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中国工业基础可以使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但“瘸子里面选将军”,民国时期的中国工商业界,还是有“五巨子”之说,他们分别是钢铁大王胡子昂、上海机械大王胡厥文、纺织大王荣毅仁、天津水泥大王周叔弢(tāo)、猪鬃大王古耕虞。
1895年10月7日,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一个开明绅士之家。年轻时期,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认为:只有办实业,发展工业,生产各种用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飞机大炮武装军队,才能富国强兵,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才能使中国扬眉吐气。
1921年,26岁的胡厥文抱定“一不当官,二不为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人生宗旨,变卖祖传土地等家产,筹资创办新民机器厂,从此开始了实业救国的人生实践。此后,他又先后创办了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器砖瓦公司、石城窑厂等企业,并于1927年后,连续十年担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
抗战期间,他又担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在当时国内的实业界,起了“龙头”作用。可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实业界却受到了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停工歇业。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民族工业陷于绝境。
胡厥文终于意识到:“多年来,我埋头工业,发展生产,不愿过问政治,想回避政治,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你不过问它,它却要不断来过问你。再说,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和根本解决……过去那种‘在商言商、在工言工’,不过问政治,不想参与政治的态度必须改变。”
左起:汤蒂因、刘靖基、?、胡厥文、?、黄炎培的秘书孙晓村、陶敏之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和其他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在重庆谈判中,胡厥文接触到了主席、总理等中共领导人。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胡厥文称是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会见。毛主席在会见时,首先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了中共为抗战的胜利创造的条件;然后说,没有中共的军队,想在战后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
胡厥文说,主席的这席话使他茅塞顿开。他还说,这次和主席的会见,对于民建的成立、可以说是一针催生剂。
周总理在重庆期间,也曾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鼓励他为国家和民族多作贡献。胡厥文回忆这段过往时说:“我有幸同他(周恩来)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后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向实业界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胡厥文回忆,当时许多实业界人士正处在停工歇业、借贷无门的当口,对未来甚感茫然,很想听听共产党人的看法,因而那天听者空前踊跃,连门外都站满了人。
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胡厥文说,周思来的这番话,“对民主建国会确定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他和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工商业界自己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将爱国工商业家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配合中共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1958年9月13日荣毅仁、盛丕华、胡厥文(前右)等参加游行,反对美国干涉我内政
新中国建立后,胡厥文更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1956年春,配合中共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上海只用六天时间就实现了数百个行业的公私合营。
面对部分资本家对于公私合营的疑虑,胡厥文和几位工商业者谈心时风趣地说:“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孙行者一路上想方设法去掉头上的紧箍儿,但一路上怎么也去不掉,后来到了西天,他问如来佛,我现在这个紧箍儿可以去掉了吗?如来佛说,你自己摸摸看。孙行者一摸自己头上,那个紧箍儿已经没有了。”
胡厥文的这段话,用简单的语言说出了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的道理,在工商界中广为流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9年4月16日,胡厥文因病在北京逝世。
胡厥文,既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又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一个进步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升华过程。胡先生西去经年,如去在这里向胡先生行礼、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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