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邓小平当了官，继母和舅舅找上门问：你还认不认老家亲戚？

“邓书记的会还没散？”1950年深秋的重庆街头，淡以兴第三次推开西南局招待所的窗户张望。夏伯根扯了扯他的衣角：”人家现在是西南王，哪能说见就见？”这句带着川东口音的嘀咕，揭开了邓小平掌权后最鲜为人知的家事风波。

重庆解放刚满周年，邓小平办公桌上的文件堆得比枇杷山还高。剿匪、土改、恢复经济，哪件事都马虎不得。秘书轻手轻脚递上访客登记簿时，他正批阅着云贵边区的剿匪战报。”淡以兴？夏伯根？”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抬头吩咐：”请到二招休息，我开完会就去。”

这个安排本无不妥，却让等在三楼客房的淡以兴炸了锅。看着窗外暮色渐沉，他操起茶碗猛灌一口：”当年卖祖田供他留洋，如今倒要我们坐冷板凳！”夏伯根攥着蓝布包袱不敢接话——作为邓绍昌的续弦，她比邓小平还小两岁，此刻连该叫”贤侄”还是”首长”都拿不准。

要说这两家的渊源，得从光绪三十年的广安牌坊村说起。淡家幺女嫁给邓家少爷时，陪嫁的三十亩水田让邓绍昌成了乡里有名的”田秀才”。邓小平四岁开蒙用的《三字经》，就是外祖父淡家太公亲手抄的蝇头小楷。这份情谊在1918年达到顶峰：当邓绍昌决意送长子留法，淡家二话不说典了祖宅的楠木大梁。

“二十块银元缝在裤腰里，他爹送到朝天门码头。”淡以兴后来总爱念叨这段。其实那年他刚满十六，背着装满腊肠的竹篓追到重庆，硬把家里最后五块鹰洋塞给外甥。谁承想三十年后，当年穿草鞋的少年郎，已然是坐镇西南的封疆大吏。

夏伯根的处境更微妙。她嫁进邓家那年，邓小平正在巴黎勤工俭学。既要侍奉公婆，又要照看前房留下的三个孩子，硬是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换药钱。1946年邓绍昌病逝，族人劝她改嫁，这妇人愣是守着老屋种苎麻，把邓小平的弟弟妹妹拉扯成人。

暮色完全笼罩山城时，邓小平的吉普车终于碾过招待所的青石板。他进门先给夏伯根鞠了个躬：”夏妈妈，这些年辛苦您了。”转身捶了淡以兴一拳：”舅舅的爆栗子还是这么准头好！”这句玩笑话，把两代人三十年的隔阂敲得粉碎。

夜谈持续到月上中天。淡以兴说到动情处，掏出发黄的当票：”当年卖祖田的凭证，你娘临终前让我收着。”邓小平摩挲着票面上的”淡记当铺”印戳，转头对警卫吩咐：”明天请照相馆师傅来，把这裱进镜框。”这个决定后来催生出一段佳话——有位香港记者在邓家客厅见到这张当票，误以为是古代文物，非要出价收藏。

夏伯根的去留问题更显邓小平的处世智慧。当老太太忐忑提出回乡，邓小平抓起她的手按在胸口：”这里就是您的家。”转头吩咐卓琳：”把楼上的向阳间收拾出来。”这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就此成了中南海里唯一敢叫邓小平”贤娃子”的人。

有意思的是，这场家宴还牵出件公案。淡以兴酒酣耳热时提起：”你弟弟垦娃子还在县里当文书...”话没说完就被邓小平截住：”新社会不讲门荫，有本事让他自己考革大。”后来邓垦硬是凭真才实学当到湖北省副省长，这段往事成了邓家”走后门”的最佳反例。

每月初八，西南局财务科都会准时汇出二十万元旧币（折合新币20元）。收款人栏写着”淡以兴”，用途注明”历史欠款”。会计科长曾嘀咕这笔开支不合规定，邓小平在报销单上批了八个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种带着江湖气的处理方式，倒比冷冰冰的”革命纪律”更让人心暖。

要说邓小平的亲情观，不得不提他给夏伯根特批的”特权”。三年困难时期，保姆要给老太太的米饭掺红薯，邓小平摆摆手：”按老家的规矩，长者饭桌不断白米。”他自己却在办公室啃窝头就咸菜，有次胃病发作，硬是瞒着医护人员把配给的白糖留给继母泡水喝。

淡以兴八十岁寿辰时，邓小平托人捎去两瓶泸州老窖。酒瓶里塞着张字条：”当年五块鹰洋，今还两坛浊酒。”老头儿捧着酒坛笑出眼泪：”这买卖划算，赚了个国家元首当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