徐广缙也并未懈怠，他担心英人会绕过虎门直接威胁广州城，论实力，英方的确能够进行一场入侵广州城的斗争。

这期间英方不断有快艇探路，徐广缙也在广州城北增派了援兵，同时加强了虎门的巡防，官民严阵以待，徐广缙更是站到了反入城斗争的前线。

广州的贸易已经中断一个多月之后，美法将货物开列清单交到了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并言：如有损失，悉数赔偿。

翰迫于压力，于5月6日宣布取消入城之议，要求恢复广州贸易。

至此，这场自鸦片战争之后，持续了七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在徐广缙与广州商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宣告结束。

此消息传回京城，徐广缙不发一兵一卒，就解决了与英方的冲突，让当时一片投降求和之声的内阁大为震撼，道光帝因此嘉封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

而在奏折中，徐广缙又指出了英人放弃进城，是百姓的功劳，鼓吹道光皇帝，因而伪造圣旨的事情也就无人追究。

作为两广总督，徐广缙在这场广州反入城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利用民意与英国侵略者对抗，积极武装备战，多次驳回英方入城请求。

联合广州商民与英方打贸易战，利用英方情报系统与英方打情报战，狠狠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广州反入城斗争可以说是一场值得炫耀的外交胜利。

在这场斗争中，徐广缙也曾向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写信求助，其“官应用民以制夷”的思想，或许来自于林则徐的启示。

这场外交胜利这并不能改变当时的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事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还是依靠武力，获得了进入广州的权力。

而在当时的清朝内部，以耆英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居多，徐广缙这样敢与帝国主义对抗的忠君爱国者，则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